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谈了他考虑这件事的原委。他说话的声音缓慢但是有力，就像刚才涌过他身边扑向海岸的一排又一排的海浪。
他先是这样说的：这一次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我想，和我们党的七大差不多。这次代表大会我看最重要的有三条。第一，要明确我们的新道路，这是魂，是根本。第二，要明确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要为实现干部新老交替开个好头。前两件事已经有了共识。今天主要议一议新老交替问题。这是个刻不容缓的事情，解决起来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邓小平接着说，一九七五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那年我七十一岁，他四十岁。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上讲，我们斗不过他们啊！
说到这里，陈云禁不住插话说，是啊，新中国成立那年，我四十五岁，可以三班倒、四班倒，白天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现在不行了，如果还要那样干，就是向“八宝山”开快车。
身体仍然显得虚弱的叶剑英点点头，轻声说，我更是力不从心，小平同志身体好些。
邓小平接上去说，其实，我也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李先念说，现在各级领导班子都存在岁数太大的问题。这是有原因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文革”十年，一些老同志挨整，被下放，被批斗，现在刚刚复出不久就要退下来，一时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
叶剑英点点头说，尤其是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件事，一些老同志就很有情绪，发了很多的牢骚。
邓小平听着这些话，脑海里隐隐约约又响起了一排排波浪的响声。后浪推前浪，是大自然的自然规律。在中国目前的特殊情况下，实现干部新老交替，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也是一个紧迫的话题。许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还没几年，就是所谓的“凳子都还没有坐热”，就被要求退下来，或者退到二线去作顾问。这确实在情理上很难说过去，但是邓小平清楚地知道，这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值得信赖的年轻干部不大批地提上来不行。这件事情必须要做，不做不行，太慢了也不行，会错过时机。
于是邓小平坐正身子，神态严肃地说，如果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对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准备交班。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去见毛主席、周总理。
这话说得很沉重，激起了陈云更深的感慨。陈云说，确实，这件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一方面，老干部要离休、退休，要制定制度。另一方面，要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而是成千上万。
邓小平当即插话说，我赞同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干部“终身制”是个大问题，一个人老当第一书记，哪个敢提意见？要实行干部退休制度，为青年干部腾出位子。干部要能上能下，要考核，两年一考核，不称职就下来。有没有合适的青年干部？我看，成千上万，找十万、二十万都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下这个决心。
叶剑英也表达了自己明确的态度，虽然他说话很慢，但是语意很清晰。他说，“蜀中无良将，廖化做先锋”，诸葛亮是个聪明人，但在培养年轻人方面有重大失误。所以，他死了以后，蜀中无治国贤才，很快就灭亡了。这说明培养年轻干部太重要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要欠账的。
李先念说，我同意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老同志要先退下来，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这个事不能再等了。
邓小平说，先念同志这话说得好。就我们自己说，现在退，实在心里非常愉快。但现在还不行，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还要过问一下。中共十二大可以先安排一批老同志退休，并且安排一批老同志进顾问委员会。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拔一批中青年干部进中央委员会。我们真正的接班人要从这一批人中产生。这一阵子我常常在想，我们党的接班人，最理想的状态是四十岁进中央委员会，经过两届十年时间的磨砺，五十岁时进常委班子，再经过十年，六十岁左右成为继往开来的领头人。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党就有活力了。
这个会议越开越热烈，思想越来越趋于高度的统一。胡耀邦为此作了很好的会议总结。大家对如何开好党的十二大，心里都有了底。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曾志把拟提拔的一批年轻干部名单递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看了一遍，用手拍着这份名册说，照这个名单选拔干部是不行的，通不过的。你们组织部门要下决心，不要怕被骂，选拔中青年干部，光靠推荐不够，要下去发现人才，不光党政机关，要去工厂，去学校，去科研院所，去找四十几岁的、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要解放思想，大胆发掘。
听着邓小平这么说，曾志显然觉得有些意外。她疑惑地说，小平同志，那些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才四十岁出头。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压不住阵脚。
邓小平一听就笑了，说，曾志同志啊，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都不到二三十岁？你想想你自己？
听邓小平这么说，曾志也笑了，说是啊，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才十五岁。
邓小平说，我们下届的中央委员会，五十岁以下的人要有几十个。这个要求不算高。但是，如果这点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不会是成功的代表大会。这是表现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他顿了顿，继续说，不但中央层面，各行各业、各个层级都要善于发现人才，大胆破格使用人才，创造一个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
曾志后来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对女儿陶斯亮说，小平同志对你们这代年轻人寄予的希望真是太大太大了，你们都要好好工作啊。
第二天曾志去中组部上班，马上按邓小平的要求布置一个新的考察、提拔青年干部的名单。她说，我们这次一定要思想解放，而且这个名单的人数起码要在两百个以上。
这一年的九月十三日，也就是党的十二大闭幕后的次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在这一届党代会上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邓小平看着坐得端端正正的三百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满心欣慰。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一共是三百四十八位。其中，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有二百一十多人，年龄在六十岁以下的有一百七十多人，在组织上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合作和交替。
邓小平微笑着走上讲台，对新当选的中央委员说，同志们，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一大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党员第一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看到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我心情无比高兴。
邓小平说，年轻的同志要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班，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同时，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精神、具有开放思维的领导集体，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最后，邓小平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有能力，我们的国家就很有希望，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一定能够实现！
邓小平在说话的时候，以及在听到新疆厅所爆发出的一阵又一阵掌声的时候，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情绪一直在心里荡漾。这种激动的情绪在新当选的委员们从老同志面前依次走过时，更加高涨起来。他与叶剑英、陈云，跟这些新委员一一握手，都握得很有力。打头走过来的是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胡耀邦这时候就介绍说，这是江泽民同志，五十六岁，一九四七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邓小平紧握着江泽民的手说，盛年英才，可堪大用。而当胡锦涛走到邓小平面前时，邓小平眼睛一亮，他握着胡锦涛的手说，好年轻的后生哟。曾志在一旁介绍说，这位是胡锦涛同志，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出生，还不满四十岁，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一直在西部水利工地上工作，是所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年纪最轻的。
邓小平用手指着胡锦涛说，有了你们啊，我们的事业就长盛不衰喽。
曾志在一旁想，小平同志这一次真的是打心底里高兴了。
之后，邓小平又向退居二线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干部们举起了酒杯。
这是另外一个大厅，灯光也是一样的灿烂与柔和。现在邓小平看到的是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也是一张张顾全大局、甘愿从第一线退下来的真诚的笑脸。
邓小平端起了酒杯，他的祝酒词同样显出了那种发自内心的一直没有消退下去的激情。他那一刻是这样说的：几年来新老干部的交替，进行得比较顺利。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我们一大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我敬大家三杯。
说完，邓小平连喝三杯茅台酒。当然，酒杯是那种最小号的，王秘书在一旁把着关。
见老同志们纷纷一饮而尽之后，邓小平又说，现在我们成立顾问委员会，这是解决我们党的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同志们都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工作总有个过程，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要起到一个传、帮、带的作用。对年轻同志，要扶上马，送一程，而不是发号施令。
我们态度正确，这就对推动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工作有好处。如果搞得不适当，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见老同志们纷纷点头，邓小平高兴了，又端起酒杯要喝。这时候，他耳边就响起了王秘书的小声劝告，首长，刚才您连喝了三杯，不要再喝了。邓小平摇摇头说，不怕，华北军演那会儿，我喝了十杯，今天我还要再喝十杯。
王秘书小声说，那首长，您最多再喝两杯。但是，邓小平显然没有理会王秘书的劝说，而是端着酒杯，喜气洋洋地走到了一张张餐桌的中间，向纷纷起立的老同志们敬酒。邓小平大声说，今天大家随意，想喝多少就喝多少，茅台酒管够。过了今天就不能再多喝了，要注意身体，好好享受退休生活。
邓小平这天晚上喝了七杯，比庆祝华北军演成功的那次减了三杯，这让王秘书暗暗松了一口气。王秘书后来跟卓琳聊起这件事，卓琳倒没显出担心，只是轻声说，难得让他多喝几杯，也没事，他是高兴的。他想了多少年的干部年轻化、新老交替、老同志进中央顾问委员会，都一步步实现了。你知道他心里多开心吗？这就保证了我们党的事业能够一代接一代啊，这是他想的最大的事啊。
撒切尔夫人对九月访华的预计成果虽然信心满满，但还是作了充分的准备。临行前，她又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还把港督尤德专门召到了伦敦。
但是尤德在内阁会议上所汇报的香港的状况，使撒切尔夫人不甚满意。尤德在报告的时候，脸上一直有一层淡淡的愁容。他说，我已经多次召集了香港工商界的人士，征求他们对香港未来的看法，但是港人支持我们主张的人不太多。一些主要的工商人士似乎并不认为我们对香港保留主权或者保留治权是可行的，像钟士元、包玉刚、李嘉诚、罗启民等，都对首相夫人的明确立场表示担忧。
撒切尔夫人在听了港督的报告后沉吟了一下，对他说，你尤德先生在香港的工作是努力的。并不是你的工作做得不好，而是他们中国人对港人的工作做得特别好，看来他们对港人的承诺起到了效果。
国防大臣皮姆插话说，看来中国人没把我们的军事力量以及我们在福克兰的胜利放在眼里。我们暗示多次的军事危险，看起来也没什么效果。说实在话，我们的军队在香港也无法对中国进行有效的防御。我说的这些话也许并不中听，但这是事实，我的夫人。
内阁会议一时间陷入了沉默。港督打破沉默，问了一句，夫人，现在总的方针是什么？应该如何应对？
撒切尔夫人目光炯炯地看着她的阁员们，她目光里这段时间所燃烧的火焰一直没有消退。她冷静地说，先生们，现在只有说服中国，依据英国理解的国际法，过去的三个条约是有效的。中国必须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他们收回整个香港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看着阁员们继续沉默，撒切尔夫人又用更坚定的声音说，即便中国的邓态度再强硬，我看，他也不会轻易冒犯我大英帝国的威严。毕竟，我们刚刚打胜了一场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战争，我们已经在气势上压倒他们了，我们也必将在未来的谈判中继续在气势上压倒他们。
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二年的九月二十二日，撒切尔夫人乘坐的英国皇家空军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她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英国首相。
而使撒切尔夫人感到相当意外的是，邓小平其时不在北京，而在他的老家四川省视察。这个情况猛然地使撒切尔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她清楚地知道，香港问题是她这次来华访问的主要使命。她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会谈，虽然可以谈两国的经济合作问题，也可以谈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但是香港问题，她只能和邓小平谈。因为，她十分清楚地明白，只有邓小平所表达的立场，才可能是中国最权威的原则立场。
晚上，在下榻的宾馆，她听取了英国驻华大使的汇报。她要求大使向她提供邓小平这时候不在北京的原因，而大使也通过种种方式了解到了邓小平在四川的一些活动情况。据他报告，邓小平是陪同外宾去他的故乡四川的。而他的行程，也看不出有什么非常特殊的地方。比如，他去看了四川成都市双流县的一个村庄，在那里视察了农村使用沼气的情况，看了村里的大沼气池，也看了每一户农家的小沼气池。邓小平还说了一些重视农村使用沼气的话，比如，沼气能煮饭，还能发电。一家搞一个池子，能煮饭照明；几家联合起来，就能发电。搞沼气还能改善环境卫生，提高肥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