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即已拟定一批人到莫斯科学习，其中就有邓希贤。
同年11月18日，已在莫斯科的袁庆云给傅钟等人的信中又提到：“准备在最近的期间，候我们有信到，叫你们动身，便马上动身。”
12月9日，莫斯科又给傅钟等人来信：“11月18日寄你们的信想已收到。关于邓希贤、刘明俨、傅钟、宗锡钧、徐树屏五人接到此信后尽可能的速度动身前来。如宗锡钧不能来，即以李俊杰（即李卓然——作者注）补充之。必须来此的理由前函已说明，站在C.P.及革命的利益上必须即刻来此学习。”
由此可见，父亲等人已接到莫斯科的中共旅莫支部的指示，正在着手准备赶赴莫斯科。他们一边进行革命工作，一边做工，一边已作好离开法国的准备。所以当法国警方前来搜查之时，他们说走就走，没有半点拖拉，于是法国警方只能扑了个空。
1月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发出通告：“赴俄同志二十人，已决定今晚（1月7日）由巴黎起程……他们大约不久即可回到中国。同志们！当我们底战士一队队赶赴前敌时，我们更当紧记着那‘从早归国’的口号。”
1926年1月23日，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缩写）负责人刘明俨写道：“1月7日，此间有二十个同志起程赴俄。”其名单中有：傅钟、邓希贤、李俊哲（疑为李俊杰之误——作者注）、邓绍圣、胡伦等。
1月7日，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坐上北去的列车，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上车之时，他们接到了法国警方颁发的驱逐令。这份驱逐令实际上是要令他们永远不要再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当时气势汹汹的法国警察当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于二十年代驱逐的人，五十年后竟然以国宾的身份访问了法国，而且受到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极其热情而又隆重的欢迎和接待！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途经德国时，住在德国工人家中，受到了德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热情接待。父亲说，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同志式的热情接待。
从1920年10月19日到1926年1月7日，父亲在法兰西的土地上生活了五年二个月又十九天。来到法国时，他是一个十六岁的单纯的青年，经过求学、做工、参加党团组织、参加革命斗争的不平凡的经历，在他二十二岁离开法国时，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斗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
父亲和他的同志在法国的革命活动，除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外，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他们的祖国的强盗行径。要知道，他们的祖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已饱受西方列强的欺侮；他们的人民，更是饱受了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掠夺。父亲和他的同志们，从加入共产主义组织的那一天起，就立志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决心为救国救民的事业奉献青春，乃至生命。他们身在西方强国的强权势力之中，却鲜明地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他们不怕被抓，不怕被驱逐，不怕坐监牢。他们的的确确具有青年革命者的豪气和壮志。
有人说，中国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外来干涉，是因为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殊不知，这种民族自尊心，得自他们祖国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得自他们自己用双手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同时，也得自被欺凌、被侮辱、被掠夺的彻骨之痛的民族屈辱史。从开始被人欺辱和侵略的那一刻起，中国人就明白了，只有自强、永远的自强，才有民族的出路，才能挺起腰杆、扬眉吐气地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而在中国近代史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带领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从耻辱走向自尊，从贫困走向富强，才真正地使中国人不再遭受外强欺凌，自己当家作主，自己说话算数！
在法国的这一批青年共产党人，就是在用他们的斗争，去实现这一点，去证明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培养、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实践经验的优秀革命家。他们是一批爱国爱民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他们的生活清苦廉洁，他们的品格高尚而又纯洁。
父亲曾告诉我们：“我们那时候生活很苦，职业化以后生活来源是公家，但只能吃点面包、煮点面条。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位最高。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他的老子（陈独秀），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的牺牲很可惜。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这是早期共产党员的特点。”他还感慨地说：“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
听了父亲这些话，我深受感动，又深有感触。相比起他们那一代人，现今的一些青年人，好像缺了点什么，似乎热情没有那么高，信仰没有那么明确，品德没有那么纯正，就连血管里奔流着的血液，似乎也没有那么鲜红与火热……
中国古来有云，时势造英雄。中国革命的大潮，一浪推一浪，一波涌一波，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初期，就已是人材济济，英雄辈出。仅在法国，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在旅法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就造就了一大批投身于中国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的先驱。
周恩来，未来的共和国总理。
邓小平，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陈毅，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和国务院副总理。
聂荣臻，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和国务院副总理。
李富春，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
李维汉，未来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中央统战部部长。
李立三，未来的中共高级领导人。
徐特立，未来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
蔡畅，未来的全国妇联主席。
傅钟，未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
何长工，未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要将领，重工业部和地质部副部长。
李大章，未来的四川省省长。
欧阳钦，未来的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兼省长。
李卓然，未来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
萧三，未来的文化界著名人士和诗人。
还有那些在新中国没有建立以前就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王若飞，中共高级领导人，1946年于空难牺牲，时年五十岁。
赵世炎，中共高级领导人，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壮烈牺牲，年二十六岁。
陈延年，中共高级领导人，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年三十不到。
陈乔年，中共高级领导人，1928年被国民党杀害，年二十六岁。
蔡和森，中共高级领导人，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于广州，年三十六岁。
向警予，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1928年在武汉英勇就义，年三十三岁。
刘伯坚，红军高级将领，1935年被国民党杀害，年四十岁。
罗学瓒，浙江省委书记，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年三十七岁。
张昆弟，中共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1932年牺牲，年三十八岁。
颜昌颐，我党军事工作者，1929年被叛徒出卖被捕，遭国民党杀害。
鲁其昌，我党军事工作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被国民党杀害。
袁庆云，北伐军将领，1926年病死北伐途中。
熊雄，黄埔军校教官，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
还有，还有，还有那些早已被人遗忘了的许许多多的名字。
这些人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他们吸吮过西方的进步思想，最后找到了真理。他们凭着青年豪气，大胆追求理想；他们抛洒出一腔热血，为他们的信仰而献身；他们矢志不渝，定要把中国和中国人民拯救于危难之中。
他们本可以在法国继续求学，他们本可以在西方或去做工、或去经商、或成家立业安度一生。但他们回来了，最终都回到了他们那贫困落后、满目疮痍的祖国，回到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土地上，回到了他们的兄弟姐妹和他们苦难深重的人民中间。他们把他们的热血和汗水洒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几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有几人尚在？那些被杀害的、壮烈牺牲的、为革命呕心沥血病老而死的当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们，大都早已长眠于祖国的大地之上，与中华民族的山川平原化为了一体。他们是可歌可泣的一代人，是名垂千古的一代人。
我们这些后辈，面对他们，常常会从心底泛起一种崇高的敬意，同时伴随的，便是那自我惭愧和一点淡淡的忧思。
父亲在法国只留下四张照片。
一张是他刚到法国不久，于1921年3月照的，是一张头戴便帽身着西装的单人全身像，他于1925年6月送与同学柳溥庆，幸蒙柳老保存下来，差不多于四十年后还赠于父亲。这张照片也是我们所有的他最早的一张照片，时年十六岁。
第二张是父亲和他的叔叔邓绍圣一起合照的，年龄比第一张略大一点。
第三张是1924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与众代表的合影，也就是为周恩来送行的那一张，他站在最后一排的右边。
第四张便是雷诺汽车厂的工卡上的那张一寸小照。
只有这四张。有些文章和报道把一些别人的照片指认为他，那都是误认。
在法国期间，父亲还患过一次伤寒，时间大约是在1923年到1925年之间。父亲告诉我，他一生中患过两次伤寒，一次是在法国，一次是在长征以后，两次都差点死掉。幸亏当时法国的公共医疗已具相当水平，因此他得以住院治疗，并于出院后在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我想，父亲当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病疫之灾是在所难免的，但万幸于能免一死。若非如此，我今天也就不会有此殊荣来撰写这本书了。
这里还要附带说一下的，就是一些现代的作品中间，一表现父亲，往往以他在法国生活过五年为依据，总要表现出他带点“洋”味，比如听西方古典音乐等等。还有的作品为了表现性格化，便以他现在喜爱打桥牌为依据，常常在战争年代，哪怕在讨论军国大事时，都手握一副扑克牌如此等等。
父亲在西方共生活过六年多的时间（包括在苏联一年），他的确习惯了一些外国的生活习惯，例如爱吃土豆，爱喝法国葡萄酒，爱吃奶酪、爱吃面包、爱喝咖啡等等。与他一起留法的一些老同志们也都多有此好。1975年父亲访问法国时，和1974年他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途经法国时，都买一些法国的牛角面包带回国，分送给曾经留法的老同志们，有周总理，有聂荣臻，有蔡畅。每逢有人送他好的法国葡萄酒和奶酪，他也总忘不了分送给这些老友共同品尝。
父亲在法国时还染上一个嗜好，而且终身兴趣盎然，就是看足球。在法国，他没有钱，有一次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比赛，花了五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至今他回忆起来还说，五个法郎，是一天的饭钱，在那时候对他来说可不容易呀！而且看球时坐的位置又最高，连球都看不清楚。他还记得，那次世界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解放后，他一直是足球的热情观众，有球必看，连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娃娃队的比赛，他也去看。不但他自己去看，还带着我们去看，看不懂也要去。我们小时候就大半坐在休息室中喝汽水，慢慢地大了，也都成了看足球的“瘾君子”了。有一次看球令我特别感动。那是“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1973年的时候，父亲刚刚被解除软禁，还未出来工作，适值一个外国球队来比赛，父亲带着我们去看，本想悄悄坐在主席台末排，不想他一进场，便被旁边看台的观众发现了，于是全场一万多观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父亲只好走到主席台的前排，连连向观众们鼓掌致意。当时的那种场面，的确激动人心，令我多年不能忘怀。他和足球在法国时期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未能尽兴，而今天条件就好多了，不出家门就可以看到。平时一遇世界大赛，凡有转播，他必定要看，一时没有时间，也要录下来慢慢欣赏。199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时，他正好已经退休，这下有时间了，连实况带录相，一共转播了五十二场，他看了总共五十场球，可算是过了瘾了。
至于西方古典音乐，父亲不大喜欢，也不大懂。他喜欢听的是京戏，还相当内行。在这方面他可是个“国粹派”，一点儿洋味儿也没有。他最喜欢的是须生的言派和青衣的程派。我们家住得离怀仁堂近，因此只要怀仁堂演戏，我们总是举家前去，爸爸、妈妈是真爱京戏，我们则多是跟着凑热闹。不过看京戏的确是一种好的艺术欣赏，听得多了，看得多了，不但可以知道许多历史故事，还可以帮助提高文化水平，那些戏中的词句，真是太美了！
至于桥牌，他则是进军西南后在重庆才学会的，解放前的战争年代根本不可能有此“典型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