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们愣了一下，后来便七嘴八舌说，管理要改善，生产要提高效率，生活水平也要适当提高。邓小平说，这话对。代表们继续七嘴八舌说，一定要按劳计酬，不能干多干少一个样。邓小平又说，这位代表的意见，也很好。
另一个工人代表挤上来说，现在生产效率低，事故太多。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不过，我不敢说。
邓小平说，有什么不敢说的，说嘛，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各位的真实想法。
于是，那位工人代表直截了当地说，厂长不懂生产。
听他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那位工人代表说，大家伙儿笑啥啊？现在不仅厂长不懂生产，有的工段长也不懂生产，难道你们那儿不是这样吗？都是上面派下来的，说的都是外行话，一天到晚只知道抓政治学习，从来不抓生产！邓副主席，我说这话，可不是我反对政治学习，更不是我反对党的领导！
邓小平说，你这位代表同志，也说到点子上了。今天我听大家说的，都很好。请同志们放心，我们这次开会，就是要说说这些问题，要搞研究，要使我们工业生产的管理来个大的改善，使我们工业发展的水平来个大的提高。我说这个话，你们赞成不赞成？
大厅里顿时一片欢腾，所有的声音都在喊，赞成！
邓小平专门去北京饭店看望工人代表，是为了当场问清楚工人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谁知他又请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来汇报了些情况，因为他想在工会“九大”的发言中有针对性地谈一些问题。当前全国工业战线问题成堆，许多问题的症结其实也是“两个凡是”在作祟，没能科学地组织生产，而社会主义生产的高效组织，是自有一套客观规律的，不是几句“口号”和“精神”所能糊弄过去的。
既然要讲，问题就要讲透。
当然，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也要循序渐进。关键是要方向明确。
为此，他专门把胡乔木召到了米粮库胡同，直截了当对他说，中国工会的“九大”一定要开好。我要讲个话，要把工业战线当前的突出问题讲出来，尽量讲透。但是，现在给我的这个发言稿很平淡，没有鼓动性，没有写出中国工人现在想的是什么，他们的迫切愿望是什么，没有写出工业战线必须改革这个中心点。总之，没有破题，所以还是请你这个“党内第一支笔”动动手。
胡乔木马上躬身说，这是应该的。
胡乔木在前一阶段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说了不少出格的话，甚至写了“揭发”邓小平的材料，直接送到毛主席那儿去；两个月前还跑到胡耀邦家里去劝诫过一次胡耀邦，说是犯不着在破除“两个凡是”这件事上冲在前面；直至读了邓小平“北方谈话”的记录稿后，才忽然有大梦初醒之感，感到邓小平说的句句在理。
好在邓小平是个不计前嫌的人，遇到文字上的事，照样还是吩咐王秘书“去请乔木同志”，这就让胡乔木既惶恐不安，又心存感激。
邓小平说，我在东北一路上讲话中提到一些想法，要在这次的讲稿中再讲得明白些。胡乔木说，对，对，我已经多次学习了您在东北的讲话。您在大庆强调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在长春指出一定要破除“两个凡是”的桎梏，这太重要了。我一定照您讲的意思，改好这个稿子！
胡乔木临走的时候，邓小平又叫住他，再次认真地嘱咐说，乔木同志啊，企业要发展，经济要发展，关键是搞好体制改革。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地方。
胡乔木说，我一定尽力而为。
王秘书一直把胡乔木送出二门。胡乔木在弯腰钻进车子以后又推门下了车，对王秘书说，我真是服了小平同志了。王秘书笑笑，不说话。胡乔木又用压得很低的嗓音说，我实在不该写那个揭发材料送毛主席那儿，小平同志都知道我写什么了吗？
王秘书轻轻地笑了笑，说，小平同志怎么不知道？小平同志什么都知道，但是像你这种事情，他通通都忘记了。
胡乔木愣了一会儿，大叹一声说，你讲得真好。
王秘书说，不是我讲得好，事实就是这样。
胡乔木很放心地钻进汽车，走了。
经过胡乔木修改过的发言稿，果然就有了面貌上的彻底改观，所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上作的报告，一次又一次地被全场一千九百多名工人代表自发而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
邓小平还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邓小平甚至直截了当地宣布：今后各个企业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本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工人选举产生。
邓小平还加重语气这样说：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资金利润率。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坐在台下的来自大庆的小何姑娘以及来自鞍钢的牛炉长，与所有的代表一样几乎把手掌都拍红了，而坐在主席台正中的华国锋主席也缓慢而严肃地鼓着掌。
在华国锋心里，邓小平讲的这些话，从道理上来讲都是对的，他听得进去。
邓小平并没有在这样的场合公开点“两个凡是”，这说明他还是有分寸的。华国锋为此感到安心。
邓小平在东北放话，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全国各个行业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挣脱思想桎梏的变化，而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却没有对此有明确的表态，这就使北京的好大一批人惴惴不安，不知道中国下一步会朝哪个方向走。
总政宣传部的副部长曲径这段时间总是睡眠不好，睡着以后总是在后半夜醒来，然后就再也无法入眠。他有一次甚至在黑暗中对妻子说，看起来真是要刮“右倾翻案风”了。妻子翻个身说，胡说，睡觉！
曲径忍不住第二天抽个空跑到了“中办”，一进秘书局副局长刘鑫的办公室就马上把门关上，显得特别紧张不安。他碰碰刘鑫的肩膀说，喂，老伙计，来你这儿探探风。马上要开中央工作会议了，这些天有什么新精神？我都烦死了，从来不吃“利眠宁”的，这几天每天晚上都一粒。
刘鑫说，老曲啊，你也太能琢磨事了，别那么挂心好不好？我先告诉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老田的前妻也参加简报组，也是老规矩了。
曲径坐下来，说，老伙计啊，不是我好琢磨事，是我感觉到风向越来越不对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势头越来越猛。我算了一下，到今天为止，全国已经有十八个省委书记和五个大军区司令撰写了署名文章，表态支持。一个哲学问题，至于这样兴师动众吗？是不是中央内部鼓励这样的做法，每个省都要这样表态？
刘鑫说，老曲啊，你有这个疑问，倒是好理解。不要说是你，很多人都来问我，一个接一个的省委常委会这样学习《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一个接一个的省委书记这样写文章表明立场，还包括那些大军区的司令员，这到底是不是中央下了什么内部文件，要这样搞？我可以明明白白告诉你老曲，中央没有下过这样的文件，也没有打过这样的招呼，都是各省各大军区这么自发地讨论起来的。每个省一讨论，《人民日报》那个胡老总就照发消息，一时间你仿我效，就弄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局面，很有点轰轰烈烈啊。
听刘鑫这么一解释，曲径心里就越发不踏实了，说，华主席难道就不管吗？听之任之吗？
刘鑫说，怎么管啊？人家也是学习嘛，也是写心得体会嘛。说到根子上，大家也确实是觉得《光明日报》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写得对，真理的标准确实是要拿实践来检验的。许多事情确实不是哪个领袖说过一句话就板上钉钉了，所以这个讨论势头才会越来越大。
刘鑫又说，老曲啊，我劝你不要心思太重，也别晚上睡不着觉了，放踏实一点。我看思想解放一点也有好处，起码各个领域都能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你没读到邓小平在长春的那个谈话吗？邓小平已经直接点出“两个凡是”的实质了，话说得很猛啊。他这么说了以后，华主席好像也没什么很明显的动静嘛。你再看看邓小平在工会“九大”上的讲话，那话也说得猛啊，华主席那天不也是坐在台上，亲耳听的吗？连华主席都在作思考，你老曲深更半夜地烦心又干吗啊？老曲我告诉你，前几天我跟老田、老穆几个又聚会了，听老穆描述邓小平在东北的一系列言行，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啊。这次没叫上你也是怕你心思太重，所以老曲你一定要想一想，是不是也得跟上一点形势了？
刘鑫立场的这种动摇，使得曲径很不满意。曲径站起来烦躁地走了几个来回说，我这个人就是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的，我就是认死理儿的。党的“十一大”路线明明规定的是要抓纲治国，可是他邓小平怎么能在长春公开批评“两个凡是”？怎么能在工会“九大”上又明确地说要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要搞经济改革？按他的办法去做，那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还要不要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了？你知道吗，邓小平公开说“两个凡是”不对，我们总政《解放军报》的那帮笔杆子就开心得蹦啊跳啊的，听说胡耀邦啊、《人民日报》那个胡总编啊、《光明日报》那个杨总编啊，一个个都笑歪了嘴，把汪副主席要他们写检讨的指示都当作耳旁风了。这是个什么局面啊？我都担心死了。我曲径别的立场没有，我就抱定一个立场，就是时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毛主席号召我们出来闹革命，我曲径这个穷娃子早就死在山沟沟里了。我曲某人就看不得有人要动摇毛泽东思想的这杆红旗，哪怕这个人是我的老领导、老首长，也不行。我这个人就是死心眼，我就见不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被人整个儿翻案！
刘鑫把手交叉在胸前，默默地看着他的这位老战友的激动之情，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斜阳从西窗照进来，照在曲径的额角上，那额角上有一根青筋在扑通扑通地跳。
曲径一下子走到刘鑫的办公桌对面，两手扶着桌面，目光炯炯地盯着面前的这位老战友，厉声说，刘鑫同志，我看你是有点危险了。你是“中办”的人，心里一定要摆准党的主席和党的副主席的位置，你的心里不能邓副主席的影子越来越重、华主席的影子越来越轻。你们“中办”一定要设法稳定好全党全国的政治局面啊，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啊，党的“十一大”路线还是要坚持啊，全党全国都不能乱啊。老刘，我这话是说得狠了一点，可也是为你老伙计着想啊。
刘鑫说，你坐，你坐，你别像个老虎一样瞪着我，其实我心里有时候也挺矛盾的，谁希望党和国家乱啊？我是希望全党的思想再解放一点，但是也不要陷入混乱。好在华主席从总体上讲，还是牢牢掌控着局势的。你看，马上就要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了，但是怎么开三中全会，华主席心里有谱，不会乱到哪儿去。在三中全会之前，我们马上要开个中央工作会议，华主席也是全盘掌控的。我可以告诉你，华主席已经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定死了三条：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量明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是讨论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就这三条，不涉及其他。
曲径一听，放心了，说，就讨论这三个问题？不涉及真理标准什么的？
刘鑫斩钉截铁说，不涉及，就这三个议题。
曲径临出门的时候，还有点不放心，又回过头说，老伙计啊，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你看看中央工作会议到底会不会突破这三个议题，闹腾起来？那么多的省委书记、军区司令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叽叽喳喳的，万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叽叽喳喳起来，那不就麻烦了？如果邓副主席那些领导一表态说支持，那局面不就更乱了？华主席能掌控得住吗？
刘鑫说，老曲你快走吧，哪有那么多心事啊？怪不得你天天要吃“利眠宁”呢。我下面有个会，我还得开会去。
曲径走出“中办”，弯腰坐进他的吉普车的时候，心里还在寻思，邓小平已经拉下脸公开反对“两个凡是”了，他下面一定还有他的战略部署，他下一步会怎么干呢？他到底在思考什么呢？
在这个天气闷热得有些反常的季节里，邓小平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还是如何进一步打开国门、加快对外技术交流的问题。
中国落后的生产局面要迅速改变，就不能不更多地引进西方技术，而向西方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直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就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依邓小平的考虑，留学生要成千上万地派遣，今年就可以向美国派遣三四千名留学生。
邓小平一说出“三四千名”这个数字，几乎就吓着了教育部长刘西尧以及国家科委的常务副主任蒋南翔。
刘西尧那一天小心翼翼地对邓小平说，我们已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了，去丁肇中实验室的十个人已经动身了。
那一刻，邓小平是这样回答他的：十个人？十个人太少，我听说伊朗打算派三万五千名留学生去美国学习。我们近十亿人口的大国，从一九七二年到现在，一共才派了一千九百七十八人。我们说要赶超，赶超就要从最先进的学起，就要走出去，去人家那里学。我看要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今年派三四千人，明年派万把人。
这“三四千人”与“万把人”，就把刘西尧与蒋南翔吓着了。
他俩都没想到，邓小平的气派会那么大，只一瞬间他俩就明白了，邓小平心里是着急啊。没有一大批青年学子学成归国，中国落后的生产技术局面，没法彻底改变啊。
但是，今年的三四千人和明年的万把人，也实在太多了。所以刘西尧后来又小心翼翼说，人去多了，很难管理。
邓小平当时就说，问题就出在这里。我看了你们定的规定，管得死死的。到了国外，外出还得两个人一起。
蒋南翔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就问，小平同志的意思是？
邓小平明确说，对留学生的管理方法要注意，不能那么死。现在不怕他们学不好，反而害怕他们不同社会接触，这样既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要把学生放到外国人家里去生活，胆子要大一点嘛，跟人家搞在一起，才能学到东西。
蒋南翔说，搞到一起，怕到时候就不回来了。“文革”期间也派过一些留学生，就发生过滞留不归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