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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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 广东的事,上海的事,安徽的事,历史总结的事(2)

其实他从黄山下来的途中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了。所以下黄山后的第一站,他就定在了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企业林立,住着的外国人大约有三十万,可以说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作为当时亚洲主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遥遥领先于香港。但是经历了抗日战争、“文革”后的上海,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但上海毕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邓小平一直关注着上海。上海必须要保持起飞的态势。

谷牧与夏默飞到上海的当天,邓小平出席了由上海市委、宝钢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邓小平觉得可以在这个座谈会上明确地谈一谈宝钢的“上马”和“下马”问题了。

邓小平进门之后就注意到,宝钢工程的负责人陈指挥很年轻,身上有一股锐气,但是脸容间也明显地有一种彷徨。邓小平跟他握手的时候很用力。

年轻的总指挥,很不错。

落座之后,话题一下子就跳到了宝钢。宝钢毕竟是牵动所有人心的一件大事。

邓小平开门见山就说,宝钢,我调查过了。两条,第一,布局是合理的;第二,工程进展是快的,现场情况是不错的。总的来说,宝钢的情况是好的,这我就踏实了。现在对宝钢议论纷纷,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

陈指挥听了这话,心里一阵惊喜,赶紧说,在要我们宝钢下马的意见里,也有一些是合理的,比如,指出了我们在建设中确实存在的某些讲奢侈的问题。对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要检讨,要纠正。

邓小平说,对,不要摆阔气、讲奢侈。现在宝钢的下马风很烈,压力很大,你们不要管。宝钢建设,中央已经决定了,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陈指挥听着这话,心里又一阵激动。邓小平的话说得太有底气了,所表达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这就给宝钢吃了定心丸了。他马上站了起来,挺起胸膛,信誓旦旦地说,请邓副主席放心,请上海市领导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宝钢全体建设者一定快马加鞭地搞建设,厉行节约,力戒奢侈,每一个铜板都掰着花,一定把宝钢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特大钢铁生产基地。

邓小平一听这话就笑了,连连摆手,对这位年轻的陈指挥说,坐下,坐下。你们的表态很好,听了叫人振奋。总之,钢铁呢,是工业基础,对国家很重要,我们几十年来搞来搞去,总是上不去。现在,宝钢是个新路子,全套引进外国技术来搞,所以你们要干好,把我们的钢铁搞上去。

邓小平说到这里,点燃了一根烟。他看着已经坐下的年轻的陈指挥,一直以来隐藏在心里的一个想法忽然涌上心头。于是他说,现在,我讲个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就是接班人问题。今天在座的,我算最大,七十五啦。粉碎“四人帮”以后,解放了一批老同志,恢复了工作岗位,这是必须的。但是这些人岁数都比较大了,现在看来到处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要找一些比较年轻的人上来。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

说到这里,邓小平举起了手,指了指现场的与会者说,各级领导班子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年龄老、身体差。一眼望去都是白头发啊。

这时候,所有的与会者都顺着邓小平的话头抬起脸,互相望望,然后不由得都笑出声来,说小平同志说得很对,确实大部分同志都是白头发了。

邓小平听见大家的笑声,自己也笑了一下,然后说,十年后我们怎么样了?恐怕都见马克思了吧。这样下去不行,光靠我们坐在办公室画圈圈,是吃不上饭的,是没有希望的啊。

坐在邓小平对面的一位年长的老干部这时候发出了感慨,说我们现在就是天天看文件,画圈圈。不说过十年,恐怕再过五年,脑子都不行了。

邓小平点点头,说,现在的工作,跟从前的,大不相同了。大量的外事工作,大量的经济工作,大量的组织工作。真正干实际工作的,谁?还不是那些年轻人嘛。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

会议室里一片记录的沙沙声。在记录这段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干部心里都有一种感慨。确实,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而且也太紧迫了。驾驭一个起飞的中国的,不能都是白头发。

接着大家又听邓小平这样说:我这次回去后,中央工作会议也要重点讨论这个问题,中央上面也要找一批年轻人来干。我确实是赌了咒的,心里想当顾问,但是现在没办法退下来。当个顾问,顾得上就问,又顾又问,多好。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郑重提出倡议,老同志们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选人,选好我们的接班人。趁我们在的时候,花两三年时间,找一批年轻的、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同志,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

说到这里,邓小平又举起手臂,在空中使劲点了好几下,大声说,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选择接班人。不能等,从现在就开始。

邓小平说这些话的时候,看见整个会议室的同志都在点头,于是心里就觉得踏实了。最后,他把烟在烟缸里揿灭,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同志们,这是大事啊,要关心大事。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

在上海市委会议室爆发出掌声的时候,一架载着谷牧与夏默的民航机正在上海虹桥机场平稳地降落。这两位沉甸甸的公文包里,装的是广东经济特区广阔而焦灼的土地。

邓小平在四一四招待所早餐厅用早餐的时候,王秘书就带着谷牧与夏默走进来了。邓小平的早餐与往常一样,是鸡蛋、馒头、泡菜和稀饭。

邓小平一见谷牧就笑,说你这个谷牧,追到上海来了,肯定是万里给你透的风吧?

其实邓小平就猜到谷牧近期一定会设法来找自己,因为这些天来他已经听说关于广东试办特区的争议声很大。邓小平心里当然清楚,特区是个新事物,要操办起来,经济上、意识形态上都会存在尖锐的斗争。这个试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的巨大,是可以想见的。谁也没有经验,各方面压力、阻力是难免的,这正是考验国务院、广东省的大批领导干部的智慧的时候。

邓小平走出早餐厅,走在七月的晨风间,一边听着谷牧与夏默的汇报,一边看着鹅卵石小径旁的点点繁花。

夏默在汇报中强调说,这个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要是定不下来,特区条例就搁置了。现在的问题是,百分之三十三与百分之十七点五,形成了水火不容的两个立场。而且,其中夹着“卖国主义”的大帽子,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不在少数。我个人是想冲关的,冲过去算了,但是这关隘就是冲不过去。

邓小平停了步子,直视着夏默问,夏默同志,你为什么要坚持百分之十七点五呢?

夏默说,我认为原因是明确的。一个是参照我们对岸的香港,他们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定的是百分之十七点五,我们既然要吸引人家的资本来我们这儿投资,税率就不能比他们高,高了就没有吸引力。另一个是,我们基础设施条件非常差,所以税率就更不能比香港高。

邓小平抬起头,看着蓝天中好似棉絮一样的云朵,像是在凝思着什么。

谷牧见邓小平沉默,赶紧补充说,特区如果都跟其他地方一样,就没有政策优势了。我是同意夏默同志的意见的。

邓小平还是没作声。他把目光从白云间收回来,又看着小径旁的池子。池塘的水面上,十几处荷花开得正盛,几只蜻蜓围着花瓣绕来绕去。

忽然,邓小平微微一笑,轮流看着谷牧与夏默说,我看,还可以再解放一点。

再解放一点,是什么意思?谷牧和夏默都有些发愣。

邓小平缓缓地说,既然香港税率是百分之十七点五,我们就要比他再低一点,就定百分之十五吧,特区就是要特嘛!

这一下,谷牧和夏默大吃一惊,都瞪圆了眼睛,怔得像泥塑木雕一般。

邓小平说,百分之十五的企业所得税,你们听清楚了吗?

谷牧与夏默赶紧说,听清楚了。

邓小平说,那些反对的同志啊,他们不会算账。我们要算大账,不要算小账。办经济特区,就是要吸引人家来投资。他们来投资了,赚了钱,才会大批大批来。他们来了,我们才能发展起来嘛。我们的目的就是多吸收外来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所用,加快我们的四化建设。这是大道理。要会算这本大账嘛。

夏默顿足看着谷牧,叹息了一声说,小平同志讲得太透彻了!

谷牧说,小平同志,您这一讲,就是天晴乌云散了。其实说到底,就是这个理。不吸引人家来投资,什么都是空话。而且说实在的,小平同志您比我们思想还要解放。您的意思我们领会了,我们接着去做工作吧。现在我们再去做工作,心里就有底气了。

夏默说,其实谷牧同志在会议上也是坚持“条例”的立场的,还好几次发了火,大家都脸红脖子粗的。

邓小平听了笑一笑,继续踱步往前走。他说,吵是好事啊,真理越辩越明嘛。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敢闯禁区。谷牧,你这火发得好,搞改革,搞开放,就是需要这样的闯劲嘛。

这时候谷牧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感叹,他说,小平同志,我们搞这个特区,步步都离不开您的支持啊。

邓小平边走边说,我只是发挥了一点作用。做工作的,还是你们这些一线的同志。我去日本访问,那个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告诉我,他们搞经济建设,就是有三个孙悟空。孙悟空就是年轻的、懂行的。孙悟空年龄大了当不成,墨守成规,框框多,思想不活泼。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你们,要勇于当孙悟空啊!

谷牧和夏默对视了一眼,似乎一时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看出了这两位的迟疑,停步解释说,当没有紧箍咒的孙悟空!

谷牧与夏默异口同声说,听明白了,我们要更加敢于闯。

邓小平点点头,继续走,边走边说,我说的话,不是客气话,是工作的需要。我们年龄都不小了,要考虑交班的事。中央正在商量,要搞一个书记处,把当事的、年富力强的推到中央来干。现在工作不比以前了,很多新领域、新事物,还是要让年轻一点的、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同志来干。这是保证我们政策连贯性的重要工作,也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我这次回北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要提这个问题。我很感慨啊,我们国家到处都欣欣向荣,生气勃勃,我们的领导班子不能都是老气横秋的。我们要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后继有人的。

谷牧与夏默离开四一四招待所,在汽车上还在小声地感慨,说小平同志考虑得真远,也说小平同志才是真正的“孙悟空”呢,比我们都敢想、敢闯。说到底也不是一个年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思路的问题,是一个魄力问题。

谷牧最后说,夏默同志,你今天就飞回广州,我也随后就来,在北京还有些棘手的事要处理一下。听说“香港船王”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老先生想以个人的名义给北京捐一千万美元,建一家高级饭店,支持北京的旅游业发展,无非是希望用个人的名字,叫“兆龙饭店”,可是北京偏偏不要,说这是给资本家树碑立传。你看这事儿闹的。总之,广州那边,你多费点劲,多向习仲勋书记汇报,他会支持你的。我的感觉是,我们的“特区”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这一年的冬末,北京的雪下到第四场的时候,田志远的几位老战友又都踏着积雪,聚到了他的四合院。一个个吃着曹慧精心调制的“老北京炸酱面”,脸上都冒出了汗珠。唯有刘鑫脸上落下的不是汗珠,却是眼泪。

田志远说,老刘,你看你,像什么话呢。一个大老爷们儿,话刚提到十一届五中全会,就啪嗒啪嗒掉眼泪,你该高兴才是啊。中央有个书记说了,第一线干部都年轻化。

这时候刘鑫就不好意思地擦净脸面,哽咽着说,这段时间,也不知道咋的,总想着我的本家刘少奇的事儿。现在我一说起刘少奇,就心酸。

田志远提到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是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北京的雪在整个会议期间都没有下,每天的太阳都亮晃晃地照耀着覆盖着白雪的北京城,使人心旷神怡。这次全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选举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万里、谷牧、胡乔木、彭冲等十一位同志为书记处书记。会议还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辞去领导职务。

应邀参加这次四合院“炸酱面小聚”的夏默对大家说,其实呀,我半年前就在上海亲耳听小平同志说中央一线工作的干部要年轻化,要有“孙悟空”。果然,小平同志就扎扎实实地推进了这项工作。年轻的同志在书记处的岗位上处理事务,作风就很干脆,处事也很凌厉。他们上任还没几天,我就有感觉了,作风真是雷厉风行啊。有时候上午的请示,下午就给回了,连过夜都不用。我们广东经济特区的筹建,步子明显加快,我看不用过两三个月就可以挂牌了。

说到广东筹办经济特区的事儿,田志远就来了劲,连连称赞夏默他们搞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明快利索,企业所得税税率比香港都低,这就引得港商蜂拥而来。这一个时期,国务院港澳办接电话都来不及,全是港商的询问。投资者那种焦急的模样啊,真是难以形容。田志远说到这里就又提起了自己儿子的事,说我儿子的那个“大洲食品厂”已经更名为“北京兴旺航空食品厂”了,是同香港合资的,是他女朋友的舅舅投的资,马上就搞投产典礼了。这个意义大啊,这算是拉开了中国引进外资和兴办“三资企业”的序幕啊。

田志远刚说到这里的时候就被曹慧打断了。曹慧说,停停停,我这里要插一句话,反正老夏也在座,我就明说了。我家老田那天要给老夏打电话,让老夏以国务院专家组的名义在北京帮着物色一块建厂子的地皮。我一听就来火了,怎么可以为了自家儿子的事去开这种后门?我说老田你还是共产党员吗?你绝对不能跟老夏提这种事儿,你要是利用邻居关系以权谋私,哪怕谋一块钱,我都坚决跟你离婚。反正离过一回,我也不怕了。老夏你给我记住,以后老田跟你谈,就谈政治上社会上的事儿。一提到儿子办厂子做生意的事儿,你就坚决拦住他的话头。

田志远叫屈说,哎呀呀,我的曹慧同志,你别这么马列好不好?我无非就咨询一下土地的问题嘛,又不涉及儿子贪图便宜的事。好好好,我以后绝不提了,省得你老拿离婚威胁我。

听到田志远夫妇这么斗嘴,大家都乐了,可是唯见刘鑫的笑容总是勉强,没笑几声,脸上便又笼罩起了一层淡淡的悲戚。穆大江一拳打在他肩上说,老刘你今天干吗呀?当年枪林弹雨你都不怕,现在怎么多愁善感到这个地步了?

于是大家就一起看着刘鑫,也都觉得有点奇怪。

刘鑫于是也就说起了他的复查刘少奇专案的事儿。他说到这次召开的五中全会决定彻底平反刘少奇冤案,当看到所有中央委员都为此高高举手表示拥护时,他一下就大泪滂沱了。

刘鑫说,只有亲身经历刘少奇冤案复查工作的,才知道这位共和国主席的人生结局究竟有多么惨。

说完这句话,他的眼睛又红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