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要明确，是指一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必须是很鲜明地贯穿在整篇文章之中，既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也不是一个笼笼统统的印象，而是一个可以用明晰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观点（议论文往往用“片言居要”等方法点明主题，记叙文则多是将主题渗透在文章的内容之中）。立意要集中，一是指主题要单一，不要多中心，一篇文章只有一个主题思想。“作品必须简单而明了……主题只应是一个。”（狄德罗《绘画论》）“文主于意，而意多乱文。”（程端礼《伯子论文》）二是指主题思想要具体，从一点突破，大中取小，小中见大，不要贪大求全，面面俱到。如李渔所说：“作文之事，贵于专一。专则生巧，散乃入愚。专则易于奏工，散者难于责效。”（《闲情偶寄》）把一个模糊的命题逐渐缩小形成为一个明确、集中的主题，这个思维过程，就叫做“主题的限定”。如果把这个主题用准确的文字固定下来，这就叫“主题句”。对主题加以限定，写出主题句，这是使立意明确集中的重要方法。
要做到立意明确集中，必须培养系统思维的能力。系统思维就是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进行思考，“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资本论》）对主题加以限定，就是根据系统思维的要求，对某一反映对象，由粗到精，由大到小，由概括到具体，由分散到集中，顽强地思考下去，直到“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鲁迅），形成一个集中单一的主题。林雨的小说《刀尖》，写战士苦练杀敌本领的事迹，主题是表现战士从难从严、刀尖见红的苦练精神。主题思想是这样提炼出来的。作者在部队工作，很想把战士苦练杀敌本领的许多动人事迹表现出来，开始他想以战士为革命杀敌，不怕苦不怕累，精益求精为主题统帅这些事迹，但这个主题太宽太大了。他认为考虑作品的主题要象打攻坚战，不能平分力量，全线出击，要选择一个突破口。
后来我到一个连队，他们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动员工作。动员的内容之一是讲这个连队的光荣传统。这个连队在战争年代是个有名的尖刀连，这时候他们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又被命名为“红色尖刀连”。于是“尖刀”这个主题在我脑子里山现了。就在我以此为统帅酝酿写这篇小说时，我到另一个连队遇到一个刺杀标兵，他正在对着稻草人靶练刺杀。随着一声“杀”字，刺刀尖朝靶子胸膛上一点，“噗哧”一声，捅了进去。到了休息时，我和他闲谈，他一边腼腆地回答着我，一边掏出自己的手帕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刺刀尖。好，“刀尖”！这个闪亮的主题进了出来。于是，我很快写出了短篇小说《刀尖》。
“尖刀”已经是锋利的了，可是它仍然有刀根、刀背和刀尖之分。在与敌人的白刃格斗中，插入敌人胸膛的尖刀，首先是刀尖见红。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正是需要这样的刀尖吗？我想，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从无到有，从“尖刀”到“刀尖”，可以算作是作品主题的孕育和提炼过程的了。（《漫谈主题思想》，载1978年第8期《上海文学》）
这个主题形成的过程是“苦练——尖刀——刀尖”，正好显示了主题提炼的一步步集中化。
立意宽泛抽象，文章就势必空洞干瘪，言之无物。所以古人提出：“善作者，能于将作时删意”，“减头绪，立主脑”。“删意”，“立主脑”，主题才集中明确。“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作传奇者，能以‘头绪忌繁’四字刻刻关心，则思绪不分，文情专一。”（李渔《闲情偶寄》）立意不集中，必定是思绪不分明，文情不专一。“念不旁分”，就会“妙理自出”。这是文章立意必须“刻刻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深入思维，立意要有深度
立意的深度，是指要深入开掘出最有思想价值、最有本质意义的主题，不是只限于有某些思想意义，也不是只满足于对事物一般本质的认识，必须是开掘到生活的最深处，把握住事物的精髓。明代黄宗羲说：“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才有至理可言，犹如玉在璞中，凿开顽璞，方始见玉，不可以认璞为玉也。”（《论文管见》）立意求深，就如同“凿开顽璞”，璞中寻玉。
一题共作的诗文，从立意的深度上来分析，最容易品第出文章的高下。古今有不少歌颂蜜蜂的诗文。唐五代诗人罗隐写了《蜂》：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这首诗格调不高，流露出“为他人做嫁衣”的惋叹，立意不足取。假如意在歌颂蜜蜂的勤奋精神，立意也属一般。而杨朔的《荔枝蜜》和秦牧的《花蜜和蜂刺》自然属于立意的上乘。《荔枝蜜》由对蜜蜂勤劳的赞美，到对其品格的赞美，再到对劳动人民的赞美，比仅限于赞蜜蜂勤劳的立意要丰富深沉得多，和罗诗比，更见高下悬殊。《花蜜和蜂刺》则是独出机杼，不赞蜂蜜赞蜂刺，赞颂蜜蜂武士般的勇敢精神，更是别开生面的深刻立意。
只有把钻机插进地层的深处才能取出甜水，不进到大海深处就难以捕捞大鱼和蛟龙，深入思维才会有立意的深度。事物固有的精华，总是隐藏在最深处，只有溯根求源，探幽显微，才能有所获取。张贤亮的获奖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叫《牧马人》），写许灵均拒绝在美国做富商的父亲要他去做财产继承人的要求，毅然返回他原来生活和劳动的农场。作品的立意很有深度。因为他不象同类题材的其它作品那样，主题仅是表现爱国主义思想。小说的立意没有停留在表现爱国主义这一点上，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许灵均的爱国主义思想，亦即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的爱是怎样产生的。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了我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在这质朴而平凡的劳动中，激起了我心中美好的感情……我好像已经融化在这群质朴的人中。”（《牧马人》画外音）正是这种和劳动人民渗透着血肉和灵魂的深厚感情，才把许灵均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与劳动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毅然决然地拒绝走父亲的道路，到美国去当资本家。
立意的深度，源于认识的深度。立意要深，必须具有锐意穷搜的探测精神，有“不见黄河心不死”、“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求索态度。朱熹谈读书的方法时指出：“未见道理时，恰如数重物色包裹在里许，无缘可以便见得，须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使粗心大气不得。圣人言语，一重又一重，须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肤，便有差错，须深沉方有得。”（《学规类编》卷四《诸儒读书法》）这里讲读书时层层剥笋式的深入思考，也是立意求深必须遵循的道理。
四、创造思维，贵在立意新颖
文贵独创，首先是立意要新。创新是立意的难点，它必须有仔细的观察，独创的见解，科学的分析，周密的推测，丰富的想象等多方面条件的配合，但关键还在于必须勤于思维，特别是要有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和习惯性思维相对立的。习惯性思维是求同思维，创造性思维是求异思维。习惯性思维囿于陈规，承袭俗套，步人后尘，没有创见；创造性思维要求“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随园诗话》卷四）文章立意不新，多是因为图省力，走现成路，照搬别人重复过多次的立意。只有创造性思维，才能在立意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立意的创造性思维，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扩展式。立意遇到熟人、熟事、熟路，就要在通常立意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补充，老中求新，立出新意。秦牧的《花蜜与蜂刺》的立意，也可以说是扩展式思维。扩展式思维，实际上是多角度的思维。不但能从一个角度立意，还能适应对象特点，随时改换看问题的角度，从几个不同角度观察事物，探索真理，发挥创见，以此立出新意来。
二是反常式。这是与传统立意对立的一种立意思维。正中见反，异中求新。反常式立意只要不是违背事物逻辑的标新立异，就能使立意更加鲜明、突出，给人以茅塞顿开、耳目一新之感。正如郑板桥所写的“领异标新二月花”，新颖的立意就如同初春二月在刚刚复苏的大地上傲放的鲜花一样，格外引入注目。
人们多是赞美园中的芳草，飘浮的白云，鲜美的绿叶，而不去赞美野草、乌云和落叶，这是传统的立意。人们一向是把野草视为萧条颓败的象征，把乌云视为黑暗丑恶的象征，把落叶视为凄凉悲苦的象征。其实，它们也有值得人们赞美的地方，世界上的事物无不具有矛盾的两重性，有其利必有其弊，反之亦然。何况文章的寄意抒情，本来就是“缘物体情”、“以情染物”，立意也自然是不拘一格的。野草在明媚春光之中，栖身于花木脚下，从不与群芳争妍斗艳，默默地为春天增光添色；旧叶不落，新叶安托？没有叶子黄，哪有树干粗？乌云带来暴雨，冲尽大地上的一切污垢，暴雨过后，骄阳喷薄，世界更加壮丽。如果能从这些方面去立意，那就是反常思维了。茅盾的散文《黄昏》是反常立意的典范。《黄昏》跳出了前人见夕阳伤感，临黄昏忧愁的窠臼，写道：
愤怒地挣扎的夕阳似乎在说：
——哦，哦！我已经尽了今天的历史的使命，我已经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现在，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却也是我的新生期快开始了！明天，从海的那一头，我将威武地升起来，给你们光明，给你们温暖，给你们快乐！
这种反常式立意，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言之成理，不能生拉硬扯，任意杜撰。立意的内容必须同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不是复旧，求异也不是求谬。
立意离不开思维，培养立意能力，必须重视发展思维能力。爱因斯坦说：“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立意能力的培养，实际上就是思维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