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锁家的小煤油灯一直亮到下半夜，刘金锁和他的妈妈面对着脸容平静的夏建红，双方都没有睡意，都处在一种情感激动之中。刘金锁已经把撕成十几块的那份安徽医学院录取通知书糊好了，却被夏建红用缓慢的手势又撕成了四瓣儿。夏建红对刘家母子说，我这样做，其实也不是一时冲动，我是深思熟虑过的。我的面前确实有好几条道，一条是像我妈妈一样做一个医生，救死扶伤，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另一条是在乡村做我的乡村干部，与贫下中农一起，逐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大家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舒心日子，这也是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这两者有区别，但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尤其是金锁哥，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心里就特别踏实。要是没有这种感觉，我上回回到北京，也不会咬着牙跟着你再回凤阳来了。本来我是想跟你一起报考大学的，咱们并肩走另外一条道路，但既然你放弃了高考，我就问自己是不是也该放弃这次机会。我心里一直有两个人在打架，而后来打赢的那个小人儿告诉我，你应该把那张安徽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撕掉，你的命运应该跟安徽凤阳是同一个命运。
刘金锁点头说，建红，我明白了，不过我心里确实有一种滋味很难受。
这时候刘妈妈又抱着夏建红呜呜痛哭起来，连声说好孩子啊，好孩子啊，好孩子啊。
夏建红从凤阳县邮电局向北京家中挂电话的那一刻，她父亲正好在镜子前试一件西装。西装是高兰从医院的同事那儿借的，一套黑色卡其布西装，再配一根红色的领带，好歹把丈夫打扮得像样一点。而高兰在穿衣镜前刚露出笑容五分钟不到，马上就伤心地哭泣出声，大女儿电话中的那个消息不仅使她感到突然，而且完全无法理解。她那痉挛的手简直要把电话听筒拽裂了，她一个劲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忽然又一连串地说你太傻、你太傻、你太傻，直到小女儿跑进来抱着妈妈说，妈妈，您别这样。
倒是夏默显得冷静，他说，我早知道建红是个由着自己性子做事的人，从她那天非要跟刘金锁一起回安徽，我就预感到她已经在选择自己的前程了。不过我看刘金锁倒也是个憨厚的人，我家建红跟着他也不至于受太大的委屈。就是那地儿，实在穷了一点，真的不行，以后咱就把他们接到北京来住嘛，好歹是自己的女儿女婿嘛。以后经济发展了，生产上去了，给找两个工作岗位也不是件太难的事儿。高兰，你就别太伤心了，你再这么哭下去，我怎么安心到缅甸、尼泊尔去啊？
待妻子的哭声渐渐平息下来以后，夏默又说，不管咋讲，咱比起后院的田家来说不知好多少。人家那个小源都失踪得没影儿了，老田这几天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曹慧也逼着他去云南跑一趟寻找儿子的下落。现在的高考试卷复议规则，倒是不讲究什么政治观点了，对“文革”什么的骂几声也不当回事儿，知青在作文里诉诉苦也不算什么“颓废”了，田源那篇作文“当个小司马迁”什么的，老田都跟我探讨过了，都算不上啥了。小源进大学，应该说也不算什么问题了，就像咱家建国一样，可是事情偏偏出在人失踪上，满农场都找不见，你说急人不急人。
田源确实失踪了，没人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他大闹了一通云南省招生办以后，第二天就回到了西双版纳，然后也不出工，一直在宿舍里拉他的提琴。他拉琴的本事实在不怎么样，姿势也不潇洒，乐音也不连贯，有时候拉得像锯木头一样唧唧嘎嘎地很难听。一个名叫杜鹃的女战友听不下去了，指点他好一阵儿，他才有点上了路。
在那种难听的吱吱嘎嘎的提琴声响了三天之后，田源就连人带琴一起失踪了。有人说他黑夜走的，有人说他凌晨走的，反正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杜鹃说他肯定逃回北京去了，就像他以前做的那样，所以谁也没把田源的失踪当一回事儿。倒是那个大胡子场长，后来听说田源北京家中打来好几个电话问孩子的行踪，才感到有点纳闷，但后来也没把这件事往心里放。那个年头乱糟糟的，旷工、逃跑、出事的比比皆是，老是为这些事儿烦心，那就没办法指挥全场的生产了。
只有杜鹃在某一个夜晚想，是不是田源嫌我教得太差，跑外面去找提琴拉得更好的人当老师了呢？这个人可能想走音乐的道路，那模样儿也有演员的相，后来她就睡着了。
整个农垦场没一个人再记挂田源失踪的事儿了。
夏默穿着黑西装，打着红领带，随邓小平的访问团接连走了缅甸、尼泊尔。他一路上很注意自身的形象，老是告诫自己要挺起胸膛来，不要习惯性地佝偻着肩。这十年被关“牛棚”、扫厕所，已经使他的腰背一不小心就有了弧度，而团长邓小平倒是处处显得轻松，一路上咨询了他许多问题，他也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小心翼翼地对答着。
邓小平在尼泊尔主人陪同下参观巴德岗杜巴广场北面的五十五窗宫时，就回身问了夏默一个问题，夏默当时正为这座宫殿的艺术造诣所震惊。这座五十五窗宫是尼泊尔马拉王朝王宫巴德冈故宫的一部分，建于一四二七年，主体宫殿是一座四层砖木结构建筑，墙为暗红色。因其上开有五十五扇黑漆檀香木雕花木窗而得名，其窗棂所饰宝石、雕花则显示出尼泊尔中古时期精湛的木雕艺术水平。
邓小平让夏默走到他身边，指了指古韵十足的雕花木窗问，感觉怎么样？
夏默说，大开眼界！尼泊尔虽然国家不大，但古代文化很是让人着迷。
邓小平说，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夏默同志，你对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怎么看？
夏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有些犹豫。邓小平一挥手说，不用顾虑太多，说实话。
于是夏默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虽然有些糟粕需要剔除，但是总体上看是极富魅力的。上次我出国采购教材，访问了一些学校，很多外国老师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不是一般的兴趣，而是非常非常感兴趣，有位老师还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了一条中国龙。
夏默看到邓小平点头，便放大了胆子继续说，我有个感觉，这些年我们国家“破四旧”，有些是非常必要的，有些则过头了。譬如说，清华的西门都被学生砸了，圆明园的遗址也遭到毁坏，建筑基址只剩下一个轮廓；湖南株洲的炎帝陵也被夷为了平地；山西的舜帝陵也被毁了；绍兴的大禹庙也被砸了，听说大禹塑像还被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曲阜孔庙里的孔子墓也被挖掘了，孔子的骨骸还被示众后焚毁；安徽和县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都被砸成了一片废墟；连河南南阳“诸葛草庐”里的塑像和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也全部被砸；幸亏杭州的灵隐寺没有被中学生砸成，还是因为紧急赶到的浙江大学和美术学院的大学生互相挽着手护在庙门前才保护下来的，真是惊险异常。
夏默说到这里时，两个眼睛都湿了，于是赶快掏出手绢悄悄拭了拭眼角。
邓小平长叹一声说，是啊，老话说“敝帚自珍”，何况是这么好的宝贝，自己的要保护好，别人好的东西也要学过来。搞四个现代化，对人类文明的好东西，就要采取“拿来主义”。
中国代表团成员听到自己的团长用这么肯定的口吻说话，纷纷点头，他们好久没有听到国家领导人对文化传统说出这么有力的话了。邓小平看着大家，又说，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为什么后来落后了？就是闭关自守。火药是中国发明的，可是在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就是用炮舰、火炮把我们打垮的。建国以后，虽然也有一段时期发展是好的，但是使我们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也正是闭关自守。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
夏默一边点头一边快速地在本子上记录着这些话，这时他突然听见邓小平又直截了当地问，你们的历史教材编得怎么样了？
说起历史教材的编写情况，夏默脑袋都大了，他马上说，不是很顺利，在很多重要问题上都卡住了。
车队在回宾馆的路上，邓小平又把夏默叫到自己身边，要他讲明白刚才汇报得吞吞吐吐的事情。于是夏默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中学历史教材编写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重大问题，牵涉到对历史上农民斗争的看法、对帝王的评价、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包括“评法批儒”之类。
邓小平在听这些话的时候，把头靠在车垫上闭着眼一直沉思着，最后他睁开眼说，夏默同志，你讲的这些问题都非常重大，需要慎重应对。但是，有一个总的意见，就是思想不能僵化，历史观也不能僵化。
夏默点头，表示同意。邓小平又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应该用事实去支持理论，而不能打着理论的旗号随意摆放事实。所以说历史被混淆，常常不是因为史料被篡改，而是因为被片面地陈述。
说到这里，邓小平让夏默把刚才汇报的问题都集中一下，正式写个报告给中央，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
听邓小平这样讲，夏默又大着胆子建议说，我觉得，中央应该成立一个教育科学研究院，专门研究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拍一拍座椅扶手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教育是要教授科学的，它本身也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我的意见是，应该成立一所“中央教育科学院”，为全国的教育事业提供支持。回去以后，你也就此写个报告，交中央讨论。
晚上睡在尼泊尔宾馆松软的床上，夏默想，从“五十五窗宫”到“中央教育科学院”，邓小平的决策真是快捷啊，分析问题也很深刻，要是所有的疑难问题都被这样讨论和决策，中国的发展速度，真是可以期待的。
田志远是在广东宝安樟木头收容所里找到自己儿子的。他接到来自广东的电话后就连夜坐特快列车赶往广州，后来果然看见了蹲在地上胡子拉碴的儿子及其手边一只破旅行袋和一只琴盒。他痛心地对儿子说，小源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你妈妈为你的失踪都急疯了。
收容所的同志告诉田志远说，这小伙子表现还行，并没有发生偷渡的事儿，只是一直在宝安闲逛，我们怕他有意外才把他留在了这里。田志远这时候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说他还是个大学生呢，他那篇作文过去是零分，现在是九十分了。西双版纳的农垦场找不到他，所以把录取通知书寄到北京家里来了。
这时候田源突然就眼睛发亮，抢过录取通知书一看，却又愣了。原来录取他的大学并不是北大，而是景洪师范专科学校。他惊愕地问父亲，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