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古藏珍养生益寿
古董（或称骨董、占玩、文旨古代留传下来的可供鉴赏研究的器物。凡古书画、古瓷器、古铜器、古玉器、文房器具、古书、碑帖、竹刻、木雕、牙器、扇12cm×9cm×7.1cm价值5万元子、印章、石刻、丝绣、漆器、陶器、料器、紫砂壶、珐琅、景泰蓝、鼻烟壶、甲骨、占砖、瓦当、名石、度量衡等等，小至鲁迅小说《离婚》中的水银泌“屁塞”，大至古典家具，均属这个范畴。
“骨董”一词“初无定字”（唐张萱《疑耀》），明代以前泛指杂物。北京苏轼《仇池笔记》
说：“罗浮、颖老取饮食杂烹之
食，名骨董羹。”南宋陆游诗云：
“诗成读罢仍无用，聊满山家骨
董囊。”骨董羹、骨董囊分别指食物和包囊。《水浒》中描写：“大名府在元宵节时，家家门前挂灯，户内四边挂名人书画和奇异骨董玩器之物。”这里的骨董是指珍玩异物，也不一定是古代器物。到了明朝及明代以后，“骨董”、“古董”、“古玩”、“文玩”才先后成为古器物的专有名词而出现在文人著述中。
古董，作为古人遗留下来的精华、历史文化的积淀，几乎每一件都会让持有者编织出许多动人的故事，它可以让人联想到六宫清代象牙口玳瑁蒙蝈蝈葫芦价值8000元粉黛的风流韵事，也可让人获知骚人墨客的兴会乐事，或许还凝结着寻常人家的一件家族往事。在中国人看来，虽说古董是古稀之物，但它总是与“玩趣”联在一起，不管它有多么值钱。赏玩古董，既是认知活动，又是审美活动，既能进德长才，又可怡情悦性，把人引入天人合一的极真妙境。
对古董的这种玩趣和妙趣，古人早有深刻的阐述。李渔《闲情偶寄》认为，观赏那些经历沧桑、古风十足之物，确是令人浮想联翩，胸怀开畅。
他说“观看古董，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然而古董可爱者，以其体质愈 陈愈古，色相愈变愈奇。”董其昌《骨董十三说》则认为，品玩骨董有助于消除疾病，延长寿命。这种活动可以与古人精神相连通，舒发郁结于心中的闷气，收敛放纵不羁的恶习。言及品鉴，他说：“饭后静坐，另设干净的几案，铺上红色的毛毡，加上有花纹的绵缎，顺序拿出所藏骨董，排列起来加以品玩。”这真是达人高士澄怀涤虑、与物熙和的风流格调。在如此幽雅的氛围中品味自己所收之古物，遨游于人类历史的浩瀚之海，寻觅采摘文化积淀之珍珠，的确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
藏玩鉴古这种文化活动所带给人的美感和快乐，不仅仅表现在人们品味自己珍玩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心旷神怡，而且每当搜集到或偶尔得见一件精妙之品时也会欣然陶醉。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惜钱财购求古今名人书画和三代奇器，回到家中，共同品鉴把玩，“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金石录·后序》）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宋仁宗时，“华阳杨裒，好古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又说，钱塘沈振藏唐冰清琴，知名琴家陈圣与从振借琴弹赏，爱不忍释。至于米芾癖石，苏轼、黄庭坚癖砚、癖墨，更是为人所熟知。据说他们每获得一件新奇而独特的爱物，自得其乐之情便油然而生，以致内心的积郁和对时势的感叹也借此渲泄，官场的种种不快统统得到了解脱，世间的一切烦恼完全丢在了脑后。这种愉悦，只有酷爱藏玩的保古、尊古者才能感受得到。
古往今来，人们几乎都生活在繁杂的社会中，除了以保持、繁衍生命为目的食息劳作外，还要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纵观世人之娱乐，藏玩鉴古堪称一项理想的娱乐。
它是一种清静之中的享受、闲暇之中的纳福，真可谓其乐无穷！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人们的衣食住行属于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的好坏固然是人们身心健康的一大要素。但是，仅有物质生活的合理调剂而无精神生活的遣兴，人们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有句名言：人生在世，谁不寻觅快乐。快乐的方法不胜光绪八宝奇珍墨一套；579.7克价值3万元其数，所形成的结果有情趣高低、雅俗之别和持续时间长短之分。古董玩赏的功用就是在于能使人获得一种健康、高雅而持续的美感。这种快乐是其他娱乐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当代算具藏家陈宝定先生在谈到藏玩与健康的关系时提出，藏玩者在整理欣赏藏品时要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因而能起到调节神经、裨益健康的作用，其原理如同我国的气功疗法。这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鉴古藏玩除了具有精神保健的效果，亦可直接作用于肉体保健上。香港玩家李英豪先生在《护身玉》中讲到，他的一位世伯手指常感无力，且伴有麻痹，颤动，后来得到两件古玉，时常把玩，结果手指的症状消失了。“玉环之体，人手使人心荡”，温润的古玉抚摩在手，确有其特殊的保健功效。其它玩器，比如摩挲竹器、盘宜兴壶等，也有类似之功。如此看来，“藏玩悦性，鉴古益寿”的观点不仅符合古代的养生原理，而且在现代人的生活实践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集古藏珍，养生怡神。古董中所蕴含的古趣、雅趣实在是妙不可言，人们在藏玩中所获得的收益和实惠真是无可比拟。
二、开掘藏品蕴藏的文化财富
收藏能激发人们对各种古物觅底寻根的探索精神，并促使人们开掘新的研究领域。以清末民国的甲骨研究而言，试想如果没有王懿荣、王襄、孟广慧、端方、刘鹗等收藏家的收藏欲望和鉴赏知识，我国已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殷商的这段历史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搞清。
收藏，不仅为甲骨学的创立和甲骨文的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是我国金石学、版本学、古钱学等学科开创之先譬如金石学。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研究物质文化的学问，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古代铜器和石刻。金石学肇创于两宋，兴盛于清代。其创立或兴盛，都与民间收藏的繁盛有着直接的联系。
“其学之盛衰，盖系于古物发现之多寡”（朱剑心《金石学》重版图55汤定之书札序）。没有一批私人收藏家对古物的热心发掘、收存和考订，金石学也就成了无本之本。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清代冯云鹏、冯云鹅的《金石索》等大量金石著述，多是在收集和研究私家藏品的基础上产生的。尤其是清朝末年，简牍、印章、封泥、瓦当及甲骨等相继出土而不断进入私家收藏，使收藏家具备了新的研究资料，进一步丰富了金石学的内容。举凡工业中的冶铸、制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乃至于绘画、雕刻、戏剧、古天文、气候、地理等考古资料，大都可以从私家的文物收藏品得到。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间收藏是金石学生长的“沃土”。
又如版本学。它是研究图书版本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的学问。古人藏书、读书十分讲究版本。这是因为古书的版本很多，往往同一本书有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版本。大凡藏书家多选择那些校勘认真、精校精注的版本加以收藏：而且对版本多有研究。如清代钱泰吉的《曝书杂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跋记》、瞿镛的《铁琴铜剑楼书目》、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续记》、叶德辉的《郎园读书志》等，均为私人藏书家专录版本的书目。我国私人藏家对图书的鉴藏活动，不仅为版本学的创立打下基础，而故宫博物院呈文1949年写本4通5页价值1000元—1500元且通过他们对版书的研究和著述，使这门学科不断充实和完善。
再如古钱学
它以古代钱币为研究对象，传统的古钱学主要研究古代钱币的形制、书体、重量和成分等。对古钱进行系统研究和品评的钱币学家，几乎无一不是持有大量古钱藏品的藏泉家。我国流传下来的现有最早的古钱币著作，除了南宋洪遵的《泉志》，还有清代李佐贤的《古泉汇》、鲍康与李佐贤的《续泉汇》等，其作者均为大名鼎鼎的藏泉家。从清代至民国年间，总共有57部钱币著录，除乾隆时敕编之《钱录》外，其余皆私家之籍。可以说，从古至今是藏泉家的私人著述奠定了钱币收藏、鉴定的基础。
在当代，民间收藏对于促发人们去发现新的“宝物”，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仍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著名家具收藏家王世襄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收藏古代家具，并从美术史等角度研究古代家具的发展历史和艺术特色，几十年锲而不舍。“十年动乱”中，他受到迫害，被赶进一间小屋。但他仍然舍不得自己的藏品，把家具堆放在一间仅有的小屋内。在既不能让人进屋，也不好坐卧的情况下，他和老伴只好踡跼在两个拼合起来的明代的柜子里睡觉。当年黄笛子先生曾赠他一联：移门好就厨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额是“斯是漏室”。在这种艰苦的境地，王世襄对其藏品进行品评、研究，分析和归纳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具制作特点，写出《明式家具珍赏》等力作。他在《家具的欣赏与使用》一文中指出：“从无数的明清绘画可以看到明代的室内陈设朴素简单，家具疏落有致。入清以后，才日见重叠拥挤，而家具本身也越来越繁琐。”（见《文物天地》1986年第一期）这是在大量收藏和探讨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王世襄对古代家具美学意义的开掘，是他对家具藏品进行纵向研究的结果。
四十开26.5cm×20cm
价值15万元—16万元
已故文史掌故家、鉴藏家郑逸梅先生，一生从事过新闻、教育、电影编剧等职业。他收藏有金石书画、书刊杂志、文房四宝、信札名片等，几乎无所不及。青年时代，他曾与辛亥革命时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人物柳亚子、高天梅、李叔同、陈巢高、高吹万、苏曼殊、胡蕴、余寿颐等皆有交往，南社成员1000余人，他认识1／3左右。热衷于收藏的郑逸梅，当时就留心收集南社的各种资料。社员的著作，或由人赠送，或自己购买，星星点点，积累很多。
社员中有好几位是报章杂志的编辑，采登了较多的社友作品，对此，他也全部保存起来。尤其是南社社员的信札，哪怕片纸只言，他都用心收藏。70多年过去，这些资料在别处已无法寻觅，只有在郑逸梅那里仍保存完好。他对这些藏品反复钻研、分析、条理、考证，理出了南社的成立始末、活动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并为170余名社员作了小传，于1989年写成了洋洋数十万字的《南社丛谈》一书，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又遵约编成《南社诗选》一书。他那炼石补天之作，不仅是对半个世纪前这段文坛往事的追忆，更是他个人研究成果的记录。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他对藏品进行横向探讨的结果。
多年来，民间收藏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无形的，是难以用具休数字来衡量的。如鞋饰收藏家骆崇骐和他的研究成果《中国鞋饰文化》，绕贵祥和他的研究成果《毛泽东像章研究》，早巳受到海内外的重视。蓝翔收藏并研究筷箸文化，李寸松收藏并研究民间玩具，王树村收藏并研究民间年画，李继友收藏并研究社火脸谱艺术，均属于“创造性的开掘”。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突破性的。
对收藏者的基本要求秦朝有位名叫子甲的人，平生最喜欢收藏古物。一天，有个商人拿着一张破草席对他说：“这是孔子讲学时坐过的席子。”子甲大喜，慷慨地以几亩良田换下这张“古席”。
没多久，又有人拿来一根残旧的藤条拐杖，说：“这是周文王的祖父逃难时用过的，比孔子使用的破席还要早上几百年。”子甲更喜，卖掉全部家当，买下这根拐杖。过了一段时间，子甲在街上遇到一个摆地摊的商贩，手里拿着一只破木碗，说道：“这是桀王就餐时盛饭的木碗，一直流传到现在。”子甲不由分说，卖了房子，买下了这只“古碗”。后来，子甲变得两手空空，沦为乞丐，四处乞讨，可是仍然念念不忘收藏古物，挨门挨户求要姜太公用过的“九府钱”。
这个笑话所说的子甲，是否真有其人，他的收藏活动真相如何，现已无法考察清楚。但从这则笑话中看到，子甲这个人对收藏古物确实入了迷，可是由于他不具备对古物藏品的鉴别本领，只能听任别人的欺骗和戏弄。
钤印：兰陵孙氏渊如、丁纶恩印
题跋：武愤价值1.2万元—1.5万元
郑逸梅先生在《人物与集藏》一书中指出：收藏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资历，二是鉴赏力，缺一不可。古物多指文物、古董、古玩。相对来说，这种藏品不但价值较高，而且鉴别的难度也较大。是否具备鉴别古玩的能力，对古玩藏品的真伪、时代、作者、产地、原料优劣、材料精粗及其在历史、科学、艺术上的意义和价值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古玩收藏者尤为重要。要真正提升收藏的品位，必须提升藏家的素质和素养。首先是“学”，就是说收藏者眼界要高，广泛涉猎鉴藏知识和相关学问，以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文化素质是收藏的根基，文化素质太低，收藏者的收藏活动总是处于一种必然王国之中，而对藏品的认识懵懵懂懂，若明若暗，不但在收藏中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且很难得到有价值的收藏珍品。近人赵汝珍在其《古董辨疑》自序中，谈到分辨古董藏品时，特别强调文化基础的重要。他说：“盖辨疑之道极难，必也具有古董整个领域内之常识，再辅之以广博之经验，特殊之阅历、深邃之研讨及超人之智力，方能胜任。”这虽是20世纪40年代所言，今天看来，仍有它的道理。其次是“识”，即是说收藏者要见多识广，接触藏品丰富，无论是真品还是赝品，都要广泛接触，以提高自己辨别年代和真伪的能力。记得我国一位资深的文物鉴定家同学习文物鉴定的学员有一段对话很是耐人寻味。有学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