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邓小平站了起来，向大家摆摆手。会议室顿时立刻鸦雀无声。邓小平又坐下去，说，各组的讨论，都很好，气氛活跃。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提出了很多需要解决，也应该解决的问题。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四五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因此，我建议，对这次会议上同志们提出的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中央要仔细地梳理一些，由华主席在全体会上正式表明中央的态度，给全党同志一个说法。这样做，对我们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有百益而无一害。我们共产党人襟怀坦荡，应该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凝聚全党的力量，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
邓小平的这段话刚说完，叶剑英就带头鼓掌，顿时引动了一片噼噼啪啪的掌声，连汪东兴也使劲地鼓了掌。邓小平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适时的，也是大家所期盼的。
中央确实要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显然，现在，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曙光在前了。
华国锋果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是经过了连续几个不眠之夜才定下这份讲话稿的。他召集了好几个秀才，推敲了好多种句式和说法，这个弯转得很不容易。他知道，“两个凡是”必须由他来宣布打破。他只有代表政治局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表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才有可能进入他原先设想的关于农业、国民经济等问题的讨论。
他讲话的时间定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旦发言，他的语气还是很坚定的。
面对京西宾馆会议厅两百多双亮晶晶的眼睛，他语音明晰地说，当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问题的时候，同志们提出“四五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过去多次讨论过，准备加以解决。这几天，中央又研究了大量的意见。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以下决定：
第一，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央认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群众运动，应该公开彻底平反。十一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一律要平反，恢复名誉。
第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在一九七五年下发的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号文件，一九七六年下发的二、三、四、五、六、八、十、十一号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责任由中央承担。
第三，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这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其目的是为了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恩来和朱德。中央决定，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过去各种文件、材料中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的不实之词，都应作废。
第四，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第五，纠正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曾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作过重大贡献。彭德怀同志已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他的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第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复查，过去把陶铸同志定为“叛徒”是错误的，应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病逝，他的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第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经复查，过去把杨尚昆同志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第八，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必要的。但是不设专案组，有关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审理。
第九，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另外，对于“三支两军”工作，要历史地看。成绩要肯定，出现的错误由中央承担责任。
华国锋宣布的九项决定所引起的雷鸣般的掌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许多会议代表在鼓掌的时候甚至流下了眼泪。王恩茂事后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说华主席这一次的宣布虽然没有提到要破除“两个凡是”，但是他说的这九条没有一条不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这就是巨大的进步。当然，还差一步，华主席如果能够像邓副主席一样公开反对“两个凡是”，那就好了，好多问题就能够更加实事求是地认识。两个月前邓小平在我们长春干部大会上公开表示反对“两个凡是”，这两个月以来我们吉林省面貌改变多快啊，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王恩茂的这一感慨，说出了很多会议代表的心声。看起来事情还差一步。
而刘鑫在编这一期重要简报的时候，心情却有些异样。与他坐在一起进行文字校对的曹慧，心情异样得就更厉害一些。曹慧悄声对刘鑫说，我真是有点想不明白，怎么转眼之间什么都错了呢？这样的话，我们党还有什么威信可言？更危险的是毛主席没有威信了。再下一步，可能就是整个儿地否定毛主席。我跟你说句悄悄话，我看邓副主席这个人就是想彻底否定毛主席。想想他自己几次被毛主席打倒，想想他大儿子落成了残疾，我就相信他从骨子里是要否定毛主席的。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浑身发冷。
刘鑫没有直接回答她的话，只要求她好好校对文字，最后说了一句，再看看吧，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完呢。
曹慧说，老刘啊，我们是不是也该换个思路看问题了。那天我听到邓副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襟怀坦荡，应该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凝聚全党的力量，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情。
刘鑫像不认识似的看着曹慧说，曹慧，你变了。
曹慧笑笑说，老刘，变则通、通则达。时代变了，我们都得跟着变呀。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那些不平凡的日子里，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台灯下趴了好几个夜晚，才伴着她那抑制不住的泪水，完成了写给九泉之下的父亲的信。
她知道中央正在加紧讨论给她父亲平反的议题，知道离父亲昭雪的日子不远了，此刻她真的有许多心里话要跟父亲叙说。
她把这封信定名为“一封没有发出的信”，寄给了新华社。她想，如果新华社有哪位编辑看着这封信合适了，也会推荐到什么地方给发表，她的这封饱含热泪的真情实感的信或许能为父亲的早日昭雪作一些小小的推动。因为她知道，在中国，像她这样愿意写给含冤而死的父亲或者母亲信件的子女，实在太多了。她的小小的情感或许能卷起许多中国人心底情感的洪流。
拆开这封写有“新华社收”的厚厚一叠信件的，正是新华社的年轻编辑任燕。她为这封信的标题感到吃惊，在没有读信的时候首先看了看落款，她不熟悉“陶斯亮”这个名字，也不明白这封信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随着一页一页的阅读，她突然就涌出了眼泪，鼻子一阵阵发酸，竟致趴在办公桌上抽泣起来。同事们跑进她的编辑室问她怎么了，她说这是陶铸的女儿写给她父亲的一封信，我给你们念几段吧，真是太感人了。
于是她就念了一段，厚厚的信笺在她打颤的手里簌簌地抖动：爸，我在给您写信，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是的，早在九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您这样的人会死！您只是躯体离开了我们，您的精神却一直紧紧地结合在我的生命中。您过去常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现在我们依然如此。
小小的编辑室安静下来，所有的心都随着任燕的带着哭音的朗读声而颤抖起来。
任燕继续朗读：爸，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半夜里有几个同学猛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递给我一张《打倒陶铸》的传单，上面印着江青、陈伯达等人一月四日对一些群众组织的讲话，说您“背着中央文革小组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们要“发动群众”把您“揪出来”。记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离开北京回上海时，妈妈曾对我说：“爸爸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你要事事谨慎。”当时，我以为妈妈只是一般的叮咛，没有在意。可是，现在竟然真的大祸临头。同学们劝我赶快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是妈妈接的。她讲：“情况就是这样，可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爸爸也不知道，他当时还在接见群众组织的代表呢！”听了妈妈的话，我惊奇极了，也伤心极了。您知道女儿是单纯的，我不敢想，可无情的现实却逼得我不能不想：为什么江青、陈伯达他们要这样从背后捅您一刀？这难道光明磊落吗？可怜的爸爸，在您被抛出来的最后一瞬间还被蒙在鼓里，成了一个可耻的政治骗局的无辜牺牲者。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政府的一个副总理，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党也没有做过任何决议，以后也没有追发过任何补充文件，就这样任凭几个人的信口雌黄，莫名其妙地被赶出政治舞台，横遭囚禁迫害，我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爸爸，我还记得，您多么珍惜那短短的放风。您经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四周池水里的荷花，对我说：“亮亮，你要好好记住它。你看它出污泥而不染，光明磊落，象征了一种崇高的品德。”爸爸，从此我也爱上了荷花，因为我知道，您是在用荷花来寄托自己的情操和志向啊。
任燕又朗读一段：有一次，趁监管的人不注意，我心怀疑虑地质问：“你出卖过同志吗？”听了我突如其来的质问，您一下子愣住了，十分恼火，愤怒地直视着我的眼睛，难过地说：“难道你也不相信爸爸？我是宁愿自己的热血洒在地上，也不会做对不起党的事的！”有一次，我碰到了康克清妈妈，她悄悄地把我叫到身边，再三叮咛我，一定要劝爸爸、妈妈相信党、相信群众，要坚强地活下去。当我偷偷把这些话告诉您时，您微笑了……我知道，您一直到死，心里都带着同志们的信任，它给予您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亲爱的爸爸，十一年了，我不知在默默中给您写了多少封信，我既不能让人知道，又没有可投之处，可我却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写在纸上的我不得不一封封毁掉，可写在心上的却铭刻得越来越深。现在，我终于给您发出了十一年来在纸上和心上反反复复写的这封信。它仅仅是我作为一个女儿在短短的时间里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它怎么能装得下我积郁多年的感情，又怎么能表现您四十多年来的战斗生涯呢？它仅仅是一朵小小的白花，是女儿向您致哀和报春的一朵小小的白花。关于您一生的功过，党、人民和与您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是会给予正确评价的。
任燕读到这里的时候，发现编辑室里所有的人脸上都挂着默默的泪珠。一位老编辑问她拿这封信怎么办，任燕说我推荐给《人民日报》，我相信他们敢发。我要把题目改一改，把《一封没有发出的信》改成《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我相信这个“终于”。
任燕的判断没有错，《人民日报》以很大的版面全文发表了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当然，这封信是否得以发表，最后还是由总编胡绩伟拍板的。那天夜里的十一点多，胡绩伟的两滴眼泪就落到了报纸的清样上，他对站在他旁边的一位编委说，全文发表！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眼泪会落在我们明天的《人民日报》上。
胡绩伟的判断没有错，大江南北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眼泪，都落在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的《人民日报》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的广播电台，都声情并茂地朗读出了陶斯亮对其父亲的情感以及对被扭曲的政治的质问。不少播音员在朗读的时候都是语带哽咽的，使流出收音机的电波也显出了潮湿。
那天傍晚，邓小平参加会议后从京西宾馆回家吃饭，一坐上饭桌就看见几个子女眼睛都红红的，没有了往日饭桌上的那种热闹。邓小平觉得奇怪，停了筷子说，平时吃饭都叽叽喳喳的，今天怎么不说话了？
卓琳说，孩子们都听了广播了，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她一边说一边就站起来，走到邓朴方的轮椅旁边，从轮椅的扶手下面取出一张《人民日报》递给邓小平说，是亮亮写的文章。
邓小平接过报纸，一看标题，明白了，说，是陶斯亮嘛，陶铸的女儿。
当晚，邓小平在台灯下也看完了这篇文章。他一声不吭，在办公室里踱了几圈，心想，怪不得几个孩子读了都要掉眼泪。
多少中国人都遭受过这种情感的折磨，这种阴暗的日子必须从中国根除。
晚上，卓琳问邓小平看过亮亮的文章了吗，邓小平没有回答，卓琳也没有再问。
邓小平急于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把这次大大超过预定会期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好。
中央工作会议依然是群情激奋，各个讨论组的热烈话题还是集中在中央一定要对“两个凡是”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以及一些重大人事问题上，譬如对政治局的一些成员要追究责任，譬如要增补中央的副主席和政治局成员、要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曹慧每天整理着这些火辣辣的简报，眉头也越锁越紧。她心里想，华主席在那天大会上宣布了九项决定之后，明明宣布说“请各组召集人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对今天讲的这些问题，再讨论一天，即转入讨论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但偏偏就是贯彻不下去，各个讨论组依旧沸反盈天，一点都没有止歇的样子。一向文质彬彬的胡乔木为什么在小组讨论会上会作一个直接点名的发言呢：“希望华国锋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能谈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这次讨论作出一个结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点名批评中宣部呢？也有那么多会议代表点名批评我们《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呢？
太气势汹汹了嘛。
曹慧问刘鑫，这个会怎么收场呢？刘鑫叹着气说，会议真的转不动啊，有些人意见还很大啊，要对中央政治局动手术啊，说要拉下几个政治局委员，说他们跟“四人帮”是一伙的。国外有报道说一共要拉下四位，这就人心惶惶啊。还有人还把矛头对着了汪东兴副主席，要他下台。另外呢，有人要求增选政治局委员，要增补陈云为中央副主席，由他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