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田志远就看见何教授的表情在瞬间凝固了，眉眼之间浮现出一种痛苦。田志远在下课后与何教授聊了一会儿，何教授对他说了自己的想法，说这个情况也并不是学生的错，就因为这些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有些学生基础太薄弱，按理说应该先进小学，怎么就被“推荐”进了清华园？何教授痛心疾首地说，咱们清华园不是幼稚园啊。说到这儿，这位头发花白的教授双眼噙满了泪花。
田志远这时候鼻子一酸，也想流泪，但他忍住了。
摆在桌面上的一份一九七七年的高校招生方案，让邓小平皱紧了眉头。
天气闷热，庭院里好几只树蝉在“知了知了”地叫，这份烦躁的声音与邓小平此刻的情绪有点相似。
怎么能这样招生呢？邓小平离开桌子，走了几步，又回到桌子前面。
这是邓小平正式恢复职务后，要当即处理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正式恢复职务之前，邓小平虽然已经开始工作，但他只是表示要抓科学和教育工作，并没有正式职务的头衔，也没有在公众场合亮相。而他真正恢复职务，则是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会。
全会是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历经叫人唏嘘的三落三起，七十三岁的邓小平终于再一次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的中共第三号人物。
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发了言。那一刻，他环视全场，语句铿锵，情绪的表达没有任何退缩的意味。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也有意识地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当然，他也知道，这一提法是针对华国锋所肯定的“两个凡是”的，但他觉得在这次全会上自己有必要这样说，不管华国锋在不在场，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大了。于是，他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想要真正了解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国家各项工作。
显然，他的看法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他听见台下多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心里想，这就是党心。他又想，自己的复出，不就是顺应了这种不可违逆的党心吗？
当晚，他回到家里，比平时多盛了一勺饭，这一夜的睡眠也比往常更加踏实。
可是几天以后，面对送到他案头的这份招生报告，邓小平心里却烦闷得不行。
这个报告，他批不下去。
王秘书进来报告，说是田志远同志打电话来，已经请好了长沙工学院的两位领导同志，问什么时候可以上门来拜见，明天还是后天？
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就明天。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他们有准备的话，今天下午就来，时间不等人啊。
来见邓小平的是长沙工学院的张文峰同志和高勇同志，田志远一进门就把这两位向邓小平作了介绍。
入座后，邓小平问张文峰，原来是哪个部队的？
张文峰回说，抗战时期，我在太岳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太岳四纵队；后在中原军大，二高步校。
介绍了这个情况之后，张文峰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补充说，邓政委，一九四二年我就见过您，当时我在士敏当县委书记。那时，那个地方封建会道门“红枪会”暗中勾结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活动十分猖獗，给我们的抗日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是您亲自带领三八六旅的第十六团到沁水县瓦解了“红枪会”，开创了沁水县抗日工作的新局面。
是有那么回事儿，邓小平说。
随后，邓小平将目光转向高勇，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抗战时候，我在鲁西军区；解放战争时，我被调到二野七纵，当营教导员。
邓小平略加思考后说，七纵，你们的司令员是杨勇。
对，是杨司令，高勇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么说，我们都是二野的！
邓小平这句脱口而出的话，让原本情绪紧张的两位客人顿时放松了下来。
邓小平说，听说你们都是“哈军工”的老人啦。“文革”中“哈军工”被拆散了，现在主体部分就是长沙工学院，没错吧？
张文峰说，在一九七五年，您指示国防科委筹办国防科技大学，现在看来，这个决策是十分正确和富有远见的。
邓小平说，一九七五年那个时候，教育战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个头。以你们在长沙的学校为基础，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当发展。
张文峰试探性地问，现在，我们长沙工学院能不能带个头呢？
你们当然要带头，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现在军队仍然需要办这样一所大学。
张文峰心里高兴，说“哈军工”虽然分散了一部分，但主要基础还保存着，希望能把国防科技大学办起来。
邓小平笑了，说这次请你们来就是这个意思，我已经告诉张爱萍，让他指导你们的筹办工作，你们等会儿去他那儿报到。
还有一件事，邓小平又说，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学院的招生情况。
张文峰告诉邓小平，长沙工学院和全国高校的招生制度是一样的，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取消考试，主要采取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办法，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最后，他说今年教育部的招生方案还没有下发，不过听说基本没有变化。
高勇激动地说，过去十年，只有一九七三年您复出那年搞过一次高考，但第二年就取消了。
一九七三年招的学生，和其他几年的比，哪个更好？邓小平急切地问。
没有太大区别，高勇回答说，当时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红旗》杂志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高校也就不敢录取分数高的学生了，而且听说那次很多没被录取的人把课本都烧了。
听完高勇的介绍，邓小平若有所思，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你们对现行的招生制度怎么看？
张文峰和高勇对视了一下，没敢说话，他俩心里清楚，高校情况很不乐观，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很多大学生进入学校，据说不是来上大学的，而是来“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大学老师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不管，会被人说没有尽到教书育人的责任；管吧，又怕被打成“白专”。另外，“文革”时期招生的原则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不需要进行考试。所以，从一九七〇年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开始，走后门的情况就愈演愈烈。一些有实权的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把自己以及亲朋好友、上级下属的子女送入大学。这些严重情况，高勇和张文峰心里都明白，但是两人迟疑着，都不敢多嘴。
邓小平看在眼里，严肃地说，你们是军人，还怕说实话吗？
听到“军人”二字，高勇和张文峰同时站起来“啪”地一个立正，这才知道老首长一落座就问部队的缘由。接着，两位客人再不敢隐瞒，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刚才心中所想的通通说了出来。
他们一边汇报一边就感觉到邓小平脸上的不悦之色越来越浓，他摸出一根烟，甚至还没有点上火就把烟扔到了茶几上。
果然，邓小平听完汇报，嗓音很大地说，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高校招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一定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试不合格也不能要。不怨你们，不能走后门。今年可能来不及了，明年一定要改过来。
邓小平的这番话，铿锵有力，就像当年他在战场上干脆利落的指挥，三位来客一时都听得热血沸腾、频频点头。邓小平把长沙工学院的两位客人送走后，又把田志远单独留了下来，说，小田，你现在跟我说说北大和清华的情况。
于是田志远赶忙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向邓小平作了详细的汇报。他说北大和清华的教学，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绝大多数教授还背着各种各样的包袱抬不起头来，比如清华大学的梁思成教授，去世多年了还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作为反面教材受批判。中青年知识分子待遇普遍很差，青年教师大多挤在筒子楼里，一家三代同居一室的现象很普遍。还有很多大学，比如人民大学，撤销以后，连房子都被占了。
邓小平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说，十多年来，知识分子都吃苦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做出了贡献的。我在三中全会上讲了毛泽东思想体系问题，也讲了知识分子问题。“老九不能走”，说明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要理解毛主席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区别。工人在井下和高温条件下工作是高强度，但教员的劳动强度也不低，辛苦得很。当小学教员工资低、待遇低，劳动强度不比工人低，也不比科研人员的劳动强度低。把教师搞得灰溜溜的，那怎么行？
说到这里，邓小平从书桌上拿起两封信交给田志远，意味深长地说，一封是梁思成夫人的来信，一封是老舍夫人的来信，都是要求平反的。清华建筑系很有名，梁思成提倡民族形式的大屋顶，太费钱，但给他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分了，言过其实。
邓小平看着窗外，缓缓地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的失误容易纠正过来，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根本大计。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从教育着手，特别是从小学教育着手的，他们很注意品德方面的训练。德育不是社会主义专有的，资本主义也是有的。现在我们是知识缺乏、人才缺乏，越往前走，这方面的问题越大。
说到这里，邓小平缓缓转过脸，看着田志远一字一顿地说，再盲目自大，我们要被开除“球籍”了！
田志远激动了，说，首长，很久没有听到这么振聋发聩的话了。田志远这句话是由衷的，他的内心这一刻已经翻江倒海：中国的教育有希望了。
邓小平摆摆手，又说，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像科学院的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
说到陈景润，邓小平一时说不下去了，想到这位著名的数学家因为自己而受到了政治牵连，很是对不起他，于是嘱咐田志远替自己去探望一下这位数学家，以解心中之牵挂。
田志远走出米粮库胡同的时候，心绪特别高涨。
由于高兴，他在晚上就寝前把儿子叫到床前，原原本本地向他介绍了邓小平关于重整教育的一些思路和想法。
田源噘着嘴说，你们都这么关心大知识分子，也要关心关心我们小知识青年啊。我们不开心，老爹您知道吗？
田志远推了儿子一把说，睡觉去，我相信不用多久，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也会有开心的日子。
夏建国与田源去派出所转悠了一下又回来了，这就是所谓的“报到”。他们回到四合院，拿起蒲扇哗哗地扇着自己一身的燥热，心里老大的不痛快。
田源说，咱们每周去一趟派出所算咋回事儿啊？虽然是走个形式，签个字画个押，那个陈所长也不为难我们，可是咱们不就整个儿一个“坏分子”的感觉吗？
夏建国没有回答，心里寻思着，过这种日子还真不如去建红他们乡下。他想起自己在安徽的日子，虽然日子艰苦，啃的是番薯咸菜，但是起码有精神的自由，想睡就睡，想走抄起一根打狗棍就可以走，一边走一边还能唱“凤阳是个好地方”。
这两个小伙子心中的阴云，直到任燕兴冲冲地走进门来、手里高举着两张球票，才顿然消散。
是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票，中国青年队对中国香港队。
两个小伙子触电般地跳了起来，手舞足蹈。看这种兴奋样儿，根本不像是每个礼拜都要去派出所画押的人所应该有的。
任燕暗想，我这两张票也送得真是时候。这几个月以来，她一直为这一对兄弟所受的思想折磨而忧心，可是现实政治依旧是高压之态，不见得松动，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也许邓小平的正式复出，能带来政治上的改变，毕竟“四五天安门事件”是因邓小平而定性的啊。
但是，任燕怎么也没能想到，她与这两位她尊敬的兄弟，能在这场球赛上见到邓小平本人。
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所引起的热烈反响，是他本人都没有想到的。
那一刻，北京工人体育场就像沸腾了一样。
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这次足球赛是我国政治与经济形势改变后的第一次体育盛会。
夏建国、田源与任燕是在晚上七点比赛开始之前赶到体育场的，在鼎沸的人声中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体育场闷热，但是激奋，所有人都盼着通过一场难得的球赛来释放自己真实的心情。在那个年代，要找这样一个宣泄感情的场合，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一张球票的难能可贵就在于此。
距开场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一件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场内忽然响起播音员激动的声音：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副主席也来看球了！
顷刻间，全场躁动，人们像潮水涌动一般地起立、鼓掌、观望、寻找。
邓小平？邓小平？邓小平？
夏建国声音打颤地说，快，小源你帮我，再把我架起来。于是夏建国骑在田源的肩膀上，拼命地朝远处的主席台呼喊，小平同志好，小平同志好，小平同志好！
整个体育场的观众都像他一样呼喊着，声音有如海浪，久久未能平息。
邓小平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出现会激起这么大的声浪，他一边鼓掌一边缓缓走上主席台。坐下以后，他又站起来，向四面八方挥手致意。
夏建国、田源和任燕都是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三个人都铆足了劲儿鼓掌，浑然不觉比赛已经开始了。夏建国挥舞着拳头对任燕喊，你这张球票太值啦！
之后，在整个看球赛的过程中，夏建国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盯着主席台方向的。他远远地看着邓小平的身影，心里想，快了，中国的政治可能就要像足球那样运动起来了，一切都有希望了，只要邓小平能坐稳在主席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