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但从来不像世人那样看重金钱，甚至也从来不曾把金钱看做多么方便的东西；金钱本身是毫无用处的，要享受它，必须把它变成别的东西：必须购买，必须讨价还价，必须时常受骗；虽掷千金，难遂所愿。我本想得到一件质地好的货色，但如果用钱去买，弄到手必然是一件劣货。我以高价买鲜蛋，结果是个臭蛋；我以高价购买成熟的水果，结果是个未成熟的；我以高价找个成熟少女，结果是个淫荡的。我好美酒，但是到哪儿去找？到酒肆去吗？不论我怎样预防，结果我得到的还是伤身的劣酒。如果我非要称心满意不可，那便要操多少心，弄多少麻烦！我必须结识许多朋友，找代理人，送佣金，写信，东奔西走，等候佳音，而结果往往还是上当。金钱金钱，烦恼根源！我怕金钱，甚于我爱美酒。
摘自（法国）卢梭《忏悔录》Ⅰ
对于金钱的极端吝惜与无比鄙视兼而有之。对于我，金钱并不是多么可人意的东西；当我没有它的时候，我决不想它，当我有它的时候，由于我不知道怎样使用才合我的心意，只好把它长期存放起来；但是，只要遇到适意的良机，我便顺手花掉，连钱包空了都不知道。不过，不要从我身上寻找守财奴的怪癖——为了摆阔而大手大脚地花钱；恰恰相反，我总是偷偷地花钱，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我决不以挥金如土来炫耀自己，而是尽量隐蔽。我深深觉得，金钱不是由我这样的人使用的东西；只要手头有几文，我都感到可耻，更不用说去使用它了。
万一我有一笔足能让我过惬意生活的收入，老实说，我决不会当一个守财奴。我一定把这笔款子统统花光，并不用它生利吃息。可是，我的不安定处境使我害怕。我热爱自由，我憎恶窘迫、苦恼和依附别人。只要我口袋里有钱，我便可以保持我的独立，不必再费心思去另外找钱。穷困逼我到处去找钱，是我生平最感头痛的一件事。我害怕囊空如洗，所以我吝惜金钱。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从事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正因为这样，我才牢牢掌握自己占有的金钱，不贪求没有到手的金钱。
摘自（法国）卢梭《忏悔录》Ⅰ
这些普通率或平均率，可称为那地方那时候通行的工资自然率、利润率或地租自然率。一种商品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的价格出售的。
……
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做它的市场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和它的自然价格完全相同。
每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受支配于它的实际供售量，和愿支付它的自然价格(或者说愿支付它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的需要量，这二者的比例。愿支付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人，可称为有效需求者，而他们的需求，可称为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也许使商品的出售得以实现。此种需求与绝对需求不同。一个贫民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有一辆六马拉大马车的需求，他这种需求并不是有效需求，因为那马车绝不是为要满足他的这种需要而送往市场出售的。
摘自（英国）亚当·斯密《国富论》Ⅰ，7
一个几尼，亦可以看作一张票据。有了这张票据，可以向邻近各个商人，支取一定数量必需品和便利品。构成取得这些物品的人的收入的，与其说是金块，无宁说是他因占有这个几尼而能够换得的货物。如果这一个几尼竟然不能换得什么物品，那它的价值，就像对破产者所开的票据，同样没有价值。
摘自（英国）亚当·斯密《国富论》Ⅱ，2
有些国家的法律，禁止货币的利息。但由于在任何地方使用资本都会取得利润，所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资本都应有利息为酬。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法律，不但防止不了重利盘剥的罪恶，反会使它加甚，因为，债务人不但要支付使用货币的报酬，而且要对出借人冒险接受这种报酬支付一笔费用。换言之，要给出借人保险，他不遭受对重利盘剥所处的刑罚。
摘自（英国）亚当·斯密《国富论》Ⅱ，4
一个小兵捡到了一个发亮的皮包，里面装满了珍珠。他仔细地把皮包收藏起来，可是把里面的珍珠都扔掉了。在他看来，所有对他没用的东西也一定没有价值。
摘自（英国）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ⅩⅢ
一包金币多么美！钱柜多么美！
想想其中装的硬币、金条和现洋！
（可不是那种武士头的老金币，那些头和头盔的价值还抵不上给它的薄薄镀金哩！)这是十足的纯金的金币呵，币面有一圈金光围着一个呆板、庄重、妥靠的人物，是呵，现洋本来是阿拉丁的灯烛。
摘自（英国）拜伦《唐璜》ⅩⅡ，12
金钱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因为它不仅仅是满足一个人的某一方面的具体需要，而且它能满足人们抽象的一切方面的需要。
摘自（德国）叔本华《财产》
金钱，这个生活中无聊的东西，这个在公开场合谈起来就脸红的东西，可它的实际作用和它的规律却像玫瑰花一样美丽。
摘自（美国）爱默生《唯名论与唯实论》
一元钱不是价值，但它代表着价值，它最终代表了道德的价值。
摘自（美国）爱默生《财富》
一元钱在大学中要比在监狱中有更大价值，在一个和平的、有较高文化水准的、法律健全的社会中比在一个罪恶丛生的、由骰子、匕首、砒霜组成的场所有更大的价值。
摘自（美国）爱默生《财富》
你能够几乎毫无例外地获得金钱的各种方式，导致了堕落。
摘自（美国）梭洛《无原则的生活》
你能以足够的钱去打通一座大山，你却无法以足够的钱去雇一个正在从事他自己事业的人。一个充实的，有价值的人做他自己要做的事，不论社会是否付给他报酬。
摘自（美国）梭洛《无原则的生活》
金能够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只是因为它早就作为商品与它们相对立。与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过去就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在个别的交换行为中起个别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与其他商品等价物并列起特殊等价物的作用。渐渐地，它就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一当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才同第三种形式区别开来，或者说，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
摘自（德国）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Ⅰ，1
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因此，金执行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并且首先只是由于这个职能，金这个特殊的等价商品才成为货币。
摘自（德国）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Ⅰ，3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
摘自（德国）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Ⅰ，3
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金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必须以其金体(或银体)出现，因而作为货币商品出现，就是说，它不像在充当价值尺度时那样纯粹是观念的，也不像在充当流通手段时那样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表；另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的职能——不论由它亲自执行，还是由它的代表执行——使它固定成为唯一的价值形态，成为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存在，而与其他一切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立。
摘自（德国）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Ⅰ，3
从本质上说，在社会经济当中，货币的发明除了能够节省时间和劳动以外，没有其它任何意义了。它是一个使工作干得更快、更简便的机器，如果没有它，除了工作会做得更慢更不方便，我们又能怎样呢？像其它任何机器一样，当它出现故障时，它只是产生一种自身的明显而独立的影响。
摘自（英国）密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部，Ⅶ，3
货币的价值与它的数量呈相反方向的变化，其它东西也是这样。但货币数量的每一增加，都引起它的价值在相同程度上的减少，而数量上的每一个减少都引起价值相同程度的增加，它们在比率上是极为一致的，这一点是货币所特有的性质，它应该得到很好的研究。
摘自（英国）密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部，Ⅷ，2
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被热情燃烧的人的身体那样，一旦和黄金接触，就使它们迅速地凝结在一起。
摘自（美国）马克·吐温《非凡的金矿》
那么，告诉孩子们追求金钱是一种罪恶就是教他们学习最厚颜无耻地撒谎，教他们最虚伪地堕落。在我们的城市里，所有人都知道金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东西，是我们社会良心的闪光之点。它代表着健康、力量、荣誉、高贵和美丽，这就如同它代表着疾病、软弱、耻辱、下贱和丑陋对它的需要一样清楚明白，不容置疑。它使穷人变得绝望，使富人变得更加高贵，这一点并不是它的错误。只有当它大量地聚集在一部人手里，对他们来说它已变得没有价值，而对另一部人来说则求之不得时，它才成为一种可诅咒的东西。但它之所以成可诅咒的东西，只是由这样愚蠢的社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生活本身又成为该诅咒的东西。有两件事情是不可分割的；金钱是对社会生活进行分配的计算工具，金钱本身就是生活，就像金镑和银行券是货币一样真实。每一个城市居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根据正当的理由取得金钱，但这个任务不能这样来实现，即给四个人每人每天三先令，让他们干10到12小时的艰苦劳动，而给另一个人1000英镑而不需要他干任何事情。这个国家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更好的道德、便宜的面包、和平、自由、文化、拯救堕落的姐妹们和迷途的兄弟们，也不是上帝的慈悲、怜爱和友善，它最需要的仅仅是金钱，这个国家最应消灭的罪恶不是对上帝的不敬、苦难、贪婪、教士与国王的权术、蛊惑人心的宣传、垄断、酗酒、战争、瘟疫，也不是其它改良者们抛出的替罪羔羊，它最需要消灭的仅仅是贫穷。
摘自（英国）萧伯纳《巴巴拉少校》前言
全部文明的记录，就是一部金钱作为更有力刺激而失败的记录。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并没有认真努力去发财，而少数利欲熏心的家伙却在极小的机会下轻而易举的成为百万富翁，使人们大为惊奇的是他们的愚蠢和他们的财富形成鲜明地对照。事实上完全靠金钱的刺激在实践中证明已遭到彻底的失败，它不得不使我们从亚当·斯密和科布登转向早期托利党人和现代社会主义者。在自由契约和自由贸易中，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救世主。
对金钱刺激的相信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察之上的，人不是为了其它东西，而只是为了金钱才干事，这些粗心的观察者们认为人能够为了金钱去干任何事情。但这是明显地错了，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大多数人就不会比极少数人穷。他们还说人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金钱，这也明显是错误的，如果真是如此，人们就会总是挣钱而永远不花钱。一个普通人最重要，也是最艰难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生孩子了。但是当我劝说妇女们不要再生了，除非她们有钱养的起时，她们听了我的话后大为惊奇。她们坚持要生孩子，这并不是为了任何金钱，哪怕结果只能是她和孩子都挨饿。当然，我们应该把命题严格限制在这样的范围内，人们只是为金钱才做事，他们不是为了爱或其它任何事情做事。现实是，广大的劳动群众正处于贫穷的压迫之下。更加极端的情况是，没有人愿意走进这样一间房子，房子里赤身裸体、饥饿的儿童正在哇哇大哭地要吃的和温暖，并向他们的母亲讨上几个先令付给那个钱多的已对他没有任何好处的贫民窟的房地主，除非有人付给他钱让他走进这间房子。
摘自（英国）萧伯纳《收入的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