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曹慧还有不少担心，她看着窗外慢慢暗下去的天色，用带着一丝忧愁的嗓音对熊总编说：我家老田啊，就是有点盲目，低头拉车是把好手，抬头看方向却总是差那么几步。我多次劝说，他也总当耳旁风。这个邓小平，复出之后，有些事情做得还不错，比如恢复高考，让年轻人重新有机会上大学。我那一贯调皮捣蛋的儿子也有可能从此收了心，好好地入学深造了。但是邓小平这个人，从本质上讲我对他是有怀疑的，他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认识不清的，连毛主席要他对“文革”做个正确的结论，他都不干。他是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的，内心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想起这一点就心寒，毛主席能否定吗？要不是毛主席，我父母早就被地主老财压榨得没命了，这世界上也就没有我曹慧了。我就怕中国出个野心家、阴谋家来反对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所以对邓小平这个人，我心里是吃不准的。说实话，当年在部队，邓小平也算是我的老首长了。我当年非常尊敬刘伯承、邓小平，但就是建国以后，他和刘少奇搞在一块儿，拼命反对毛主席，这就叫我恨得牙痒痒的。现在他重新出来工作，我心里总是有点七上八下，怕他气候一到就反对毛主席。中国要是出现这样的政治局面，那是很让人后怕的，那红色江山就整个儿兜底翻了，资本主义就彻底回来了。熊总编，我今天跟你掏的都是心里话，我之所以在跟老田复婚的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思想抵制，也就在这里。熊总编，你说我是对，还是不对？
熊总编在听对方这么絮絮叨叨的时候，双手捧着暖和和的茶杯，眼望着窗外的余晖，一声不吭。末了，面对曹慧诚恳的脸容，他才缓缓地说：对邓副主席，我们也不能说啥。邓副主席是中央领导，我们从事理论刊物工作的同志，能评论他什么呢？但是我告诉你，曹慧同志，你的种种思考，都是没有错的，是很深刻的。对任何人，我们都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轻易作出结论。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了，我们这些坚守在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一定要站稳原则立场，保持头脑的清醒，不能跟风也不能盲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政治立场，是听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华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同时，我们要遵循的一条原则是，听中央分管领导的。现在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汪东兴副主席，那么我们就听东兴同志的具体指挥。我们为我们的刊物叫“红旗”而感到自豪，我们红就红在这儿。
结束了这次为时半个小时的推心置腹的谈话后，曹慧回到她的单人职工宿舍，一头倒在那铺得厚厚的小木床上，皱着眉头想，我是不是还要按原来想的，在小源考上大学之后跟老田复婚呢？这时局还会不会起大的变化呢？今天听熊总编讲话的口气，中央领导层内部还很微妙呢，还大有玄机呢。看来，还是要慎重。
后来，她在迷迷糊糊睡着之前又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社会青年参加高考的事情，该不会有什么反复了吧？据老田说，教育部已经把一系列文件都拟定好了，可是为什么中央还迟迟不公布正式决定呢？
各大媒介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一九七七年的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刊发重大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以及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制度得到正式恢复。
虽说季节已入初冬，但是对全国考生来说，仿佛是迎来了一个无比绚烂的春天。对于每一个知青来说，这个冬天的每一阵寒风都是温暖的。可以说，几乎全国的年轻人都在雀跃，几乎全国的家庭都在沸腾。
苦熬在农村的上千万的知青，这些天都在为这个喜讯而奔走相告。不少已经为人父母的“老三届”知青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也纷纷报名参加高考；就连那些曾经政治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即将出现的巨大变化。
夏建国火速赶回了陕北，而田源也踏上了奔赴云南的列车，两人都要赶回原单位去报名参加高考。夏建国在离开北京之前，把自己好不容易搞到的一本《初中代数》和一本《初中物理》分别抄了一遍，自己带上抄件，而把两本书寄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鼓励自己的大妹建红也赶高考这趟列车。这是一趟呼啸而过的列车，对每一位知青来讲，机会都是很金贵的。
继续在小岗村蹲点的妇女主任夏建红，是这一天傍晚从乡邮递员手中接过这两册课本的。随书寄来的，还有哥哥建国的一封充满豪气的信。她一念完这封信，豪气就上来了，急忙离开队部就往大田上跑，她知道刘金锁正带着乡亲们在掘红薯。刘金锁被夏建红拉到沟渠边，拍拍身上的土，就看着夏建国的信。夏建红说我俩一起考吧，我哥也是这个意思。这时候她发现刘金锁的表情有些迟滞，后来就听他迟迟疑疑地说，建红，你参加高考我很支持，有啥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说，我就不参加了吧。
为什么？怕考不上？你原来的成绩不是挺好的嘛。
不是，咱们的情况不一样。
夏建红一听就急了，扯住刘金锁的破衣袖就说，你给我说清楚，什么情况不一样？
刘金锁却说，这会儿就不说了吧。天黑之前，我们俩把红薯都装车，等忙过这一阵儿再说吧。
直到晚上，夏建红进刘金锁家见金锁与自己的奶娘相对着喝粥，一点也没有要说话的意思。
刘金锁吃完饭才说，建红你赶快回去复习吧，学代数和物理都是学笨功夫的事儿，需要抓紧时间。你把我这只羊油灯拿去，你那只太暗了。
夏建红想，也许他是舍不得自己当了大学生以后留下病恹恹的母亲，但是这也说不通啊，他当初怎么就能扔下母亲往广东跑呢？甚至想往香港跑呢？如果金锁真的考上了大学，可以把妈妈往北京送啊，她毕竟是我建红的奶娘啊。
但是刘金锁始终就没说自己的打算。他只是感到自己与脚下这片土地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他跟夏建红毕竟还不一样，人家是北京大姑娘，总是要回大城市去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刘妈妈隔着一条布帘子问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儿子，咋跟建红吵嘴了？刘金锁说哪吵嘴了，舍不得和她吵呢。
这时候刘金锁就披衣起来，推开房门，独自坐在自家门槛上，呆呆地望着头上闪烁的星空和星空下这一片秋冬交错的大地。
刘金锁心里有建红，他知道建红心里也有自己。但是，时代的列车开来开去，每个人的面前都会出现新的站口，尤其是年轻人。
刘金锁凝视着天边最远那颗光芒微弱的星星，心里默默地说，建红你就好好复习吧，上你的大学吧，我就守着这块土地了，我就不信小岗村翻不过身来。眼看“四人帮”都被逮了，那种大呼隆的“农业学大寨”的做法可能也会改一改了吧，农村的生产还是有指望的。我不想一下子拔脚离开，尽管夏建国的那封信说得火烧火燎。
田源回到西双版纳的农垦场，见到昔日的战友们三三两两地已开始复习了，而他所带来的一册《高中历史》和一册《初中数学》竟成了大家疯抢的对象。
农垦场的大胡子场长，走过来一掌拍在他的肩头说，你这个小刺儿头，总算装病装完了，上头要“清查”你了，你知不知道？现在《人民日报》社论说要高考了，你小子才赶回来，真是“司马昭之心”。
田源却头一回对这位场长露出了恭顺的笑，并从一只破旧的军用挎包里掏出一包北京蜜饯塞了过去。田源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高考对他来说绝对是天大的事。当天晚上他就跑到场部邮电所给父亲挂了长途电话，告诉父亲说自己已经初步跟农垦场领导搞好了关系，请父亲放心。
而田志远也在电话里欣喜地告诉儿子，说自己参与写作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已经在《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上发表了，而且《人民日报》也马上加以转载了，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思想理论问题，对今后教育制度的改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连小平同志看到这篇署名为“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都说写得好。
田志远这么兴高采烈地说着的时候，却不料电话那头早就被按掉了，田源可没有心思听这个，他满脑子都是数学、历史和地理。再说长途电话费那么贵，他哪有钱来支付父亲讲理论的通话时间？
邓小平要南下广州去参加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在动身之前，他安排了一次与美籍华人、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教授的会见。这些天，他心里一直琢磨着即将开始的全国高考，他很想听听王浩教授的意见。
他要见王浩教授的原因，是前些日子他读了王教授的一篇文章。
王浩教授回到中国后，看到国内科学界的学者们目前精神状态特别好，每个人都能够专心搞科研，心里很受鼓舞，于是写了一篇名为《关于促进教育科技发展的几点意见》的文章，直接寄给邓小平，希望自己的这篇文章能够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有所帮助。邓小平读完这篇文章就萌生了与这位王教授当面聊一聊的念头。
会见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福建厅似乎是人民大会堂所有厅中出镜率最高的，因为这个厅恰好位于迎宾的主要场所北大厅之后，所以领导人接见宾客的地点，通常都会选在福建厅。
主宾一坐下谈话，话题马上就集中到了正在紧张筹备的全国高考上。王浩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惊叹，他说，竟有五百七十多万考生参加高考，美国可组织不了这样的考试。
邓小平笑了，解释说，这不是高考的常态，是要弥补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今年高考的问题还很多，考生形形色色，准备也太仓促，明年要组织得更好些。譬如今年是各省市自主命题，从明年开始，至少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这样可以减少试卷出现问题，关键是要保证公平竞争。
对于这一次全国即将举行的高考，客人提出了不少建议。客人尤其强调，除了保证大多数人的公平机会，也要照顾一些特殊人才，这才是教育的智慧。王浩说的这个意思，邓小平很有同感。邓小平点点头说，科学领域总是后来者居上，否则人类难以进步。虽然过去有些方法有缺陷，不容易发现有特殊才能的人，但这样的人是有的。
对于即将全面铺开的全国高考，邓小平心里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他觉得王浩教授的许多意见都很中肯，值得在高考的组织工作中加以把握。这时候，邓小平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于是笑着问，王教授，对艺术你有什么建议吗？
王浩也笑了，说，艺术我不太懂。
邓小平说，艺术和科学也有相通之处，都要注意对特殊人才的选拔和使用。音乐学院原来的院长告诉我，发现了一个七岁的娃娃会拉小提琴，能拉很难的交响乐曲子，而且拉得不错。但是因为中国不喜欢讲天才，所以很容易把有潜力的孩子耽误了。根据现在音乐学院的规定，只有满十一岁的孩子才可入学。我认为像这样的娃娃，应该吸收到音乐学院来，提前录取，以便深造。
两人的聊天，领域很广阔。王浩离开人民大会堂后很久，还一直为邓小平谦逊好学的精神所感动，譬如邓小平说“我还是个小学生，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他也为邓小平在目前的中国政治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胆识所感动，譬如邓小平说“一定要保证科研人员至少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政治学习的内容要精简，特别要反对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王浩想，中国的科技事业，有了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是完全可以寄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