那是永垂青史的日子。1972年2月21日，应周恩来总理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了中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28日，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美国方面还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这是一个恢复两国关系的联合公报，经过漫长的岁月，美国人开始有了一点对台湾问题的认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197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中美两国在各自首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在美国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断交、废约和撤军”建交三原则，中方在美售台武器问题上也采取了灵活做法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这一次除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外，两国政府各发表了一个声明，美国政府声明白纸黑字写着：“同日，即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至此，由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一代政治家共同开辟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得以圆满完成。建交伊始，中国第一位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其后，刘华清副总参谋长和耿飚副总理率军事代表团相继访美。
但是，在建交初期，在签订联合公报后不久，美国以“不抛弃老朋友”为由，制订并于1979年4月10日经国会正式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案违反了建交公报的原则，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埋下了中美两国日后在台湾问题上争执的隐患。
令人遗憾的是，中美关系头两年的发展是起伏不定的。由于美国强调同台湾恢复“官方关系”，在台湾设“联络处”，拟售台先进的F—X战斗机等行为，中美关系一度面临降格甚至破裂的危险。通过中国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美国被迫在几个企图倒退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重新回到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轨道上来，这体现在经过10个月谈判最终于1982年8月达成的第三个联合公报上，俗称关于美售台武器的“八一七公报”。公报称：“两国政府重申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美国政府声明，它不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就任美国第52届总统，美中关系随即成为他椭圆形办公桌上的大事，其对华政策格外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最大的考验莫过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对这一问题，美国朝野酝酿着新一轮的交锋。
日本《产经新闻》1993年2月25日刊登题为《有迹象表明，克林顿总统就任后美中关系已开始“日益灵活”》的评论说，克林顿在赢得总统竞选之后不久。于美国国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就对华关系问题发表演说：“我为布什前政权在最近几个月为中国政治所带来的变化感到满意。我以为，决不能孤立中国。”美国国会调查局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指出：“克林顿的这种‘变心’在有关对华姿态问题上意味着他将预先扩大今后可供选择的幅度。”不过，在华盛顿的亚洲问题专家中也有人分析说：“去年金秋时节天皇和皇后两陛下成功地访问了中国，日中关系已日益密切。这正是敦促克林顿总统改变初衷的最大理由。”
据新华社记者报道，2月26日克林顿在美利坚大学发表对外贸易政策演讲，提出美对外贸易的五大步骤：第一，必须治理好美国国内经济，为此，已经提出了一项新的国家经济战略，这将使美国有对付挑战的新方向；第二，把贸易作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为此，政府正在制定迎接挑战的全面贸易政策；第三，要尽最大努力发挥美国在主要经济大国中的领导作用，不能与主要工业化国家拧着干；第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步发展，发展中国家是美国产品出口迅速扩大的市场；第五，要使民主在俄罗斯和世界其他新的民主国家获得成功。
他在演讲中谈到亚太地区和中国时说：“我们应当同诸如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组织进行合作，以便使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也自由化。对于这一点，我要说几句话。美国对于亚洲的繁荣和民主的进展所做的贡献在使人感到骄傲的同时，也令人忧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在日本看到了这种贡献。随后，我在台湾看到了这种贡献，台湾作为一个地区同时变得比较进步和较少采取镇压手段。我在韩国看到了这种贡献，韩国作为一个国家变得比较进步和较开放。我们现在正在对中国经济呈现出令人惊叹的新活力做出重大贡献，中国现在的年增长率为10％，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很大的比例。我说，我想要继续保持这种伙伴关系，但是我也认为，我们有权期望人权和民主方面的进展，因为我们支持这种进展。”
克林顿的这一讲话，博得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人们认为，这位新总统毕竟是明智的政治家。5月28日，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公布了《总统关于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声明》，宣布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1年，但附加要求中国“遵守《世界人权宣言》”，“释放非暴力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中国人”，“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以及遵守1992年劳改产品谅解备忘录等7项人权条件，同时将核扩散和贸易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克林顿将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的政策受到中国政府强烈抗议。这一政策也为克林顿自己设下陷阱，为日后在人权问题上与国会协商留下后患。不过，通过这种形式，克林顿已将对华政策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根据美国有关专家分析，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将被民主党内至少三个不同派别所左右。第一派是前卡特政府官员，如霍尔布鲁克，他们倾向于赞成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第二派包括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这样的民主党议员，他们主张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第三派是跟前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和亨利·杰克逊一脉相承的劳工领袖和民主党保守派，他们过去一度热衷于鼓吹对苏联共产主义采取强硬政策，现在又宣扬要努力在中国实现民主。
目前，赞成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霍尔布鲁克的前卡特政府派，正在积极对克林顿施加影响。并为改善他同中国的关系积极奔走。
霍尔布鲁克是民主党圈内人的缩影。他曾在卡特执政期间任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密切参与卡特1979年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决定。他还是克林顿对外政策的顾问之一。克林顿入主白宫，他可能是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选。
7月24日，克林顿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谴责北京的演说。就在此之后8天，霍尔布鲁克匆匆访问了北京，会见了中国高级领导人。当钱其琛9月访问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时，霍尔布鲁克还专门为他举行了晚宴。
霍尔布鲁克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中所讨论的问题，成了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在美国的一些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声称，他们听说霍尔布鲁克是作为克林顿特使专程去北京的，他要中国领导人不必担心克林顿竞选时的激烈言辞，因为如果克林顿获胜，中美将保持切实可行的关系及保留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霍尔布鲁克否认了上述说法，但直率地承认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晤。
霍尔布鲁克这次神秘的北京之行，使许多美国人对克林顿强硬的对华政策产生怀疑，也表明民主党政府将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举棋不定。许多美国外交问题专家一致认为，无论谁在11月份赢得大选，下届美国总统在决定如何对待中国这一问题时将面临许多同样的压力。
这些美国人的怀疑不无道理，根据以往事实证明，美国总统执政时的政策往往同他在竞选时说的不同，因为美国总统历来奉行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克林顿也不会例外。他要从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采取力量平衡的策略维持地区稳定，但更多地强调使用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非军事手段，达成其全球战略目的。
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是他的全球战略思想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反映，也是其国内政策的延伸。根据克林顿有关对华政策的论述和美国有关专家对这一政策的分析，中美关系的今后走向，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看：
（1）中美关系可能会进一步降温
维护“民主”和“人权”。既是民主党的纲领。也是克林顿宣称奉行的“克林顿主义”的实质。因此，克林顿把美国的所谓民主价值观，作为确定国家与国家之间敌、我、友关系的尺度，并认为“别人如何治理他们的国家，美国不能不管”。这种强权政治的论调，预示着克林顿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他可能打着“人权”的旗号，支持民族分裂活动，打着“民主”的旗号，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支持“台独”，阻碍我国统一。他还主张建立“自由亚洲”电台，开展对华宣传攻势。克林顿批评布什政府对中国采取的为求稳定而牺牲民主和人权的做法，并声言他上台之后，不会姑息北京“暴君”。总之，克林顿有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采取比布什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
克林顿同美国历届总统一样。也将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处理国家关系。他在竞选讲演中曾明确提到过，“冷战时期，我们需要打中国牌，而现在不需要了”。在克林顿看来，中国在一定意义上已失去了美国战略需求的价值，中美关系没有必要保持以前的“热度”。
保持世界各地区的力量均衡，是美国战略的重要原则，也是克林顿奉行的政策。从目前中国的政策和现状来看，克林顿还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统一步伐的加快，也使克林顿忧心忡忡，当他一旦认为中国增长的力量可能会造成亚洲地区的力量失衡，并且威胁到美国在这一地区和世界的霸权利益时，便会出来干预。
以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使中美关系趋向复杂化。
（2）中美之间的对抗会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克林顿战略思想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美国的内政与外交协调一致，以内政为本，以国内经济发展为先。因此，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要受到其国内经济利益和国内政策的多方面制约。克林顿在中国兜售“民主”、“人权”的同时，不会不注意中国的庞大市场和中美贸易目前的规模及前景，不会不担心失去中国市场将给美国民众带来的经济方面的损害。所以，克林顿在对华政策上，不会置美国的经济利益于不顾。克林顿作为“民主”和“人权”的卫道士，会对中国采取进攻行动，但这一行动肯定会控制在不影响或有限地影响美国经济利益的范围之内。
克林顿战略思想追求的目标，是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扮演号令天下的霸主角色。但阻碍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只是中国，更主要的是西欧、日本等西方国家。克林顿为了解决日益尖锐的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矛盾，不排除他仍要打一下“中国牌”。另外，中国是一个大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当今国际上许多矛盾的解决是不能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为了解决国际事务中的一些棘手问题，有时也不得不对中国做出一些妥协的姿态。
克林顿对华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美国商标的民主政治，那么，美国就不能不维持与中国的关系，保持较大范围的接触。这就要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孤立、封闭中国的做法。正像一些美国评论家所说：“克林顿当政后，可能会对中国采取一些较为务实的政策。”
在对外政策上，克林顿主张多使用思想进攻的方法，少使用“火力”进攻的方法。尤其苏联解体之后，他建议更多地削减军费，裁减大量军事人员，减少武器装备的生产，建立应付突发事件的小规模军队。目前，还看不出克林顿准备与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的迹象。
1993年下半年，克林顿提出在美国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一倡议很快便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绝大多数成员的积极响应。这也成为当时条件下两国高层领导人会晤的理想途径。
9月25日，克林顿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和助理国务卿洛德在白宫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李大使刚刚落座，莱克和洛德便轮番向李大使解释了美国政府刚刚结束的对华政策研究的结果，并建议1993年下半年中美双方举行一系列高层会晤，包括克林顿和江泽民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召开年会之机举行会晤。在两人做了这番说明之后，莱克站了起来，将一封克林顿致江泽民的信交给了李道豫。克林顿在信中写道：美国致力于推进一个“强大、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同时邀请江泽民出席西雅图会议，并阐述了美国对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新想法。
随后，洛德向中国客人递交了一份详细说明美国意图的外交密件。据一位当时参与会谈的美国国务院人士透露，这份文件还谈到美国支持中国的“统一”问题。
由于双方都希望促进中美贸易和维护两国的共同安全利益，在经济和武器扩散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机会增加了。在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方面，双方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1993年11月，克林顿再次给江泽民写了一封“非常机密”的信件，重申了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努力给双方首脑会晤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1993年1 1月7日，克林顿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一直很友好，支持他们的经济进步。美国“不能孤立像中国那样强大、像中国那样对世界前途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一直努力寻找适当的折衷办法，我认为我们确实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