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的李组长见知青们一口一个“邓小平”，深知邓小平在知青心里的分量之重，于是也就决定搬出邓小平来说事。他站起来，挥着手大声说，中央和省委领导同志都希望你们能够顾全大局，坚守岗位，搞好生产！据我了解，邓小平副主席还对农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邓副主席也是希望你们大家坚守岗位的。
一听这话，田源就蹦了起来，目光炯炯地逼问李组长，请问这是中央和邓副主席的意见吗？我不信！肯定是你们没有如实报告这里的情况！你不要假传圣旨。
李组长被彻底地激怒了，砰地一拍会议桌，说，简直是胡闹！告诉你们，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为所欲为的时代！我们决不允许有人蓄意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发动写“万人联名信”的真相，谁带头的？谁串联的？把居心叵测的坏分子绳之以法！
田源一听这话就忍无可忍，突地冲到李组长面前，竖起两道剑眉，直盯着对方，咬牙切齿地说，我就是你说的“坏分子”！你以为你扣一顶“坏分子”的帽子，我就胆怯了吗？告诉你，我曾经的帽子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曾经被通缉过，我还差一点想潜逃香港。我今天实话告诉你，这都是被政策逼的，都是被“阶级斗争”年代的坏政策逼的。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要改变这种政策，才起来发表意见，才按上自己的红手印，给邓副主席写信的。你这次来，根本不是为了跟我们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是一口一个“安定”，一口一个“坚守”。你知道我们农垦场七分场那位可怜的重庆知青是怎么死的吗？她怀孕生孩子，就难产在深山老林里一个根本不能称作卫生所的破烂房子里，连个好端端的医生都没有，一大一小两条性命就同时完了！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干着开荒割胶的重体力劳动，到现在为止住的还是茅草房吗？知道我们一年里几乎有半年喝的都是咸菜汤吗？知青所受的苦，难道只是我们个人的苦？这是国家的苦！是全国家庭的苦！这种苦难必须结束！实话告诉你，我们全场一万名知青不可能再“安定”在你这种违背人性的“坏政策”下了！
田源话音一落，整个会议室满是一片抑制不住的叫好声。坐在屋角的大胡子场长又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心想，这个田源，还真是个角儿。当初怎么没把他推荐到云南省话剧团去呢？
李组长显然被田源这一番劈头劈脑的话弄蒙了。刹那间，他清醒过来，盯着缩在屋角的大胡子场长，抖索着手臂厉声说，赶快派人，把这几个要造反的职工控制起来。
这时候大胡子场长就从屋角慢腾腾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手下已经没有人了，所有的人现在都是听他们吆喝的。
说完这句话，会议室的门就砰一声被推开了。上百名情绪激动的知青带着他们愤怒的呼喊声一齐涌了进来，把田源、陆大洲、杜鹃围在中间。有人大声喊，我们生死在一起，不要命的就来吧！
州委工作组的八位成员面面相觑，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此时有位眼尖的组员挨近李组长耳边说，组长同志，您看看窗外。
窗外已经聚集起上千人的队伍，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多。得到消息的周边七个农场的知青们，带着自己的行李，分别坐着卡车、拖拉机或者步行，浩浩荡荡地向这里集中。
口号声刹那间雷霆般地震响了：誓死抗争！请愿北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看到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州委工作组的李组长顿时头皮一麻，心想，这下坏事了，不来还没事，来了竟然闹成这个局面。于是他赶紧对身边的组员喊，赶快报告州委！报告省委！
田源双腿一屈，就朝两条锃亮的铁轨趴了上去。在胸脯贴上坚硬的钢铁那一刻，他甚至感觉到铁轨的微微震动。他知道，呼啸而来的火车可能不远了。而在同一刻，他也产生了两年前在宝安边境线“扑网”的感觉，两者都是这么壮烈。
远远谈不上“神圣”，但“壮烈”却是实实在在的。
几乎在田源卧上铁轨的同时，陆大洲也闪电般地扑了下去。而且，他扑在田源的左侧，那是呼啸而来的列车的方向。两公里外，就是昆明火车站。
而仅仅在陆大洲趴下去的两秒钟之后，杜鹃也趴在了他旁边，同时传来一声杜鹃咬牙切齿的喊叫，让我做女人的先死吧！有什么大不了的！
一百多位知青就这么先先后后地趴了下去，任一批惊慌失措的铁路员工急奔而来苦苦相劝也决不起身，唯有一面写有“北上请愿团”五个大字的红色旗帜插在他们身边。
这一群云南知青北上请愿团卧轨者，是集体趴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羊角凹的路段上的。立即，严重的事态出现了：当日由昆明方向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其中包括多对军用列车；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在铁路员工的紧急操作下，沿线的红灯接连亮起。曾经微微震动的铁轨彻底安静下来。
这种安静，首先就由田源的胸脯感受到了。他扭头对陆大洲说我们可能真成了“坏分子”，陆大洲说是。田源说，我们现在确实是切断了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一角，但也许就是这种切断，使几百万中国农垦知青与城市的连接得到了畅通。我们的作为还是有意义的。
这时候田源听到了杜鹃在最前面咬牙切齿的叫喊，田源你不要作思想动员了，这道理我们都知道，历史将证明我们不是坏分子。我们一点都不坏，我们只是苦。
这群卧轨者能一路走到这个叫作羊角凹的地方，是经受了重重磨难的。从起先浩浩荡荡的来自八个农场的一千多人，一直到只剩下这义无反顾的一百多号人，其中的磨难可想而知。
当千人的请愿队伍分别从西双版纳自治州政府的所在地景洪、思茅出发时，接到告急电话的云南省委就紧急电令滇南片区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接着就有各农场的大批知青被沿线民兵等组织拦阻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在眼看无法成行的时候，田源与陆大洲商定，让一部分北上请愿的骨干分别花钱买车票，以个人旅行的身份集结于昆明。那面“北上请愿团”的红色旗帜也被田源折成了四四方方的小块，放入了自己的旅行背包。
终于，在这个叫作羊角凹的地方，这一百多个火热的胸膛紧紧地贴上了冰凉的铁轨。
田源将自己的额头紧紧地抵着路轨旁散发着柏油味的小石子，心里默默念道，爸爸，您原谅我吧，虽然您现在已经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副主任，在努力为国操劳。妈妈，您也原谅我吧。您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编委，您总是向全党全国挥舞着红旗。但是，您那杆红旗，与插在我身边的这面请愿红旗，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们都原谅你们的独生子吧，无论他是死了，还是残了，还是伤了，还是判了，你们都原谅他吧。在这个不安分的社会里，他注定是个不安分的人。
十二小时过去了。这是紧张对峙的十二小时，是由无数个紧急电话、紧急电报、紧急指示所构成的惊心动魄的十二小时。
一百余位卧轨知青脸色坚毅，轮流卧轨，不听劝说，秩序井然，仿佛在从事一件精密度很高的工作。
铁路局派出的工作组，云南省革委会派出的工作组相继到达了现场。但是，他们反复的苦口婆心的劝说，通通无效。
阻止方不敢采取更为激烈的逮捕行动或者驱离行动，那将会引起这一百余位卧轨者的拼死反抗。甚至有人在某位知青的襟怀里发现了准备用来自尽的半把雪亮的剪刀。
依旧是僵持。
又是十二小时过去了。
天空飘过了一阵雨。雨过又天晴了。湿淋淋的知青们依然坐在铁轨上，或者卧在铁轨上，喊着口号，唱着歌，顽强地梗阻着中国铁路大动脉的西南部位。
田源小声地问陆大洲能否坚持得住，又小声地问杜鹃能否继续坚持，再接连问了十几位，得到的回答全是斗志昂扬的。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全豁出去了！
整整六十小时。
终于，什么也瞒不住了。在昆明以东两公里处的这一最为严重的紧急事件，强烈地震动了中南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先后得到了紧急报告。
邓小平这一天上午的庭院散步，只走了六圈，就再也走不下去了。王秘书注意到他的脸色特别凝重。
一刻钟后，王震副总理与国家农垦局的鲁局长就同时赶了过来。这两位客人的脸上，也是愁云密布。
邓小平在客人坐下后，许久没有开言，心间翻腾得很厉害。他在散步前还与国务院的其他领导人分别通了电话。他听到了不少斩钉截铁的意见，说现在接收一千万下乡知青的回城，是完全不可能的。既然放下去了，就不能再回来。城市绝对没有能力安置他们，否则，刚刚有起色的国民经济将被严重拖累。现在的情况，是只能按照现有秩序妥善化解。就是天大的难题，也要顶住。
说出这些意见的口吻，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确实，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些意见是合理的，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中国一代知青的正常人生里程被强制阻断，不应有的人生苦难的大规模发生，也是不容置疑的。
王震见邓小平久不开口，叹口气说，小平同志，我知道您现在很难。您说什么，都很难。
邓小平摆摆手说，我看，这次事件的问题，既出在中央的政策上，也出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本身。肯定是许多环节的工作没有做好，才把矛盾激化得这么激烈。不是说要对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所形成的《知青工作四十条》作一些重新研究吗？不是说让孩子们少安毋躁吗？为什么工作做下去了，矛盾就突然激化了呢？
王震说，那现在怎么处置呢？
邓小平没有回答，想了想，转脸对农垦局的鲁局长说，孩子们吃了很多苦，要真诚地关心、体谅他们，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有条件解决的，立即着手解决。此外，要让孩子们了解当前的形势，体谅国家的困难。当然，最后处理问题，还是要有原则，要讲清利害。
在卧轨行动持续了整整六十个小时之后，突然有云南省革委会派出的特派员，飞也似的奔到了这个叫作羊角凹的路段。他手里挥舞着一张电报纸，跌跌撞撞地跑着。他的呼叫是这样的：知青同志们，快听我传达北京来电！中央同意知青请愿团赴北京反映情况！中央领导同志要直接与大家对话，要当面倾听你们反映情况，但是人数须限制在三十人以内！
一瞬间，飘着细雨的铁轨上出现了暂时的静默。但几秒钟后，欢呼声顿起，所有面色憔悴的知青都蹦跳了起来，互相拥抱，高声呼叫。
我们胜利啦，我们成功啦，我们要上北京啦！
田源首先停止了蹦跳，冷静下来，并且也让大家冷静。他挥手招呼大家说，快，全体撤下铁路，让火车通行！然后，他又把陆大洲拉到一边说，赶快组织三十个人，要挑身体最好的，西双版纳的八大农场都要有代表。其余的人都回农场，向知青们作好宣传工作，静等北京的消息。
陆大洲问各个农场的罢工是不是还要继续。田源认为罢工还是要继续，需要一种压力，因为现在的情况还不明朗，保持压力是必要的。
这时候杜鹃冲过来说，田哥，上北京能成吗？
田源说我看有八九成的希望。杜鹃问为什么。田源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有邓大人坐在北京，我就觉得我们知青的事儿能有改变。他是个改变一切的人。
陆大洲说，田源这句话说得对，不过，他刚才那句话也对。杜鹃问是什么话，陆大洲说，罢工还是要继续。
田源又吃上了特别正宗的炸酱面。炸酱面是妈妈做的，面码儿调得特别地道。田源在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忍不住跳了起来说，叔叔伯伯们，我给大家来一段儿。
于是他就离开饭桌，声情并茂地来了一段儿：
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儿，芦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瓣儿；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里美，切几批儿；炒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七碟八碗是面码儿。
他这么一说一唱，看得田志远与曹慧热泪盈眶，一时都想起了儿子小时候的模样。在场的刘鑫、穆大江和曲径都啪啪地拍手，说田源天生是个戏角儿。
田源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今天父母的复婚宴，主食就是炸酱面，这是田源一再要求的。当天早上八点半，田志远与曹慧便去区里的婚姻登记处办理了复婚登记。十点多钟，曹慧便系上了围裙，开始在灶间忙碌起来。
复婚的速度之快，连田志远与曹慧本人都始料不及，那是田源的硬性要求。田源率北上请愿团一到北京，住进国家农垦总局招待所，就给父母亲分别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我们知青回城的要求，中央还没有明确答应，但是我本人有一个要求，你们一定要答应：我要回家吃妈妈亲手做的炸酱面。妈妈必须在家里做，而且必须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做。你们俩没有理由不在一起了。你们要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永远不回来。哪怕中央同意上千万的知青通通回城，就剩我一个，也不回来。
田源的这一“最后通牒”，听得田志远和曹慧都热泪盈眶，以至于这两位分手已经十一个春秋的冤家，在半个小时以后就在电话里敲定了一起去婚姻登记处的时间。然后，田志远的老战友刘鑫、穆大江、曲径，都接到了邀请吃炸酱面的喜气洋洋的电话。
复婚的当天晚上，田志远一家三口在夜灯下坐得很直。这个三口之家的话题，在这一刻变得沉重起来。
那一刻，把房门关紧之后，田志远是这样对儿子说的：小源，你对爸爸和妈妈提的要求，我们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分毫不差。但是爸爸也要对你提个要求，不管这次哪位中央领导接见你们、说些什么，也不管你们的要求是否得到了最终的解决，爸爸只要求你们一件事：你们要向中央承认，你们趴铁路、阻断国家的大动脉是不对的。你们要为此作检讨，你们太不懂事了。你们想把事情闹大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那有很多途径，不至于一百多个人要趴在铁轨上，把中国铁路的西南动脉活活切断。你们知不知道，国境线现在很紧张，军队有保卫国家的神圣职责，有多少军列现在要开赴国家的南疆？你们阻止了军列的通行，那是对国家整体利益的不负责任。所以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要反省，要有认识，要检讨。
就这个话题，田志远还说了很多，曹慧也不断地插嘴，加重事情的严肃性。
而田源在离开四合院，返回国家农垦总局招待所之前，只向父母亲表示了一个最简单的态度：明白了。
田源与他的二十几位赴京请愿伙伴没有想到，会见他们并听取他们意见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老将军。
拄着手杖的王震将军是出现在电影院里的。他的两侧分别站着民政部的程部长和国家农垦总局的鲁局长。那时候电影《巴顿将军》刚刚放完，中南海剧场的灯在刹那间亮了起来，大家一下子就听见了拐杖响亮的咚咚声和那位拄杖而行的梳着银白头发的老将军。
在那一瞬间，所有的人都被王震将军的威仪震住了。
三十位赴京代表一齐站起来，向老将军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