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儿子，即云南王为数个回回穆斯林谋害事件暴露了穆斯林和蒙古人在云南的紧张关系。意识到其儿子在该地区推行的不得人心的政策而引起蒙古人和穆斯林之间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忽必烈任命了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以赢得穆斯林的支持。赛典赤利用外交手腕巧妙地遏止了新的蒙古王子和蒙古贵族的权力，限制了他们对封地采邑的权利，剥夺了他们的兵权、财权和行政大权。《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第3064-3065页。面临穆斯林部署的强大态势，蒙古贵族不得不让赛典赤掌管全省的事务。纳速拉丁继续其父的限制蒙古人权力的政策。穆斯林那时的地位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赛典赤的第三子忽辛（他当时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处死了几个为蒙古亲王谋事而用中国宗教中的谶纬和玄学等“妖法”来扰乱社会治安的人。《元史》，第3069页。
3．赛典赤和其子推行的儒家风化政策和措施
赛典赤来云南之前曾在华北和中原任过各种职务。在其执政云南的六年中，他从政轻缓，举止温柔，对土著居民宽以为怀，慷慨大方，施以仁政。他从他的孩子、部下和氏族部落信众中任命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这其中包括纳速拉丁、月忽乃（Yuhuna ad-Din？）、忽达（Khuda？）、赤阿（Shi"a？）、阿鲁（Ali）、舍八失（Shabasi）、爱鲁（Aru）和张立道、杨琏、赵子元等为诸路的宣慰使、都元帅、招讨使、总管等职。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云南府志》，台湾影印本，第19卷，第17-21页。在昆明地区，赛典赤的第一项工程是兴建孔子庙。他在春秋两季举行尊孔的祭祀活动。为学校购置儒学书籍。还为学校设立了学田作为弘扬儒学的基金。1276年，他还将游牧民族和少数民族的部落酋长制度改革为郡县制结构的行政制度。他对拒绝归顺朝廷的土著居民部落贯彻了孔夫子的仁政政策。他设驿站邮路，教人农耕，发展灌溉系统，修建堤坝来鼓励人们发展农业。为便于当地人民，他恢复了传统的贝货流通制度。他还改革了赋税制度。他教育百姓遵守礼俗，比如以跪拜作辑来行礼问候。在婚姻上，他推行男女婚嫁做媒。在葬礼上则告诫世人使用棺材来替代不卫生的习惯。对个别部落酋长在皇帝面前说赛典赤的坏话，或无中生有地诬陷，他则从轻处理，甚至宽恕别人。《元史》，第3065-3066页；还见马注：前引书，第443页；刘发祥：《咸阳王抚滇功绩》以及《赛典赤赡思丁家谱》。他在云南推行的儒家政策得到了以张立道（？—1298）张立道不遗余力地帮助赛典赤在云南当地居民中推行体现儒家思想的政纲，比如，建立儒家教育制度，为灌溉工程筑堤蓄水。见《元史》，第3917页。为代表的汉族官员的支持。这显示了在赛典赤任云南平章政事期间与汉人官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当赛典赤逝世时，人们内心是如此悲痛以至于葬礼举行时，昆明街巷上到处是哭泣声，人们倾城出动进行悼念。这与供职于北京朝廷的另一回回、任财政大臣的阿合马死时适成鲜明对照。赛典赤贯彻的儒家思想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又为他的儿子纳速拉丁和忽辛等进一步加强。其结果是有助于将云南融合进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帝国，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为什么赛典赤选择了儒家政策而不是伊斯兰教化的纲领？
一些学者探讨了赛典赤在云南采用儒家政策的动机。对这样一位权势赫赫的政治家且又虔诚于伊斯兰教的信仰但并不贯彻伊斯兰教化的政策，这似乎的确饶有兴趣。罗塞比（Rossabi）提到了赛典赤推行的儒家政策，但他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参见他的“The Muslim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载John D. Langlois（朗格洛依斯）主编的 China under Mongol Rule（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ulinston University Press），1981年，第290页。美国学者阿密欧-侯赛因博士认为历史上和政治上的伊斯兰教的总的温和特征是赛典赤推行儒家政策的驱动力。Armijo-Hussein：The Sinicization and Confucianization of a Muslim from Bukhara Serving under the Mongols in China（布哈拉来的穆斯林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做官：他的华化政策和儒家政策），向纪念约瑟夫·弗莱彻国际研讨会《中国伊斯兰教的遗产》递交的论文，麻省剑桥，1989年，第10-15页。台湾学者林长宽博士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基于这样的角度：从赛典赤的家谱来看，赛典赤是有华化的背景。林长宽（Lin， Chang-kuan）：“Muslims in Yunnan from the Mongol-Yuan to Manchu-Qing Period， Their Origins and Islam：a Historical Survey”（从蒙元到清朝时期的云南穆斯林，他们的渊源和伊斯兰教：历史概述），台湾《民族研究所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21期，第71页。这两种观点都有理由。但依笔者看，最重要的是，云南边陲地区在元代以前就和中原内地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而且，通过这种联系，云南人民就已经耳濡目染地受到了中国内地文化的影响。考虑到这一点，穆斯林统治者用儒家思想作为最有效的办法来促进地区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赛典赤的政策还为时代潮流所决定。因为，蒙古人征服了汉地以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开始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儒家思想来统治中国。这就是为什么蒙古皇帝起用穆斯林来当省一级的长官，因为穆斯林在过去已经积累了与汉族人打交道的广泛联系和经验。在蒙古统治者和广大内地和边区的汉民之间，穆斯林是最好的中间代理人和联系人。
4．赛典赤的后裔和他们在定居点中的作用
赛典赤和其儿子们在发展云南并将云南与中原融合一起中发挥了如此显赫的作用以至于中亚和波斯定居者的后代子孙们都愿意将自己的祖先要么追溯到赛典赤或者追溯到赛典赤的部属和家族成员。即便今天，许多回回宣称他们是赛典赤的后裔。有些人甚至保存了赛典赤家谱作为历史证据。赛典赤孩子们中有数位在云南的任官期限满了以后继续生活在云南。他们的家族发展成了氏族，他们的人口繁盛起来。根据马注的《清真指南》，忽辛的后裔是生活在昆明、陆良、呈贡和嵩明地区的回回。月鲁帖木儿的后裔生活在建昌。马速忽的后裔生活在大理、蒙化、永昌、腾越和楚雄。马注自己则追溯其祖先到马速忽。马注：前引书，第49页。在河西纳家营的回回认为纳数鲁，纳速拉丁的孙子，是他们的祖先。根据《赛典赤家谱》，赛哈智在云南任宣抚使以后就定居在大理的喜洲，他的后裔今天仍居住在周围地区。赛典赤的女儿嫁给了赛典赤的部下林坚。沙甸姓林的回回宣称他们是赛典赤的后裔。沙甸村史写作组编：《沙甸回族史料》，开远印刷厂，1989年，第35页。
四、穆斯林定居点中的社会阶层
蒙古人统一了中国以后，尽管许多中亚的穆斯林成为元帝国的官员，更多的穆斯林是进入云南的蒙古人-穆斯林混合军队中的屯田士兵、工匠以及为蒙古人和穆斯林官员服务的其他劳动者。在穆斯林定居点中，这些穆斯林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有些甚至被认作隶属于官家作坊和工坊里的奴隶。
1．屯田士兵
元朝历史上，云南曾经有十二个屯田基地或屯田营，它们很可能有穆斯林居住并从事屯田。《元史·兵志》，第2575-8页；还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6-267页。然而，地方资料为有关穆斯林定居点的问题提供了更具体的信息。在楚雄，中亚的士兵组成了一个定居点。《楚雄县志·地理、风俗》，1910年手抄本，第2卷，第27页。在洱源的三营地方300名鞑靼士兵驻防那里的战略要地以抵御吐蕃军队。《大理府志》，转引自马绍雄、马守先：前引文，第56页。1275年，在鹤庆东部，100户从中亚来的色目人和维吾尔人家被征募进屯田营。他们被安排耕种1600亩土地。《元史·兵志》，第2576页；另见潘锦华：《鹤庆的回民起义》，载《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第76页。在蒙化的回回墩，来自于花剌子模的乌尔鞬赤（玉龙杰赤）的回回们屯垦戍边。最早的驻防营地为三家带有蒙古人姓氏的回回家庭居住。他们分别是铁姓、石姓和龙姓。这些迁徙的回回人使用蒙古姓氏表明他们被赐予蒙古贵族的姓氏。《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前引，第183页；1994年10月底时我在巍山县回回墩作田野考察中，听到的口头传说也证实这样的记载。在临安，500名穆斯林士兵落居在屯田营。白玉祥：《建水古寺》，《中国穆斯林》，1987年，第1期，第33页。从中亚康里部落来的500士兵于1310年驻防在永平屯田。花剌子模人在南华驻防屯田。《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前引，第34-35页。由沙希德丁领导的穆斯林士兵于至元年间（1264—1294）来保山的施甸落籍为屯垦戍边。他们甚至为农业灌溉工程挖沟、疏浚河道。马应良：《施甸回族简史》，手抄本，转引自杨兆钧主编的《云南回族史》，前引，第30-31页。在海口和里仁有赛典赤的亲族和部落民们进行屯田。寻甸县柯渡镇回回营清真寺赛家马家谱，碑文。在乌蒙，维吾尔士兵由马速忽直接指挥，于1327年被安排到数地屯田和戍边。《元史·泰定帝本纪》，前引；李正清：《云南昭鲁事件》，载《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云南写作组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90页。这样，在和平时期，迁徙来云南的中亚士兵在各屯田营中从事农耕。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军事和战斗的性质越来越减弱时，这些中亚的穆斯林中的绝大多数变成农民。朝廷政府向屯田营的每屯田户赐予面积大约为26.5公顷的土地作为生计。屯田士兵们还享有免税的特权。只有超过26.5公顷的土地将被要求征税。《元典章》，第24卷，引自杨兆钧编的《云南回族史》，前引，第27页。
2．工匠
兀良合台在一场攻城战中使用大炮摧毁了当地军队固守的雅赤城墙。这也许是被征募的中亚炮兵来到了云南。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49-50页。忽必烈还派遣了制造弓弩的工匠来云南。在巍山回回墩落居的屯田士兵中包括一些工匠们，数代人之后他们把军营发展成一个商业繁华的小城镇。明初，加工毛皮的作坊、做马鞍的作坊、弓箭作坊、首饰店、铁匠铺和碾米坊等林立，由此形成了十字路口。参见《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二），前引，第182页。1937年，在一次田野调查中，一位回回学者在大理南部的一个小村里看见了一块发黄的羊皮，上写有阿拉伯文字。羊皮的四角画有刀、斧、凿等其他工具的图案。羊皮边缘上的夹木片已经朽坏。持有这块羊皮的是一位当时有80岁的回族老人。根据他的说法，这张羊皮证书是从其祖先一直传下来的，其历史追溯到明初。当时，在蒙古贵族的作坊中被招募来的中亚工匠和他们的后裔们世代服苦役。蒙古人被推翻后，明王朝废除了他们的奴隶地位，并发给像这样的羊皮证书。这位老人的祖辈十代以前是个皮匠。大理回族编写：《大理白族自治州回族简史》（讨论稿），大理：手稿，1985年，第5-6页。当时在云南，许多传统的工艺，比如硝皮、制作马具、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前引，第33页。铁器打制、玉石加工以及蓝青瓷器的生产它们被甚至称作“回青”瓷器。“回青”生产于明代。据说，拜占庭帝国是通过阿拉伯人学习到制作蓝青瓷器的技艺的。参见The China Review（《中国评论》），1878年，第6卷，第5期，第346-347页。等都是由回回工匠世代营作，它们成为一些回回定居点中的特殊工艺和加工业。
3．其他劳动者
一些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穆斯林被派遣去开通从昆明到昭通再到叙州（四川宜宾）的水陆驿站和邮路。1276年和1278年，阿里（或爱鲁）被命令负责督察这项工程。工程于1281年完工。《元史·世祖本纪》，前引。一些穆斯林由此就被留在驿站上工作。其他穆斯林则工作在盐矿。建昌某村的一块石碑的碑文陈述一位马姓穆斯林的历史时有这样的内容：“该马系色目人，元初随忽必烈征大理而留居剑川，后为弥沙土巡检。其祖马哈只（朝觐过麦加的人获此尊称——本文笔者注）开弥沙卤水二井而煮盐。”云南民族学院编：《民族调查研究》，第4期，转引自马兴东：《云南回族族源考》（一），《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第28页。穆斯林还被派遣到禄丰的盐矿上工作。在云南大量的穆斯林移民中，有医生、天文学家和其他专业人才。因为那时云南设立了药政局和天文观察台。夏光南：前引书，第50页；另见《元史》，同上。通常这两个机构由中亚人掌管。
4．商人
穆斯林商人参与了蒙古人对中原的征伐以及随后的蒙古贵族建立的统治政权。蒙古人为什么重用穆斯林？因为穆斯林在跨文化区域交流中获取了与汉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和能力。元朝的蒙古皇帝们喜欢任命穆斯林商人担任财政和行政部门中的高级职务。虽然在《元史》中有关回回们的传记中没有他们经商的任何暗示，但在蒙古人签发的征服军队中的中亚穆斯林官兵里多半有穆斯林商人混杂其间。在蒙化回回墩的屯田营中，回回从蒙古贵族那里贷款做行商的本钱。这个回回屯田营里组建的马帮运输队在四川和印度之间的交通道上从事丝绸和香料的贸易。这是滇西地区移居云南的中亚穆斯林定居点中有回回马帮运输的最早证据。《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前引，第182页。
五、和当地土著部落民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