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诸葛亮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因为只有加大战争的密度和长度，才能有钻历史空子的机会，才能满足自己“称王称霸”、“纵横天下，割据城池”的野心，这就叫做“混水好摸鱼”。至于这样的乱兵横行，会损失掉多少无辜的生命，那不是他们所考虑在内的，甚至是他们所期盼的，因为这些代表着他们的“实力”，可以成为他们向对手示威的“功绩”和“筹码”。更令人切齿的是，诸葛亮在眼见大势已去的情形下，还不愿意悬崖勒马，还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成语自我标榜、自我粉饰。《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作为一位高明的领导者非常需要具备知人的本领，更重要是自知，只有这样才能知彼知已，百战不殆。
我们之所以把文天祥，岳飞等人称为民族英雄，因为他们反抗的是侵略，与代表封建军阀利益的诸葛亮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用他们与诸葛亮相比较。王士在《冷血的英雄不要也罢》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今天所赞美崇敬的英雄，应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关天培、吉鸿昌……而不是为了个人或某个小集团的利益，置人民于战争的水火之中的野心家。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智慧，应是教人如何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幸福生存，愉快发展。可翻开历史，连篇累牍歌颂的，是一场场灾难深重的战争，一个个毫无人性的杀人不眨眼的大屠夫。对杀人和争战抱着津津有味的欣赏态度。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心态，源于什么？”
山川因诸葛亮的出世，多了一片片尸横遍野的焦土；人间因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多洒下一掬掬家破人亡的悲酸泪水。除了用如山的血肉给刘备集团的几个统治者及其后代造下安乐窝，对平民对社会，别说用今天的民主思想，就是从当时的人民大众的角度来拷问，诸葛亮的“三分天下”又有多大价值，多大意义？
还是用张养浩的小令《山坡羊·潼关怀古》道破天机：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贪天之功
三国时期，征伐不段，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其中赤壁之战堪为经典。诸葛亮巧借东风，孙刘联军大破曹操，至此奠定三国分立基础。《三国演义》把赤壁之战得的功劳全部给了诸葛亮，是因为他借的东风才烧的曹操大败。赤壁一战使诸葛亮威名远播，成为“顶级红星”。诸葛亮被奉为神人。隆冬季节他能借来东风，难道他真有通天之功吗？他真象人们说的那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吗？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一月，曹操率兵五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进攻东吴。孙刘联军凭借长江天险，抗拒曹操。曹操兵士大多来自北方，不习水性。于是曹操采用庞统之策，船尾相连组成“连环战舰”。
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晚上，月明星稀，曹操在战船上横槊赋诗，踌躇满志。升帐谓众谋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凤雏妙计。铁索连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操大笑曰：“程仲德虽有远虑，却还有见不到处。”荀彧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矣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时，吾早提备矣!”可见曹操还是考虑到天时的。
周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只是由于气候条件不利火攻，急得他“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诸葛亮用“天有不测风云”一语，点破了周瑜的病因，并密书十六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见，对于火攻的条件，曹、周、诸葛三人都有共同的认识。
三个人对火攻集中一点在是否有“东风”上。那么为什么东风能为诸葛亮所借得，而周瑜、曹操却没有想到呢？周瑜为破曹之事苦思冥想，甚至忧闷成疾；赤壁东南风大起时，程昱提醒曹操加以提防，但曹操却笑着回答说：“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看来，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气候的条件，只是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
然而，诸葛亮高卧隆中，长期生活在长江和汉水之间，对长江一带的气象变化一定是非常熟悉的。西北风只是气候现象，在气候背景下是可以出现东风，这是天气现象，其实他早就知道了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之间有东风。
十一月二十日是什么日子呢？原来那天是冬至之日。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有得到日照最多和得到日照最少的两个日子，这会引起地球表面各种气候的变化，古人虽不了解这样深层的道理，但却发现了这两个转折性日子的存在，分别命之为“夏至”和“冬至”，并用“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来概括这两个日子后的气候变化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冬至之前，如果阴气旺盛，在长江沿岸表现为西北风，那么冬至之后，阳气生长，风向则要发生变化，表现为东南风。
从赤壁之战中，长江江面盛吹东南大风，到后来曹军败走华容道又遇上倾盆大雨，这在天气形势上看来，当时很像是一次锋面气旋天气。
锋面气旋在我国，春季最多，秋季较少。它是一个发展深厚的低气压系统，其中心气压低，四周气压高。空气从外围向中心流动，呈反时针方向旋转。所以，处于气旋前部(即东部)的地方，吹东南风；气旋后部(西部)，吹西北风。气旋内部盛行辐合上升气流，能造成大片降雨区。因此，当连续吹东南风时，往往预示天气将要变坏。天气谚语说：“东南风雨祖宗，西北风一场空”和“东风雨，西风晴”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诸葛亮懂得天文地理知识，又长居襄阳，自然对该地区的天气状况了如指掌。他看到大家对这次天气变化都没有意识到，于是他就有欲盖弥彰的想法。他要借助这次机会显示自己，这才有了借东风之说。
诸葛亮为了把戏演好，大肆做了一次“鬼神表演”———筑坛祭天。古代时期人们本来就对鬼神有敬畏之心，经过他再偷天换日，给此次行动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十一月的一个夜晚，果然刮起了东南风，而且风力很大。周瑜派出部将黄盖，带领一支火攻船队，直驶曹军水寨，假装去投降。船上装满了饱浸油类的芦苇和干柴，外边围着布幔加以伪装，船头上插着旗帜。驶在最前面的是十艘冲锋战船。这十艘船行至江心，黄盖命令各船张起帆来。船队前进得更快，逐渐看得见曹军水寨了。这时候，黄盖命令士兵起喊道：“黄盖来降！”曹营中得官兵，听说黄盖来降，都走出来伸着脖子观望。曹兵不辨真伪，毫无防备。黄盖得船队距离曹操水寨只有二里路了。这时黄盖命令“放火！”号令一下。所有的战船一齐放起火来，就像一条火龙，直向曹军水寨冲去，东南风愈刮愈猛，火借风力，风助火威，曹军水寨全部着火。“连环战船”一时又拆不开，火不但没法扑灭，而且越烧越盛，一直烧到江岸上。只见烈焰腾空，火光烛天。江面上和江岸上的曹军营寨，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三国演义》中写到诸葛亮草船借箭以后，鲁肃曾问：“何以知今日有此大雾？”诸葛亮说：“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这就足见诸葛亮对外部条件的充分利用。
《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诸葛亮一出祁山后收降姜维，一路顺利。魏将曹真派人去西羌求救，西羌国王遂派十五万“铁车兵”夹攻蜀兵，蜀兵交战失利，来告孔明，时当十二月冬。孔明得知了羌兵的情况后对众将说：“今彤云密布，朔风紧急，天将降雪，吾计可施矣。”遂挖下坑堑，表面覆盖，任雪埋之，然后引诱羌兵追赶，结果铁车多滑入坑中，自相践踏，幸存者又被孔明伏兵冲杀，羌兵大败。
诸葛亮在战争中也利用过大雨天气来帮助自己取得胜利。《三国演义》第九十九回写道司马懿率四十万大军进攻汉中，而当时汉中守兵只有区区十万，根本难以抵挡声势浩大的魏军。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后，只派张嶷、王平二人引兵一千前往陈仓古道以挡魏兵。诸葛亮夜观星象，测定月内必有淋漓大雨。魏兵来时，大雨来袭，必能出奇制胜。
后来，果然是大雨连降一个月，平地水深三尺，军器尽湿，人不得睡，马无草料，以致魏兵死者无数，军士怨声不绝，司马懿无奈班师回朝，无功而返，在这里，诸葛亮利用了大雨的天气，以少拒多，成功抵御了曹魏地进攻。
善于利用外部条件，发挥自己长处，本无可厚非。诸葛亮利用别人麻痹大意之机，抓住机遇也没有什么错。可是他不能借题发挥，固弄玄虚，喧宾夺主，把功劳全部贪婪地记在一人头上。
诸葛亮在祭坛借风时，命东吴军士按照星宿之位筑坛插旗，然后选定吉时沐浴斋戒、身披道衣，前来祭风，并叮嘱守坛的将士不可擅自离开，不可交头接耳，不可失惊打怪，在支开鲁肃之后才缓缓登坛，焚香于炉，一曰上坛三次，下坛三次，弄得煞是神秘。
诸葛亮的行为让东吴的将士们感到甚是庄严而不敢有什么半点造次。而诸葛亮的目的正是要营造这么一种神秘感，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却在赤壁之战中坐享头功，而且可以在东吴将士还完全蒙在鼓里的情况下，找机会离开东吴，乘机和早在江边等候的赵云会合，离开充满杀机的东吴，求得全身而退。这一点，也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其实诸葛亮自己也知道借东风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迷惑对方，为自己赢得最大的好处。
诸葛亮登坛做法，故弄玄虚，神化自身，达到政治目的。这样一来，不但无限夸大了自己的功劳，还抢了周瑜和黄盖的统帅之大功，似乎火烧赤壁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靠诸葛亮做法得来的，众多大将和几万兵士们的出生入死全成了儿戏和过场。
诸葛亮在南屏山七星坛上披发仗剑、踏罡步斗、施法术借东风的场面，使读者和观众几乎无法分辨诸葛亮有几分人，几分神，几分妖。
指手画脚
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强调说过：“诸葛亮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但他所凭借的西蜀，在当时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而他所成就的规模比起曹操来要小得多。然而诸葛亮却被后人神化，而曹操却被后人魔化了。这是不公平的。”一代枭雄刘备死了，他的儿子刘禅即位，新老交替后，摆在诸葛亮和刘禅面前有一连串问题。诸葛亮身为托孤大臣，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将会如何处理好他与后主的关系呢？诸葛亮把自己定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后主刘禅将会如何对待诸葛亮？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这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成为千古佳话。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
诸葛亮辅佐刘禅是以托孤大臣的身份行事。自古托孤之臣从来都没有老实过，从周公开始一直到清末的顾命八大臣，他们身上都有欺主的嫌疑。
周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尚年少，周公作为叔父辅政。《淮南子圯论》说周公“履天子之籍”。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谓履天子之位也。”《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
周公的这些做法让人怀疑，其中有召公和太公两个人的猜疑。如果周公没有野心，召公、太公也是贤人，为什么都发生怀疑呢？特别是“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史记·秘蔡世家》)，因而发生动乱。《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有不少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的记载。从管叔、蔡叔的一贯表现看，他们是忠于周的。周公先是用计把他的哥哥，按“兄弟相为后”应该继承王位的管叔调离京都，又乘管、蔡怀疑动乱之机兴兵东征把他杀了。”《荀子·儒效》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屏者，除也，或蔽也；及，继也。周公屏除成王以继接武王的天下。
既然周公已经篡位称王，为什么又要还政成王呢？有的论者认为，由于召公、太公怀疑，管、蔡联合武庚起兵反周，关中地区也跟着乱起来，《尚书·大诰》称：“西土人亦不静”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之外，于是他改弦更张：一方面在平定管、蔡后还政下野：一方面又拉拢召公，与召公平分大权。《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除长子就封诸侯外，次子留守周室，世代共掌王政。
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像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利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口号十分有合理性，因为天子的正统性是一面旗帜，是不允许随意取代的。所以这样做，曹操即可以在政治上有了合法性的保障，又可以掌握实权进行统治。各地以士家大族为基础的诸侯虽有意见，但也不好反对。要是此时篡位的话，便丧失了正统性，有可能重蹈董卓的覆辙。曹操虽然不篡位，但实际上已经位及天子，没有必要再冒天下风险来当什么虚名皇上。
对于诸葛亮来讲，走曹操老路还是一个十分可行的方略。刘备死时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
诸葛亮安心辅佐刘禅，回成都后主掌蜀汉大权。自他上台后排挤李严，安插亲信，独掌朝纲。他开府理事，大小事物“咸决于亮”，俨然就是一个“假皇上”。最露骨《出师表》应是最好的证明。
诸葛亮掌握一切事务的决断权，在给后主的上书中厚颜无耻，对后主指手画脚。诸葛亮除了对刘禅提出了这样一些不能不从的“建议”外，当然也不会忘记安排他北伐离开成都后朝中的人事问题。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原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