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当时诸葛亮也没有看明白其中的危险。那么襄樊战役打响后，前后经历半年之久（从建安二十四年7月开始至12月结束），不用说吴国始终密切关注，作为参战国蜀地怎能就不知道呢？自荆州借出去那天起，吴国自始至终也没忘记要收回来。关羽前去攻打襄樊，荆州城防空虚，吴国随时都有可能去偷袭，天天打仗的诸葛亮岂能思虑不到？至于为什么不劝止，也不派兵增援，只有一点能说明此事：诸葛亮故意为之。
正如章太炎大师猜测，关羽不论是在权力方面，还是跟刘氏家族感情方面都要比诸葛亮高出一筹，诸葛亮想在蜀国达到他要的地位，不是一见很容易的事，其中关羽就是一个绊脚石，正好关羽不知道深浅，贸然发动战争，天赐机缘，诸葛亮对此次战争来个不闻不问。
正是由于诸葛亮的不作为，致使荆州丢失，关羽被杀。
替罪羔羊
古人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诸葛亮北伐时期，蜀国经过刘备一败已经大伤元气，加上南征，综合国力雪上加霜。不说大环境三国鼎立始终处于危机状态，单讲蜀国自己也已显现羸弱之态。恰巧此时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失败了，而人们把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了马谡，都说是因为马谡失街亭才导致全盘皆输，马谡因此获罪被杀。
事情过去了一千八百多年，街亭之败，马谡之死已成定局。值得人们怀疑的是：街亭那么重要的战略重地，诸葛亮为什么派一个不懂实战的马谡驻守？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马谡战败就必须被杀呢？
建兴六年春，诸葛亮开始北伐，由于诸葛亮“钦点”的先锋马谡严重缺乏实战经验，驻守街亭时被魏将张郃，轻而易举地击败，导致蜀汉政权这场由诸葛亮策划的首次北伐不但整个无功而返，而且还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本来诸葛亮也不希望马谡失败，马谡出征时诸葛亮还给他派了大将王平做他的副手。可他没有充分估计到马谡理论很强，实战却是没有。而所派的副手王平虽然大字不识一筐，打仗却是老手。针对街亭的重要性，诸葛亮不让王平主持，看得出诸葛亮在有意识地提拔马谡，培植党羽。
马谡是马良的弟弟，诸葛亮跟马良称兄道弟感情很好。《三国志·马良传》：“臣松之以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良弟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
襄阳记曰：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孟获以服南方。马谡的计谋跟诸葛亮所想不谋而合，自然很受诸葛亮器重。
诸葛亮亲自提拔与之过往甚密，又长期处于权利中心、熟知蜀汉军政事宜和局势的谋士和亲信———马谡作先锋大将。诸葛亮让马谡当先锋，为的是马谡因此可以积累战功。为了把马谡提拔更高政治阶层增加砝码。
《战国策》中有类似事情的记载：赵太后刚刚执政，秦国就急忙进攻赵国。赵太后向齐国求救。齐国说：“一定要用长安君来做人质，援兵才能派出。”赵太后不肯答应。左师触龙去见太后。说：“从前赵国建立的时候，被封侯的子孙没有后继人了，不光是赵国，其他诸侯国君的被封侯的子孙，他们也没有后人在了，他们当中祸患来得早的就降临到自己头上，祸患来得晚的就降临到子孙头上。难道国君的子孙就一定不好吗？这是因为他们地位高而没有功勋，俸禄丰厚而没有劳绩，占有的珍宝却太多了啊!现在您把长安君的地位提得很高，又封给他肥沃的土地，给他很多珍宝，而不趁现在这个时机让他为国立功，一旦您百年之后，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站住脚呢？……”马谡现在的情况有些相似之处，诸葛亮想重用他，无奈他以前没有功劳，现在机会来了。在此次选拔北伐先锋人选的问题上，诸葛亮充分表现出了他性格当中刚愎自用的一面。刘备临终前，曾特别提醒过诸葛亮说马谡是个外强中干之辈，不能把重任交给他。然而在刘备去世以后，“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可见诸葛亮并没有把刘备的告诫当回事，甚至可以说是“背主”行为。由于马谡严重缺乏实战经验，结果导致诸葛亮所统帅率数路大军，被曹魏五大名将之一张郃，轻易于街亭一带先后逐个击破。
如果北伐取得一定战果，那什么问题都会烟消云散，然而此次北伐不但无功而返，还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问题便显得格外严重起来。
首当其冲，诸葛亮要面对如何承担失败责任。他“违众拔谡”，致使街亭失守。
首先，就要接受来自魏延等实力派干将的质疑：先帝临终前已经明确表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你还要违背先帝意旨、不用我们而“违众拔谡”；其次，也是他最怕的，是来自朝中的政治对手李严等人的诘难。诸葛亮一直在排挤李严，在这次北伐整个过程中，身为“统内外军事”的托孤大臣李严甚至未能有一点点发表意见和起作用的机会。李严身守江州，始终漂泊在外，要想回朝廷内部，如此大好时机他怎能错过？
面对如此严重的政治危机，诸葛亮一方面上表自贬：“……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然而他也知道仅仅是“授任无方”、“明不知人”这样的说法，是不可能摆脱李严、甚至于是魏延、吴懿等人的责难的，因此另一方面诸葛亮还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这次由他全权指挥的北伐战役失败的责任，以便给自己一个脱身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显然就只能来自于马谡。于是其后果也只能是“戮谡以谢众”，诸葛亮则贬为右将军，但是却依然“行丞相事，所统如前”。马谡则做了他的替罪羊，成为了这场政治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
作为被诸葛亮亲自提拔的先锋大将马谡，当时并没有像广为流传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在军败之后选择了畏罪潜逃一途，后被缉捕归案，在诸葛亮判其死刑后，还没来得及执行，就于狱中病故。马谡之所以潜逃，就是因为马谡自己也清楚，他这一败诸葛亮所要面对后果的危险性。诸葛亮要想保全自己，必须亲自斩杀马谡。他不死诸葛亮就不能摆脱责任。
因此在狱中他才会在给诸葛亮的信中这样说：“原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殛鲧兴禹”是说鲧盗“息壤”治水，被天帝知道后，派火神祝融将鲧杀死在羽郊，取回了息壤，洪水再次泛滥。鲧死不瞑目，可是奇迹发生了，从鲧的肚子里跳出一个人来，那就是鲧的儿子禹；禹承父业，又历经九年，终将洪水彻底制服。
他援引“殛鲧兴禹”这个典故和使用“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这样的语句，一面表明了他自承有罪，另一面无疑也表明了他希望在目前自度不得幸免的形势下，能以他来承担罪责的这一举动，换取让诸葛亮躲过对手攻击，再继续主导蜀汉政权的局面，《安徽商报》曾有报道，一起发生在安徽萧县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受害人被肇事车辆拖出482米，身上的衣服全被拖烂。事发的第二天，有人前来自首，大家以为这个案子破了。但通过审讯发现，投案自首的人竟然是“替罪羊”。当晚驾车的肇事者其实是该县财政局的一位领导。上级做错了事，推出一个下属做“替罪羊”，然后，上级就可以逍遥于责任之外。这种寻找“替罪羊”现象，是一种丑陋的官场现象，危害多多。
结果是诸葛亮表现出一副严肃的态度，下定决心必杀马谡，丞相参军李邈求情被诸葛亮挡了回去。“马谡在前败绩，亮将杀之，邈谏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诛子玉，二世不竞，失亮意，还蜀。”
这充分说明了他此刻非常需要马谡去死，不然就不会对劝阻杀马谡的人厌恶到如此地步。由此可见他一再坚持要将马谡处死，而在判决马谡死刑时却又“为之流涕”，马谡死后又“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的态度，绝不仅仅出自与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在内，也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他非杀马谡不可，而且还惟恐杀不成。
实际上，真正可以导致马谡被处死的罪状，乃是马谡畏罪潜逃一事。但奇怪的是，在诸葛亮请罪自贬的表章中，对此事却连一个字也没提起，这也正是诸葛亮的厉害之处。
因为此刻的诸葛亮，需要让马谡来承担起北伐失败的主要责任，如果马谡是因为畏罪潜逃而被处死，显然在北伐失败的问题上，诸葛亮所要承担的责任就要更大一些。这一来对他自己所做的处罚就会显得轻了很多，不足以平息因此带来的这场政治危机，因此他才对此一字不提。而这样做的结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马谡之死，暂时解脱了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个荆楚集团在蜀汉政权中主导地位的危机。
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看来完全不像一直以来人们称赞不已的那样，是表明诸葛亮执法严明过于孙武，以及他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例证，相反的如果联系他纵容、变相支持法正滥杀无辜的事例来看，正好表现了他刚愎自矜而又老于政治手腕，作为一名权臣在政坛上善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面。
诸葛亮虽然借马谡的人头，成功地暂时摆脱了这场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但是他既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成果，也没能在政治上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更严重的是他非但没有证明自己在军事上的能力，还给李严以及像魏延、吴懿这样军中的宿将和在军事上有着多次成功记录的对手们，留下了对他军事能力进行质疑的把柄。因此他这次北伐的目的全然没有达到，甚至在政治上还可以说是完全失败和大大地退了一步。
唐代词人温庭筠在他的一首词中写道：“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诸葛亮混淆视听，避重就轻，推卸责任，舍车保将。马谡之死完全是诸葛亮逼的，是马谡做了诸葛亮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