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按照曹慧保险的想法，还是动员田源取消“病假”，回到西双版纳的农垦场去好好劳动两个月，表现得好一点，争取能被当地“推荐”入大学。在这个推荐的环节上，她曹慧当然可以再打招呼。云南省革委会宣传办公室她有好几个认识的人，可以疏通一点关系。
但是田源一直说，妈，今年的招生肯定不是您说的那个老办法了。邓大人的魄力你不相信，我是很相信的。反正听爸爸怎么说吧，爸爸应该是亲耳听到邓大人的那个决定的。
一年多前，田源从云南的农垦单位跑回北京，正好赶上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田源卷入其中，先是激情万丈，后来又怨愤万分，所以迟迟没有再回云南割橡胶，推说是在家养病。其实，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场的领导也很清楚，这小子一回北京就撒了欢了，根本没想着再回去。像他这样泡病溜号的人，全农场也不在少数。农场领导看着《红旗》杂志社编委曹慧的面子，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不催促了。
看看“莫斯科餐厅”墙上挂着的那只大钟，都过了晚上六点了，而说好五点半赶到的田志远，却还是迟迟没有出现。
“莫斯科餐厅”伫立在北京展览馆西侧，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那里就成为北京最高雅的餐厅之一。它以巨大和奢华著称，民间亲切地称其为“老莫”。“老莫”的高贵，不仅反映在装潢上，还反映在服务质量上，里面的服务员都是俄罗斯姑娘，就连卫生间里也有口红、香水等化妆品。对于田源这帮北京青年来说，去“老莫”吃饭是一件至高无上、充满荣耀感的事情。没去过“老莫”，就像外地人来北京没见过天安门城楼，那遗憾，多了去了。曹慧下决心拿出平时舍不得花的积蓄，把一顿重要的饭定在这里，也是有她自己的用意的：一方面是庆贺自己昔日的丈夫恢复了职务，出任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另一方面，如果儿子答应就此返回云南务农，也算是给儿子饯行。
在几乎接近六点半的时候，田志远才行色匆匆地赶到。他一坐下就说，阻力还真的不算小，今年就恢复高考，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听说教育部就像炸了一样，人人目瞪口呆，都说怎么来得及？十年没有高考招生了，选拔、出题、组织考试、录取、开学，每一个环节都有数不清的任务，而且十年不做这些，手都生疏了，怎么可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田志远又说，偏偏就是这样啊，这就是老首长啊，这就是邓小平啊。你们说什么力量能够挡得住他？他就是这样坚持的，教育部那帮人再为难，也得按他的办。
田志远还说，曹慧啊，我告诉你，邓大人就是这样说一不二的。今年恢复高考，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小源，你就赶快买书来复习吧，不知道新华书店还有没有过去那种数理化教科书，赶快把以前中学学过的东西都捡起来吧。我看你妈妈在“老莫”摆下这顿饭，就是为了让你考出好成绩来，是不是啊，曹慧？
曹慧被这番话说得哭笑不得，心里五味杂陈，连皮肤白皙的服务员姑娘过来询问要点什么菜，她也一句都没有听清。她只说，可能吗，可能吗？
唯有田源当即对爸爸表态说一定好好复习，并且同时请爸爸立即把这一确定的消息告诉夏伯伯，请夏伯伯鼓励建国、建红都卷入这股激动人心的洪流中。
田志远连连答应，问儿子想吃什么。
田源说，牛排，牛排。
这一顿牛排，吃得大家都很高兴，只是曹慧在后半夜觉得肚子难受，有点儿不消化。
觉得“恢复高考”是个难题，一下子难以消化的还大有人在。
尤其是教育部大楼，这些天的空气中甚至都带有一些火药味。有些火药味，甚至还呛着了部长刘西尧，有好几个小会他都是开到中途提出休会的，他说我还要再想一想。
有一位副手，还在他耳边悄声嘀咕了一句，说“中办”有个同志打电话来，说请你们刘部长处理重大问题时要更慎重一些。
“更慎重一些”是什么意思？
邓小平连夜找来了刘西尧。
那天刘西尧走出会议室时那犹豫的神态，没有逃过邓小平的眼睛。邓小平知道，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教育部的腰杆子首先要硬朗起来。
刘西尧的脸容在台灯的映照下果然显得犹豫。邓小平说，看来要召开第二次高考工作会议了，说说你的想法吧。
刘西尧还是显得有些犹豫。邓小平说，一吐为快嘛，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刘西尧搓搓手说，我是准备按小平同志的意图去办的，不过教育部机关倒是闹翻天了。我听了听，大概有两种顾虑：一种顾虑是认为时间太紧，工作量有些排山倒海；还有一种顾虑，那种顾虑就有点上纲上线了。
邓小平含笑看着刘西尧，仿佛早就预料到这位教育部长会说出什么严重的字眼来。果然，刘西尧在一番犹豫以后，说出了“恢复高考不符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的话，后来又说出了“这是右倾翻案”的话。刘西尧说出这两句话后，眼睛都不敢看邓小平。
这样的言论确实太刺人了，一般人都不敢在邓小平面前转述，而刘西尧犹豫半天还是转述了，他觉得应当让邓小平明了这种思想问题的严重性。
而邓小平的脸上却是波澜不惊。
邓小平点燃一支烟，笑了一下，然后慢腾腾地说，恢复高考，如果非要说是翻案的话，那就是翻案吧，关键要看这个案该不该翻。科教座谈会你们也都参加了，既然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案应该翻，翻这个案，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实行四个现代化有利，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翻这个案。认准了是对的事情，就应该坚决去做。这件事如果有什么风险的话，一切由我来承担。
教育部长听着这话有些震惊，他眼睛直直地看着邓小平，觉得“一切由我承担”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重如千钧。
看起来这位复出的邓大人，是铆足劲儿往前走的。
于是这位教育部长下定了决心，说，小平同志，要真是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是您一个人承担，我们教育系统的同志都愿意承担。
邓小平说，好，你这个态度很好。然后他就递给刘西尧一封信说，这是教育部几十名干部联名写给我的信，要求调查原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死因。我上回就跟方毅同志和你说过这件事，请你们抓紧调查，我不知道你们动手了没有。
刘西尧心里打鼓，说还没有。邓小平看定他说，你是教育部长，查清楚周荣鑫部长的死因这件事，还是由你牵头，抓紧调查，尽快作出结论。该平反就平反，不能含糊。
刘西尧一听这话，松弛下来的眉头又紧皱了起来。他明白，复查周荣鑫甚至平反周荣鑫，这可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儿。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各条战线全面抓整顿的时候，作为教育部长的周荣鑫是铆足劲儿紧跟的，他大声疾呼要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恢复名誉，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不应该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依靠现有的教师队伍办教育，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周荣鑫为之还先后召开七省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和四所高等学校高教座谈会，多次发表谈话，批判极左思潮。所以随着邓小平的再次倒台，他也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当面点名，随后便是教育部造反派对他进行的无休无止的批斗。他们正式提出“打倒邓小平、周荣鑫、李琦”的口号，反复追问周荣鑫三大问题：一是周荣鑫同志到任后发表的那些谈话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二是周荣鑫同志到三〇五医院与周总理谈话的内容，三是周荣鑫同志与邓小平同志谈话的内容。周荣鑫每一次都以沉默来对抗。造反派甚至在他因心脏病住院的时候，还把他从医院里揪出来批斗，导致有一次他在批斗中当场昏迷。所以周荣鑫最后的病死到底与无休无止的迫害有没有直接关系，是一个问题。不要说邓小平牵挂这件事，作为后任教育部长的刘西尧，也牵挂着这件事。
但是要这么快地去调查清楚周荣鑫的死因，也是有风险的，不仅要得罪教育部的许多人，而且直接牵涉到“翻案”。有人会攻击他刘西尧紧跟邓小平翻案，也有人会预言他刘西尧在步周荣鑫老部长的后尘。
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这个任务不可能不接，邓小平已经两次提到这个问题了，这一次又把这封沉甸甸的群众来信交到他的手上，他就不能不马上花大力气去做这件事了。
反正，他想，跟着邓大人走吧，哪怕落得一个跟周荣鑫老部长差不多的下场，也就认了。这可能是教育部长的宿命。
预计开五天的科教座谈会，是按计划结束的。结束的这一天，是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邓小平在这一天的前夜，却是破天荒地没有睡好，他在想着总结的事，想着在这次总结会上自己要说些什么。
思来想去，邓小平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说一说“两个估计”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与会专家们冲破思想顾虑大胆说出来的，也是涉及毛泽东主席言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微妙而复杂，但也确实至关重要，涉及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价。这个问题如果不说透彻，与之相关的很多问题都无法迎刃而解。
邓小平心里想，该说的现在就应该说了，什么事情都要正本清源。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创造性的劳动，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了。还是那句老话，别人想怎么评价就让别人去评价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没什么好怕的。
这么想着的时候，邓小平的心情就非常轻松了。
所以在这一天的总结会上，邓小平坐上沙发时，表情是非常轻松的。他向笑容满面的所有与会者挥手致意，开始发表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这个座谈会已经开了四天了。这四天，我是来当小学生的，是来向大家学习、听大家意见的。尽管大家讲的好多东西我是不懂的，但还是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某些应该解决的问题，当然还不是所有要解决的问题。四天时间太短，科学教育的许多问题，可能大家还没有全讲出来，有的是没时间完全讲清楚，好在以后还有机会。
说到这里，邓小平向坐在对面的苏步青招招手说，苏老啊，以后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议，随时给我写信、打电话，都行。
这句话一落，除了苏步青高兴地频频点头外，大家都开心地鼓起掌来。然后，邓小平就开始了会议总结。他单刀直入地谈到了“两个估计”的问题，这时的会议气氛一下子庄重严肃起来，大家都感到了大会主持人的力量，和这个会议本身的力量。
方毅、刘西尧和田志远纷纷掏出笔，聚精会神地作记录。对“两个估计”的问题，邓小平斟词酌句但又从容不迫地说，我个人考虑，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对科学教育战线的总体估计，对我国知识分子的总体估计，要系统地研究和把握毛主席一系列指示的基本精神。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是有骨气的，是讲气节的。毛泽东曾经亲自对我说“老九不能走”，为什么不能走？就是有作用嘛，离不开。
说到这里，邓小平就概括了一个基本结论，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总体上也是肯定的。
那么，对“黑线”这个问题又怎么看呢？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也说得很明确。他说，“黑线”这个词就是“四人帮”发明的，是他们对科学教育界的敌视，是对知识分子的污蔑。“四人帮”的污蔑，根本不能代表毛主席的想法。
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主席关于科学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应当肯定，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或者说二十八年，我国的科学教育战线，是“红线”不是“黑线”；我国的知识分子总体上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邓小平还说，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中央要专门组织力量对“两个估计”进行研究，尽快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最后，邓小平提到了自己愿意当“后勤部长”的问题。他的那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解决了“两个估计”和高考招生两个问题，大家在精神上可以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了。但是，光有精神还不行，没有物质基础，科学、教育一样搞不好。连个实验室都没有，连个玻璃瓶也没有，怎么搞科研？资料没有，仪器没有，科研又怎么能搞得上去？
所以，他要求各级党委要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要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邓小平考虑得非常周到，会议之前，就把各级党委的工作做了详细分工，包括提供资料、搞好图书馆、跑器材等，也包括为科研服务的实验设备的购置和中间工厂的建设，还有办好食堂、托儿所等。最后，邓小平笑着说，学院党委在一定意义上讲要成为一个后勤部，教育部也要兼后勤部。我干什么呢？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为了这段话，不仅在场的许多专家当场就泪花闪闪，全国科教界的专家在听到广播以后流下热泪的也不在少数。
后来邓榕对爸爸说，老爷子，您这个“后勤部长”一说，说得真好。
邓小平回答说，我就是干这个的。我们这些人，就是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后勤工作的，这是我们的本分。
刘西尧在教育部接连召开的几个会议，已推动高考工作，但是他在这些会议上都有点如坐针毡的感觉。几个副部长都还不敢明说什么，都明白邓大人推动高考的力度之大，但是到了司局长这一级，话就很尖锐了，有些话就像连珠炮似的发在他身上，简直使他招架不住。有一个姓侯的局长，当面冲着他说，“十一大”马上就要开了，中央是什么精神还很不明朗。刘部长，您也不一定知道中央有什么新的精神吧？现在各方面舆论都很多，下一步到底往什么方向走，大家心里都没底。这个时候，我们教育部可不能出头，我们要小心犯路线错误啊！犯路线错误，那可是要“人头落地”的事情啊。当然，这个“人头落地”并不是说有杀身之祸，但起码您刘部长就不是部长，我们这些人也就不用坐在这儿当干部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刘部长您恕我直话直说。
刘西尧面对着种种诘难和怀疑，还是咬着牙召开了全国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当然，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与参加“十一大”冲突，他委托一位姓李的副部长召开了这次招生会议。而李副部长，也像刘西尧一样，在这次会议上很有点如坐针毡的感觉，他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尖锐的问题。
有人指着他说，请问李副部长：第一，今年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第二，应届高中毕业生要下乡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毛主席定的。没有经过再教育就直接上大学，世界观谁来保证？第三，这几年高中也没有好好上课，就算直接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招生，也保证不了生源质量。第四，如果今年考试和群众推荐都有的话，比例是怎样的？标准不统一怎么办？
另一位紧接着站起来说，我提一个问题：如果进行统一的招生考试，谁来出卷子？又该怎么划分数线呢？
在第三个、第四个人接连站起来咄咄逼人地发问时，这位副部长站起来就离开了会议室。他交代会议主持人说，先休会，下午提前转入分组讨论。每个人都把自己提出的问题想好A、B、C、D几个答案，再拿到会上讨论，否则这么乱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