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上书后主刘禅，控告杨仪等人意图造反；几乎与此同时，杨仪上书魏延造反的急报也送到了成都。后主难决，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究竟谁会造反，不幸的是，二人怀疑魏延造反。为什么呢？因为董允、蒋琬都是诸葛亮的人，况且丞相早就说魏延脑后有反骨，日后必反。
魏延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成了蜀汉逆贼，在南谷口与杨仪交战。交战前，蜀军将领何平在阵前责骂他：“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阵中将士听得此言，一哄而散。魏延与其子亡奔汉中，杨仪派遣马岱追杀，将魏延斩首，诛三族。杨仪踏着魏延首级，洋洋得意：“庸奴，复能作恶不？”
魏延回师是为了抵挡杨仪回师，并不是真想造反。只是在做法上有些过激行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诸葛亮委以重任的杨仪，在权力欲得不到满足时也开始发牢骚：“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才是一句真话，魏延要是真反，那能落此下场啊！
排除异己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一句话———“枪杆子里出政权”。无论是哪个国家哪朝哪代，每一次历史更迭都脱离不开军队的参与。军队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国家机器。兵权意味着政权，谁掌握了兵权谁就掌握了政治的主动权。诸葛亮是托孤大臣，所以决定必须得有军权吗？他真正掌握军权了吗？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国家的强弱都用车辆的数目来计算，经常看到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形容国家的强大。（乘，音shèng，意为辆。这里指古代军队的基层单位。每乘拥有四匹马拉的兵车一辆，车上甲士3人，车下步卒72人，后勤人员25人，共计100人。千乘之国，指拥有1000辆战车的国家，即诸侯国。）每个统治者功成之后，都要仔细考虑自己对兵权的绝对掌控问题。能够顺利交接兵权的，历史上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释”就是“解除”）。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成功后，即位后不出半年，面对跟自己打天下的功臣一个个军权在握，有些担心了，有朝一日他们也像自己一样，下面的人闹起事来，黄袍加身，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于是他想削夺他们的兵权。
这一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
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节度使。
三国鼎立时期也是一个战乱频繁时代。蜀国自从刘备死后，日渐走向衰亡。使人怀疑的是：刘备永安托孤时有两个人，一是诸葛亮，另外一个是李严，可是在刘备死后，真正在履行托孤责任的好像只有诸葛亮自己一个人，对于李严涉及很少。什么原因呢？
白帝城，刘备病危，急召诸葛亮跟李严俩人安排后事。至于两人觐见聆听圣谕具体情景史书没有记载。《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给演义了，罗贯中在书中有意要褒扬诸葛亮，所以他就写到：“且说孔明到永安宫，见先主病危，慌忙拜伏于龙榻之下”。刘备让诸葛亮做其床塌之侧，并扶其背开始交代后事。这很显然有毛病，因为罗贯中自始至终也没有谈到李严，可前文明明还交代了，刘备请“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等，星夜来永安宫，听受遗命”。
罗贯中显然在有意忽略李严，提高诸葛亮的出场次数。刘备要是个平常人，死了也就没什么，死了就死了，大不了是亲戚朋友哭一场，事情就过去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但刘备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一国之君，他死后直接面对的问题是，谁来继承他的王位。刘备是中道崩卒，他还没安排好继位之事就突然死亡了。新君继位后有很多事情要做，另外他的三个儿子尚幼，突然接管会不适应，需要有人来帮助辅佐。面对众多问题，刘备需要找托孤大臣辅佐幼主。可刘备也明白，所托之人权力太大，需找两个或多个人一起执政，互相钳制，于是在两个集团中各选了一个。诸葛亮可不是笨人，他一看就明白刘备的意图。如果让李严抢先，那他在蜀国的丞相职位可就不保。因此他处处争先，处处显圣。用过去自己打下的基础，处处排挤李严。
李严懂得文韬武略《三国志》中写到：“二十三年，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於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时先主在汉中，严不更发兵，但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又越巂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加辅汉将军，领郡如故。”李严每次任务都完成的很漂亮，充分显示出他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刘备让他二人共同辅佐幼主，意图也很明显。“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诸葛亮想一人独揽大权，也绝非易事。如果杀了李严定会引起朝廷众臣猜忌，弄不好还有意图不轨之嫌。最好的办法是———提调李严，夺其兵权，把他架空。
诸葛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他要让李严远离政治中心———成都。于是他就吹风说：“李严在白帝，东吴可无忧矣”。这个理由很充分，当时蜀吴已经决裂，陆逊亲领大军正虎视眈眈。君主刚死，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群臣也要扶刘备棺椁运回成都，后方一定要留一能人，这个能人是谁呢，诸葛亮就说，如果李严要驻守白帝，就不用担心东吴继续进兵了。
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李严能不留下吗？可他一旦留下，就再也不能回去了。
“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建兴元年，封(李严)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光禄勋：秦时称郎中令，汉武帝更名为光禄勋。王莽称司中，东汉又称光禄勋。曹操为魏公后设郎中令，黄初元年（220年）又称光禄勋，掌管宿卫宫殿门户。其属官有掌管宾赞受事的谒者、掌管御乘舆车的奉车都尉、掌管副车马匹的驸马都尉、掌管羽林骑的骑都尉，而大夫、中郎将等官是否是光禄勋的属官尚有争议。九卿之一。
同是托孤重臣，李严的地位离诸葛亮的地位越来越远了。开府、领益州牧，意味着他可以向朝廷推举府属官吏，并成为了益州的最高军政长官，都是把握实权的举动，而李严虽然也晋封乡侯、假节，但却只加了个光禄勋的虚衔，相比之下显然分量就轻得多了。结果李严被诸葛亮挡在外面。
退一步讲，李严守白帝，当时确实非常的必要。可等到诸葛亮执政时，已经派邓芝跟东吴再次和好，李严应该调回成都了吧！没那么容易，诸葛亮又有新的安排，他要北伐，让李严供粮草，并且调离白帝去守江州，原来再怎么样还是在一线作战呢，现在已经被调到远离东吴，排挤到二线来了。诸葛亮坚持一点，就是不能让李严进成都，谁都知道挨着君主近才好升官啊！李严一生也是在政治漩涡里混过的，他也清楚远离成都对他很不利。可他没有办法回去，朝中已被诸葛亮牢牢掌握。
建兴四年（226年），诸葛亮在即将伐魏前，调李严带他所辖的二万军队来镇守汉中。原来镇守汉中的魏延已经被诸葛亮以北伐为名，调离汉中，在诸葛亮帐下做一位不受待见的将军。李严看出诸葛亮阴谋，他要是也去汉中，那么他的军权也会被夺去。而他也将成为诸葛亮帐下的一名将领，那么他这个被刘备定为“统内外军事”、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大臣，将就此彻彻底底地丧送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地位和实力。
而诸葛亮在对此事的处理上，就相对显得比较无力。因为江州是蜀汉东部与东吴、曹魏交界处的二线重镇，和面对北方曹魏势力的汉中地位相当，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到汉中理由。
而富有政治经验的李严这个时候不但拒绝了诸葛亮这一要求，还借机发起了反击。他乘势提出将蜀汉东线的巴、巴东、巴西、涪陵等五郡组成巴州，并由他担任刺史。要诸葛亮从益州东部划出五郡设立江州，让他当江州刺史。如果答应了李严，李严就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王了。如此以来得不偿失了，诸葛亮当然不愿意。致使调动未成，此事不了了之。
从上面内容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诸葛曾试图兼并李严的部队，但没有成动；二、李严对于诸葛的所作所为也颇有微辞。难怪北宋兵法家何去非总结诸葛亮时说：“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
建兴八年（230年），曹军欲三路攻蜀，诸葛亮再次要李严带二万军队到汉中坐镇，李严又讨价还价。诸葛亮做出让步，任命其子为江州都督督军，接替李严调走后的工作，李严这才执行调动命令。李严率军到汉中之后，立即被诸葛亮任命为主要助手，就是“以中都护署府事”，这个府，指的是诸葛亮的丞相府，李严变成了诸葛亮的官属。同时，李严改名李平。这个任命，李平心里必不满意，因为他原想自己开府呢。李严也曾在给孟达的信中也曾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因此身为重臣的李严旁敲侧击要求“开府辟召”，纵然“情在于荣利”，也要欲与诸葛亮平起平坐。诸葛亮亦与孟达书曰：“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伪善面孔下，掩盖不住彼此蛇蝎之心。
尽管李严现在不能靠近成都，可他还活着，不知哪天就会出现在诸葛亮面前，要想避免此事发生，只有把李严置于死地。诸葛亮时时留意，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建兴九年，诸葛亮再次北伐，李严负责征集粮草，因为连阴雨，耽误送粮时间，延误了军机，诸葛亮以此联合朝中大臣弹劾李严：“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李严被贬为民。至此诸葛亮在政治上的一个劲敌去除。
李严已除，诸葛亮仍耍心眼，跟他的儿子又感慨了一番，说我跟李严共同努力辅佐汉室，他现在的遭遇，大概是天数使然。还好家里有积蓄，想开些，在家享福吧！真是打个巴掌给个枣，站着说话不腰疼，贼喊捉贼啊！当然，历史和现实中贼喊捉贼的现象并不少见，那些“救死扶伤”的医生以为患者负责的名义向患者勒索钱财、那些“为人民鼓与呼”的记者和奸商达成肮脏交易，想必从诸葛身上得到了不少启示。把人家逼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还有脸在旁边说一些风凉话。十足的一个伪君子。
过河拆桥
诸葛亮六出祁山，全无功绩，最终还累死五丈原。诸葛亮死后蜀国要撤军，事前诸葛亮把军权交给了杨仪，告诉他撤军时让魏延断后，姜维次之。结果魏延中途有变，先不说魏延真反还是假反，单看杨仪果敢力决，最终还是不负众望把蜀军带回来了，然而当他回到蜀地后，迎接他的却是削权、杀身之祸。杨仪每一步都是按照诸葛亮的计谋行事，为什么最后落个如此下场呢？
翻看中国历史，每朝每代都有屠杀功臣之事，特别是一个新的朝代刚刚建立之初。韩信之死，是西汉第一大案，也是一个名案和疑案，被看作是开国皇帝诛杀功臣的典型，使人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楚汉之争结束后，功高震主的韩信成了刘邦的一块心病。项羽一死，刘邦马上便夺了韩信的兵权；公元前201年，刘邦又以谋反为名将韩信诱捕。韩信被抓时，仰天长叹，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还算刘邦有良心当时并没有杀掉韩信，把他贬为淮阴侯。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在汉十一年，这个时候西汉王朝刚刚建立，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叫陈豨的起兵造反，听到陈反了的消息，刘邦勃然大怒，带领军队御驾亲征，去讨伐陈。这期间，韩信与陈有书信来往。韩信写信给陈说，你只管造反，我在京城给你做内应。而且他做了准备，准备把监狱里的人放出来，让他们去攻打皇宫。
吕后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啊？把相国萧何找来商量，萧何就出了一个主意。他自己去找韩信，说前方传来了捷报，咱们皇上打了胜仗，现在群臣都要到皇宫里去祝贺。韩信就相信了。
韩信来到长乐宫。长乐宫两边早就埋伏好了，韩信一进来，很多壮士一拥而上，把韩信捆了起来。吕后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先斩后奏，把韩信杀了———斩之于长乐钟室，就是在长乐宫里面一个放编钟的房子里把韩信杀了；而且立即下令逮捕韩信的家人———“夷信三族”，就是将韩信父族、母族、妻族三族的人全部杀光。
如果说韩信的死还有他自己不忠之因，那么文种的死可就是冤深似海了。
公元前497年，吴国大败越国。越王勾践屈辱求全，向吴王求降，去吴国给吴王夫差做奴仆，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于三年后被释放回国。勾践回国以后，为了不忘国耻“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打败了吴国。
那时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夫范蠡，一个是大夫文种。越国灭掉吴国以后，范蠡深知“大名之下难久居”、“久受尊名不祥”，故功成立即隐退，“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范蠡曾遣人致书文种，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结果文种不听，他说，你看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现在是享受的时候了，我干吗要走啊！越王素知文种的才能，他认为吴国已灭，文种已经没有用处了。如过他一旦哪天造反，将没有人能够制服他。越王起了杀心。恰巧文种生病，越王就带着把宝剑强行的去看他，并且还委婉的对他说：“寡人闻之：‘志士不忧其身之死，而忧其道之不行。’子有七术，寡人行其三，而吴已破灭，尚有四术，安所用之？”种对曰：“臣不知所用也。”越王曰：“愿以四术，为我谋吴之前人于地下可乎？”
勾践的意思是说，先生教给寡人七种杀人的办法，寡人只用了三种办法就把吴国给灭了，还剩下四种没有地方用啊，是不是你去先王那里试一试呢？言毕，即升舆而去。遗下佩剑于座。种取视之，剑匣有“属镂”二字，即夫差赐子自刎之剑也。种仰天叹曰：“古人云‘大德不报。’吾不听范少伯之言，乃为越王所戮，岂非愚哉！”复自笑曰：“百世而下，论者必以吾配子胥，亦复何恨！”遂伏剑而死。
杨仪的死也是诸葛亮卸磨杀驴。杨仪，字威公，襄阳人。建安中，杨仪为荆州刺史傅群之主簿，不久背傅群而投襄阳太守关羽。关羽命杨仪为功曹，遣往蜀中见刘备。刘备与杨仪共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甚为欣悦，因此辟杨仪为左将军兵曹掾，后丞相诸葛亮以杨仪为参军署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