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末期一直到整个的民国期间，就是成天价这么兵荒马乱的，真是没有一点儿闲暇之时。
也许就是这天灾人祸的原因，我们家的祖先们就这样一代一代地衰败了下来。国之将亡，焉有家乎？
那个清初的邓翰林再风光，再为后辈感念，也毕竟不能再生了。再说，严格地讲，我们这一家，和邓翰林传下的那一支，早就出了五服了。也就是说，邓翰林的爷爷和我爷爷的第八世祖是同一个人，但从那一代以下，就分了两大支，邓翰林是长六房的，而我们则是二四房的。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支叉分得越多，离得就越远。我们这一支的后代们，看样子是怎么也沾不上那个邓翰林的阴德了。
据说，我爷爷的父亲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地无几亩。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他时常带着纺好的线和织好的布到集市上去卖，去的时候连口粮都舍不得带，只随身揣一把干胡豆（蚕豆），喝几口凉水了事。慢慢地，有了一点钱，买了一点地，到我爷爷的时候，家里大约已有十几亩地了。
我的这个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按成份划分来说，大概不能算是手工业者，只能算是个农民兼营手工业者吧！
前面说过，我的爷爷是1886年出生的。我们这一家人到了我爷爷这一辈，据说是三代单传，就是说三代人中都只生了一个儿子。旧社会的中国，完全是封建的重男轻女。其实我的爷爷还有几个姐妹，但都不算数，所以我爷爷还是被称作“单传”。
我的爷爷叫邓绍昌，字文明，一般人都只叫他邓文明。我们从未见过这个爷爷，父亲也从不提起他的爸爸，只是从奶奶的嘴里听到一星半点关于他的事情。因此对于他，我们这些孙辈并没有什么印象，只是从小听见爷爷的这个名字，觉得很好玩，尤其用四川话一叫，更觉特别可笑。
最近我问了一些亲戚，才了解了一点爷爷的情况。
爷爷小时候读过一点书，但算不得知识分子。因为家里有了一些田地，他便不用再去种田，而是雇佣个把长工种地。因此，他的阶级成份是个地主。但因田产不多，他这个地主充其量也只能是个小地主。
按照我叔叔邓垦的说法，爷爷是一个典型的旧社会的人，他的思想和生活都是旧社会的，但对旧社会又不满意。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广安县所在的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北地区，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就受到了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就是重庆地区巴县人。邹容的一篇战斗宏文《革命军》，如满天阴霾中的一声霹雳，震撼了中华大地，同时也给他的故乡的革命运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906年，孙中山的同盟会在重庆建立了支部，进一步地推动了四川的革命斗争进程。1907年开始，同盟会在四川各地先后举行了好几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1911年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便已在四川荣县领导起义，宣布独立。11月，同盟会在四川重庆地区的长寿、涪陵宣布起义。11月21日，广安的同盟会率军攻占广安，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11月22日，同盟会的重庆蜀军政府成立，标志着清王朝在重庆的封建专制统治的覆灭。
在四川，特别是在川东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活跃和革命起义蓬勃发展之时，我的爷爷二十五岁左右，正是年青气盛、血气方刚的年龄。他生长于革命思想和运动都相当活跃的地区，受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是完全可能之事。因此他支持辛亥革命，并且在地方上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行动。那时他们的目标是灭清兴汉。在广安的革命军中，他还当过类似排长那样的小指挥官。当时的革命军在广安县城对面设有大寨、小寨两个军寨，大概驻有一二百人。那时候的社会已相当混乱，因此参加革命军，都是自愿加入。辛亥革命的时候，我的父亲才七岁，因为爷爷在革命军的寨里驻扎，父亲还曾去过那里，住过两个晚上。虽然那时父亲还小，但我想那种革命的气焰一定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浅的印象，因为直到今天，他还记得这件事情。
我的这个爷爷，对于做生意和发家之道可能并无多大本事，可是他为人比较讲义气，又参加过一些“场面上的事情”，因此在当地的社会上可以算得上有名气的了。
四川有一种民间的帮会组织，叫作“袍哥”会，也叫作“哥老会”。哥老会曾先后参加过反洋教运动、保路运动和辛亥起义，在四川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我的爷爷曾在他们协兴乡的“袍哥”中当过“三爷”，也就是第三把交椅。而这种三爷又叫管事，可能在“袍哥”组织中管理日常事务吧。后来爷爷升作“掌旗大爷”，也就是第一把手或首领了。
民国三年（1914年）左右，爷爷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那时的团练局长是由县长委任的。由于委任他当团练局长的那个县长垮台了，爷爷的团练局长也就当不成了。在这以后，他还当过本乡的乡长。
据说，爷爷在当团练局长的时候，曾带兵剿讨过华蓥山的土匪郑某，结下了仇。后来郑某被政府招了安，一下子当了师长。这个师长可比团练局长权大势大得多了，于是爷爷就跑到重庆避难，在重庆一住就是八年。正是由于他到了重庆，结识了一些朋友，才知道了有留法勤工俭学这么一回子事，才把儿子从乡下找来送去留学，也才使他的儿子走上了一条颇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爷爷当家以后，可能过于热心于外部世界，热心于社会事务，因此没有花多大的精力来经营家业。由于他当团练局长时挣了一些钱，家业也相应有所扩大，后来家中大约拥有一百多挑谷（合二十多亩的土地）。爷爷本人不参加劳动，雇佣个把长工，但家境并不宽裕，有时甚至相当困难。为了供儿子念书和其他一些开销，有时还不得不卖掉一些田。他虽然有不少的旧思想、旧习气，但是总的来说思想还比较开明。他一知道消息就把长子送出国留学；知道儿子们在外面参加革命他也不反对；儿子们在外面搞革命实在没饭吃了，给家里写信，他还卖田卖谷地寄钱资助。儿子们寄回来的一些革命书籍和刊物，他收着藏着，装了满满一大箱子，直到最后国民党搜查得紧了，才和我奶奶一起忍痛烧掉。
我的爷爷就是这么一种典型的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混杂着新旧思想的人。
爷爷死于1936年。
他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十多岁就离家，一去不回。二子又出去念书，也参加了革命，有家无归。第三个儿子也闹着要出去闯天下，这下爷爷不干了，可能他是想让三子留在家中承继家业吧。但这个老三不肯听话，偷着要跑，爷爷一气之下追他而去。爷爷本来就有便血的病，可能连气带累，病情突然加重，竟然死在了外面。这时候，他还没有过五十岁的寿辰。家里的人突然闻此恶讯，悲痛欲绝，不得不现买了一块地，把他葬在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地方。
爷爷一生先后娶过四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姓张。我算了一下，大约是在他十三岁时成亲的。不到两年，张氏死去，没有儿女。
第二个妻子姓淡，就是我的亲祖母。淡家亦是广安县望溪乡的一支旺族，清代曾有人在湖北通城县、江苏嘉定县和甘肃渭原县出任知县。这个淡家姑娘嫁给邓文明的时候，淡家比邓家家业大得多。爷爷与祖母大约是在1901年成婚的。190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长女邓先烈出生。那时爷爷才十六岁。1904年，他们的长子邓先圣出生，这就是我的父亲。1910年，次子邓先修出生，他后来改名邓垦，是我的二叔。后来三子邓先治出生，他用的名字叫邓蜀平。
我的这个亲祖母，一个大字不识，但为人十分能干，也很会讲道理。当时在乡里面，街坊邻居发生了什么纠纷，都请她去断道理。她还会养蚕，会缫丝，卖了丝赚些钱以补家用。在她们淡家，几个女孩都很能干，儿子却都不行。在本书的前面我曾提到一个和我父亲同岁的舅公淡以兴，就是我亲祖母的弟弟，他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无用之人。我的爷爷很少时间在我们协兴乡的老家，凡家中事物和诸多子女全凭亲祖母一人照料。父亲对他的母亲十分敬重，他说过，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据说我的亲祖母十分疼爱她的大儿子。儿子出门，一去不复返，有时音讯全无，使她十分挂念。有人说她是想儿子想死的，我猜想，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旧式妇女，既要撑持家务，又要思念子女，劳累加上心伤，是她早逝的双重原因。1926年，她病故了，再也没有见到她梦魂萦绕般思念的儿子。
爷爷的第三个妻子姓萧。她为邓家生下了第四个儿子邓先清后不久便病死了。
最后，爷爷娶了一位姓夏的妻子，这就是现在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我们无比热爱的奶奶——夏伯根。
奶奶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可她还是那样的健康矍铄。她的一生既平凡又不平凡。奶奶的父亲是嘉陵江上的一个推船工人。这是一个真正的贫苦人家，田无一垄，地无一分。她有一个哥哥，但很小就病死了。她的母亲因悲失娇儿，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奶奶的父亲带着这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奶奶十几岁的时候嫁了一个丈夫，职业是给人作“中人”（有点像现在的公证人），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不久就病死了。后来，她带着女儿再嫁给了爷爷。她一共生了三个女儿，第一个是我的二姑姑邓先芙，第二个邓先蓉十来岁时病故，第三个就是我的小姑姑邓先群。我的小姑姑出生才不到一岁，我的爷爷就死了。
爷爷的去世，无疑对奶奶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不幸。她是寡妇再醮，没有生过儿子，又不当家，本是没有地位的人，但她聪明能干，颇识大体，为人又爽快侠义，因此甚得乡亲爱戴。她会织布，会种田，还特会做饭。邻人家里打架闹纠纷，也都找她去主持个公道。家里当家的三叔其实并不理家，全靠奶奶辛苦劳作。她和淡氏祖母一样，成为我们邓家赖以维持的顶梁支柱。
综上所述，我的爷爷共有七个子女（不算早死了的）：
邓先烈（女）、邓先圣、邓先修、邓先治、邓先芙（女）、邓先清、邓先群（女）。
我的大姑妈邓先烈比父亲大两岁，嫁给了一个唐姓的地主，比邓家有钱多了。她也高寿，至今还在人世。
我的二叔邓垦（邓先修），1937年参加共产党。他可以算是我们邓家唯一的文化人，作过记者，作过文化工作，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副市长、武汉市副市长和湖北省副省长，现在退休在武汉。小时候，我们觉得他最不像他的大哥，因为他个子又高，人又英俊。可现在，当他和父亲坐在一起时，我们又觉得，他最像他的大哥，只不过一个高点，一个矮点。
我的三叔邓蜀平（邓先治），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有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一点革命的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他兄长的倒台受到牵连，被迫害致死。
我的二姑姑邓先芙，解放前夕的时候在念中学，当时和地方上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四川解放后，她进入西南局办的西南军政学校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机关的机要工作。她现在已退休，只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的职务。由于她长期在四川工作，人又热心肠，又“爱管闲事”，一天忙于各项公益事业，所以四川的同志们都亲切地叫她“邓大姐”或者“邓娘娘”。她的丈夫叫张仲仁，曾任四川省档案局长。我的这位姑父可真正是位实实在在的忠厚老实之人，不但工作勤勉，为人又勤快、又踏实，是我奶奶最喜欢的女婿。
我的四叔邓先清，幼小时便丧母，全靠我的奶奶把他带大成人。但他从小身体不好，所以一直在四川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的小姑姑邓先群，是我们家长辈中最小的一个。奶奶说她从小就是一个“野人”，上树掏鸟、下河摸鱼，什么调皮的事都做，从小挨打也多。解放后她随我们家到了北京，在实验中学读完中学，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除了“文革”期间，她一直在军队里工作，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是解放军仅有的几个女少将之一。由于年龄的关系，小姑姑既是我们的长辈，又是我们的好朋友。她性格活泼开朗，从小就和我们一起玩一起笑，有时简直不分长幼。她的丈夫叫栗前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副司令员。他们这一对夫妻，在哈军工是同学，在解放军中又同是负有一定职责的干部。因为我的姑父是位少将，所以我们这些晚辈就不叫他姑父，而总喜欢逗笑地尊其为“栗大将军”。
奶奶最喜欢的女婿是二姑父，最喜欢的女儿却是小姑姑。不管怎么样，我这两个姑姑和我们的关系最亲近，她们的几个孩子也都从小放在我们家里，由奶奶给她们带养，也供我们全家人当“小玩具”。
我的爷爷是一代单传，而到了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下一辈，简直数不清有多少人了。
曾经是三代单传的我们这家人，到了现在，应是人口最兴旺发达之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