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顽强的历史研究探求精神并非是劳而无功的。1991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文章：《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形成和民族性：对回族历史和社会的研究》。这篇文章刊载于当年的《英国研究院中国研究简报》上。和美国人类学家的观点即回族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形成的“民族”这一看法不同，狄龙认为，回回民族性的历史开始于明朝以前。而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主持的对回族问题的研究而发表的《回回民族问题》进一步加强了这样的看法：回民是单一的、独立的民族群体。
过去的西方学者在区分维吾尔人和回民的问题上是比较混乱的。狄龙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回回（回族）在历史发展中与维吾尔族既有联系的一面，又有各自独立并存的一面。同样，西方学术界在回回的渊源问题上也是混淆不清的。狄龙以史料为依据指出：中国回回的主要渊源来自于波斯和中亚。他追溯了13世纪时波斯、中亚的穆斯林被强制移居中国的历史史实。他还以中国回民的语言中夹杂了不少波斯语词汇及波斯语化了的阿拉伯语词汇作了有力的佐证。在分析明代的伊斯兰教时，狄龙进一步指出，明朝是穆斯林适应汉文化、从而形成回回民族性的关键时期。此外，该文还略微谈到了中国门宦与中亚苏非主义的联系以及洪乐府道堂的实例。
1994年，狄龙在《伊斯兰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当代中国的穆斯林社团：文革后的伊斯兰复兴》长达30多页的文章。文章在引言中以一些基本数字作为事实指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进一步落实了正确的宗教政策而使穆斯林享有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中国穆斯林人口数字问题上，狄龙认为1982年和199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所公布的穆斯林数字是可靠的，从而否定了有些人利用穆斯林人口数字对中国在宗教政策上进行的污蔑。在对穆斯林人口的地理分布作了论述后，作者简略地叙述了回族的历史，又分别以专节讨论了宁夏回族和新疆的维吾尔族。在宗教礼仪这一部分，作者通过他的亲眼观察介绍了银川南关和西关清真寺、吴忠清真寺和同心县清真寺的宗教活动。狄龙博士然后又论述了伊斯兰教教派和苏非教团的问题。与其他西方学者显著不同的是，狄龙专门谈了隶属于清真寺的伊斯兰教育问题和波斯语课本在经堂教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此外，他还介绍了宁夏经学院和同心县回民女子中学、同心县阿语学校等新型的伊斯兰教育学校。接着，他叙述了穆斯林的语言和穆斯林社团生活，介绍了天津市天穆回族村的情况。最后的两部分是关于回族社团和经济改革开放以及穆斯林社团与国际关系的。作者讨论了穆斯林利用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积极发展生产和开展与伊斯兰世界的国际贸易，这不但改善了中国穆斯林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增强了中国穆斯林与伊斯兰世界的友谊和联系。
1996年，狄龙博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穆斯林的书。这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题为《中国的穆斯林》虽说是个普及读物，但在一些方面和西方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专著相比，有一些独到的观点和新材料。全书共分六章，并附录了一个专用词汇目录和一个参考文献目录。书中还配有几十幅反映了中国清真寺、中国穆斯林文化和生活的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在第一章“中国穆斯林”中，狄龙分门别类地逐一介绍了中国的10个穆斯林民族的总体情况。第二章中，作者主要论述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渊源和特点。这其中又分为“宗教传统”和“中国穆斯林的语言和文学”两部分。第三章是“穆斯林中心”，狄龙着重列举了喀什、吐鲁番、临夏和宁夏等地区的穆斯林聚集区的个案例子。在第四章中，作者专讲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这其中分为西安大寺、同心县大清真寺、银川的南关清真寺以及喀什的艾提卡尔大清真寺。作者还介绍了拱北（阿拉伯语，苏非教主的墓或伊斯兰教圣人的墓）建筑。狄龙在第五章中论述了中国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他从“饮食”和“中国穆斯林的职业生活”这两个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第六章是讲伊斯兰教和中国，分析了中国政府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政策。此书引用了一些中国学术界中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狄龙博士在如下几个方面向西方学术界就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问题提供了新意：（1）中国伊斯兰教分为两大系统：操突厥语的维族等族系统和操汉语的回族等族系统。这两大系统在宗教文化和宗教教育等方面有显著的差别；（2）新疆地区的清真寺可分为节日清真寺、城区清真寺、麻扎（阿拉伯语，坟墓）清真寺、主麻（阿拉伯语，星期五聚礼）清真寺、小清真寺和孤儿寺等几大类。它们在规模大小和社会功能上是不同的，因而发挥了不同的社会作用。但它们在宗教和社会生活方面又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组成一个独特的网络而连接了宗教社团；（3）中国的伊斯兰教文化在载体上来说除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巨大影响外，又深受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语言和经堂教育上，而且表现在宗教仪式和生活习惯上；（4）虽然中国穆斯林遍布中国各地，呈大分散和小集中状态，但在各穆斯林社团中仍有松散的联系并形成了互不统属的各个宗教中心。这些中心对穆斯林的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有着无形的影响；（5）中国清真寺建筑式样的多样性。这种纷繁性是与当时的文化氛围和地方环境有关系的。这本图文并茂的有关中国穆斯林的书向西方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共同提供了一个极好指南，使得中国以外的世界读者能了解中国穆斯林的文化和生活、历史和现状。
1999年，狄龙博士在英国伦敦的专门以出版东方学书籍而闻名的寇尔松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的穆斯林回族社团：迁徙、定居和派别》（China"s Muslim Hui Community， Migration， Settlement and Sects）一书。该书洋洋200多页，除了《鸣谢》《中阿术语》《前言》以及结尾的《附录：犹太人和蓝帽回回》《参考书目》和《索引》以外，全书内容分为11章。它们分别是：1．《民族和回族历史》；2．《明朝以前的中国和伊斯兰教联系》，3．《在中国定居：明朝的回回》；4．《清朝统治下的回族社团》；5．《19世纪的回族起义》；6．《20世纪初期中国的回族社团》；7．《教派和苏非主义（1）：伊斯兰教背景》；8．《教派和苏非主义（2）：中国的苏非教团》；9．《教派和苏非主义（3）：西道堂》；10．《语言和回族》；11．《当代中国的回族社团》。狄龙博士的这部著作是在他前部著作的基础上进行了材料的大量扩充后重新构架、分析、理论化而写成的。它应该算是西方学术世界中堪称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回族历史的专著。该书引用了许多中国学者的资料和学术成果。在出版前，笔者有幸拜读了他的初稿，并就初稿的许多地方与作者开展了讨论。狄龙在著作的前言里坦诚地相告：此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帮助，尤其从中国学者那里听取了许多意见。在写作期间，狄龙曾经专程去中国的西北地区与我国的回族学者专家座谈，并参观了宁夏经学院和同心县的中阿学校等。他说，他从回族学者、教师和学生那里得益不少，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在许多方面启发了他的学术观点。因此，可以说，狄龙的这部著作的学术思想是非常贴近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的，尤其是在回族的历史形成过程中、中国回族门宦的发展及其特点、回族的经堂教育和回族的商业活动方面，狄龙参照和借鉴了中国学者专家的观点。我们相信，如果此书得以翻译成中文发表出版，那一定会使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学者就有关中国回族史和伊斯兰教研究问题上的理论和方法，并且有很大的裨益和学习价值。
狄龙博士除有很好的汉语知识外，他还懂日语和法语。此外，他还学过阿拉伯语、波斯语、维吾尔语和土耳其语。为学维吾尔语，他买了不少维语口语磁带和教科书。在他的书房书架上满满地陈列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外文书籍。他还订阅了《回族研究》杂志，并对中国学者和回族学者的学术成果印象很深。他认为《回族研究》杂志的问世和发行是对中国回族研究和伊斯兰教研究的一个很大推动和促进。他高度评价了中国学者包括穆斯林学者在保存中国伊斯兰文化和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他认为，要客观地写出一部回族的历史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在1994年我们会见的时候，他提到他要写回族史和新疆维吾尔族史的书。最近，从国外新书讯中风闻狄龙博士又出版了一本有关回族史的新书。1998年6月，他在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伊斯兰教研究专家时说，他希望来年到中国西北作一次历时半年的田野考察。我们衷心祝贺狄龙博士在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问题研究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外国学者在历史学研究和对中国穆斯林研究领域上的坚持不懈的执着追求、严肃态度和勇敢的献身精神。
本文参考资料：
Michael Dillon： China"s Muslims（《中国的穆斯林》），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伊斯兰教研究杂志》）， 5：1 （1994） pp. 70-101.
Bulletin of British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英国研究院中国研究简报》） （1991）， pp. 15-24.
Dictionary of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词典》）， Londo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东方社会经济史杂志》）， vol. xxxv.
Modern Asian Studies（《近现代亚洲研究》）， 26：3 （1992）.
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 London.
Michael Dillon： China"s Muslim Hui Community， Migration， Settlement and Sects（《中国的穆斯林回族社团：迁徙、定居和派别》），London， Curzon Press， 1999.
原文刊载于牟钟鉴主编的《民族与宗教》（第五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