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此以往，稍稍还醇返朴，乃情势之所必然；此为群化消长之常，甲无所谓进化，乙亦无所谓退化，与愚曩举义，盖有合焉。夫吾国亦苦社会公同信念之摇落也甚矣，旧者悉毁而新者未生，后生徒恃已意所能判断者，自立准裁，大道之忧，孰甚于是。愚为此惧。论人怀己，趣申本义，昧时之讥，所不敢辞。
（五）
孤桐这次论的是美国田芮西州新近宣传的那件大案；与他“车军义有合”的是判决那案件的法官们所代表的态度，就是特举的说，不承认我们人的祖宗与猴子的祖宗是同源的，因为圣经上不是这么说，并且这是最污辱人类尊严的一种邪说。关于孤桐先生论这件事的批评，我这里暂且不管，虽则我盼望有人管，因为他那文里叙述兼论的一段话并不给我他对于任何一句有真切了解的印象。我现在要管的是孤桐在这篇文章里泄露给我们他自己思想的基本态度。
自命是“根器浅薄之流”，我向来不敢对现代“思想界的权威者”的思想存挑战的妄念，甲寅记者先生的议论与主张，就我见得到看得懂的说，很多是我不敢苟同的，但这我一晌只是忍着不说话。
同时我对于现代言论界里有孤桐这样一位人物的事实，我到如今为止，认为不仅有趣味，而且值得欢迎的。因为在事实上得着得力的朋友固然不是偶然；寻着相当的敌手也是极难得的机会。
前几年的所谓新思潮只是在无抵抗性的空间里流着；这不是“新人们”的幸运，这应该是他们的悲哀，因为打架大部分的乐趣，认真的说，就在与你相当的对敌切实较量身手的事实里；你揪他的头发，他回揪你的头毛，你腾空再去扼他的咽喉，制他的死命，那才是引起你酣兴的办法；这暴烈的冲突是快乐，假如你的力量都化在无反应性的空气里，那有什么意思？早年国内旧派的思想太没有它的保护人了，太没有战斗的准备，退让得太荒谬了；林琴南只比了一个手势就叫敌营的叫嚣吓了回去。新派的拳头始终不曾打着重实的对象；我个人一时间还猜想旧派竟许永远不会有对垒的能耐。但是不，甲寅周刊出世了，它那势力，至少就销数论，似乎超过了现行任何同性质的期刊物。我对于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敬意的，虽则明知在思想上他与我——如其我配与他对称这一次——完全是不同道的。我敬仰他因为他是个合格的敌人。在他身上，我常常想，我们至少认识了一个不苟且，负责任的作者，在他的文字里，我们至少看着了旧派思想部分的表现。有组织的根据论辩的表现。有肉有筋有骨的拳头，不再是林琴南一流棉花般的拳头了；在他的思想里，我们看了一个中国传统精神的秉承者，牢牢的抱住几条大纲，几则经义，决心在“邪说横行”的时代里替往古争回一个地盘；在他严刻的批评里新派觉悟了许多一向不曾省察到的缺陷与弱点。不，我们没有权利，没有推托，来蔑视这样一个认真的敌人，我常常这么想，即使我们有时在他卖弄他的整套家数时，看出不少可笑的台步与累赘的空架。每回我想着了安诺尔德说牛津是“败绩的主义的老家”，我便想象到一轮同样自傲的彩晕围绕在甲寅周刊的头顶；这一比量下来，我们这方倚仗人多的势力倒反吃了一个幽默上的亏输！不，假如我的祈祷有效力时，我第一就希冀甲寅周刊所代表的精神“亿万斯年”！
（六）
因为两极端往往有碰头的可能。在哲学上，最新的唯实主义与最老的唯心主义发现了彼此是紧邻的密切；在文学上，最极端的浪漫派作家往往暗合古典派的模型；在一般思想上，最激进的也往往与最保守的有联合防御的时候。这不是偶然，这里面有深刻的消息。“时代有不同，”诗人勃兰克说，“但天才永远站在时代的上面，”“运动有不同，”英国一个艺术批评家说，“但传统精神是绵延的。”正因为所有思想最后的目的就在发现根本的评价标准，最浪漫（那就是最向个性里来）的心灵的冒险往往只是发现真理的一个新式的方式，虽则它那本质与最旧的方式所包容的不能有可称量的分别。一个时代的特征，虽则有，毕竟是暂时的，浮面的；这只是大海里波浪的动荡，它那渊深的本体是不受影响的；只要你有胆量与力量没透这时代的掀勇的上层你就淹入了静定的传统的底层，要能探险得到这变的底里的不变，那才是攫着了骊龙的颔下珠，那才是勇敢的思想者最后的荣耀，旧派人不离口的那个“道”字，依我浅见，应从这样的讲法，才说得通，说得懂。
（七）
孤桐这回还是顶谨慎的捧出他的“大道”的字样来作他文章的后镇——“大道之忧，孰甚于是？”但是这回我自认我对于孤桐，不仅他的大道，并且他思想的基本态度，根本的失望了！而且这失望在我是一种深刻的幻灭的苦痛。美丽的安琪儿的腿，这样看来，原来是泥做的！请看下文。
我举发孤桐先生思想上没有基本信念，我再重复我上面引语加圈的几句：“……兹信念者亦期于有而已，固不必持绝对之念，本逻辑之律，以绳其为善为恶，或衷于理与否也。”所有唯心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力量与灵感就在肯定它那基本信念的绝对性；历史上所有殉道、殉教、殉主义的事例，无非那几个人在确信他们那信仰的绝对性的真切与热奋中，他们的考量便完全超越了小己的利益观念，欣欣的为他们各人心目中特定的“恋爱”上十字架，进火焰，登断头台，服毒剂，尝刀锋，假如他们——不论是耶稣，是圣保罗，是贞德、勃罗诺、罗兰夫人，或是甚至苏格腊底斯——假如他们各个人当初曾经有刹那间会悟到孤桐的达观：“固不必持绝对之念”；那在他们就等于彻底的怀疑。如何还能有勇气来完成他们各人的使命？
但孤桐已经自认他只是一个“实际政家”，他的职司，用他自己的辞令，是在“操剥复之机，妙调和之用，”这来我们其实“又何能深怪？”上当只是我自己。“我的腿是泥塑的，”安琪儿自己在那里说，本来用不着我们去发现。一个“实际政家”往往就是一个“投机政家。”正因他所见的只是当时与暂时的利害，在他的口里与笔下，一切主义与原则都失却了根本的与绝对的意义与价值，却只是为某种特定作用而姑妄言之的一套，背后本来没有什么思想的诚实，面前也没有什么理想的光彩。“作者手里的题目”阿诺尔德说，“如其没有贯彻他的，他一定做不好；谁要不能独立的运思，他就不会被一个题目所贯彻。”（MatthewArnold：PrefacetoMerope）如今在孤桐的文章里，我们凭良心说，能否寻出些微“贯砌”的痕迹，能否发现些微思想的独立？
（八）
一个自己没有基本信仰的人，不论他是新是旧，不但没权利充任思想的领袖，并且不能在思想界里占任何的位置；正因为思想本身是独立的，纯粹性的，不含任何作用的，他那动机，我前面说过，是在重新审定，劈去时代的浮动性，一切评价的标准，与孤桐所谓第二者（即实际政家）之用心：“操剥复之机，妙调和之用，”
根本没有关连。一个“实际政家”的言论只能当作一个“实际政家”
的言论看；他所浮泅的地域，只在时代浮动性的上层！他的维新，如其他是维新，并不是根基于独见的信念，为的只是实际的便利；他的守旧，如其他是守旧，他也不是根基于传统精神的贯彻，为的也只是实际的便利。这样一个人的态度实际上说不上“维”，也说不上“守”，他只是“玩”！一个人的弊病往往是在夸张过分；一个“实际政家”也自有他的地位，自有他言论的领域，他就不该侵入纯粹思想的范围，他尤其不该指着他自己明知是不定靠得住的柱子说“这是靠得住的，你们尽管抱去”，或是——再引喻伊索的狗——明知水里的肉骨头是虚影一一因为他自己没有信念——却还怂恿桥上的狗友去跳水，那时他的态度与存心，我想，我们决不能轻易容许了吧！
《花》小跋
如果一个作家听不见他所写的，那么，读者也就听不见他所写的是什么了。
曹靖华
这儿集印的是随手写的一些小文章。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实无集印之必要，最好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让它随风而逝吧。
集名也并非代表整个集子，更无什么大道理可言。只因既是集子，就如一个人或一件东西，总得有个名字，以便称呼。因懒得另想新名，姑且从集内取一个简单易记的篇名塞责，岂有它哉，如此而已。倘要问，答曰：我爱花，此虽答犹不答也。倘再问，那么，还可找到这样的“理由”：今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开会，号召大家切实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我想，要贯彻得切实，恐怕莫过于大家动笔吧。同时，报社的同志也欣然而来。斗室之内，促膝谈心。鲁迅先生当年有时怕编辑，每遇他们那“欲挤之状”，辄具戒心，思乘机摆脱。而我的座上客既不象威风凛凛的大主考，命题作文，也不带任何框框，套上硬挤。他恳挚洒脱，从容自然，确是来聊天谈心呢。谁知于纵情畅聊中，乘机截住：“别忙，有意思，写下来吧！”这我才恍然大悟：他原是“聊文章”来了。畅聊中，吐露着鲁迅先生的看法：“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题材应听其十分自由选择，风景静物，虫鱼，即一花一叶均可……”。
我们就散文畅聊下去了：它如地方风习、街头景色、往事回忆、感想述怀，以及天上地下，古往今来……
总之，凡有助于培养读者爱国主义热情，提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扩大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振奋人心等等，无往而不可。牡丹、芍药，固富丽矣，然野草闲花，亦自见风情。文艺园地，应千红万紫，而非一花独荣。最主要的是在于对事物的如何看法及如何写法，也就是所谓思想性和艺术性吧。凡心有所感，就可形之于文，这样，文才能感人。当然，有时心有所感，形之于文，而文却未必感人者，固另有原因在。不过，要是自己对所写的尚无动于衷，而想写出来感人者怕少有的了。这恐怕还是鲁迅先生说的“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吧。
那时恰值春意浓郁，春光醉人。举目凝视，一大架紫藤，把整整半个院子都罩了起来。一串串盛开的藤花，满吊枝头，迎风摇曳，婀娜妩媚。白丁香、紫丁香，以及红艳得朱唇似的西府海棠……都刚刚才卸下盛妆，余香尚未尽消呢，紫藤可迎上来了。我的座上客也不知不觉陶醉到良辰美景里了：“动笔吧！莫辜负这大好春光呵！”
就花谈花吧，于是就开手写了《花》。
从此，时聊时写，时写时聊；聊聊写写，写写聊聊。不知不觉就出现了集内后半部的一堆烂砖似的小文章。总之，这也许是百花齐放的精神的感召吧。虽然这些都远不是花。
多年来，每于执笔之前，总想到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的教言。凡文章都忌八股气，散文尤然，它会把文章变成木乃伊。
“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诚哉斯言！
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又说：“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的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
他觉得这是文艺的“自杀政策”。所以，他再三主张：内容的充实要同技巧并进。
《左传》说得有道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凡一种主张或理想，通过令人百读不厌、百看不烦，步步引人入胜，令人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恐怕更能深入人心，使人振奋，令人一发而不可遏地奔赴共同的伟大目标。
古人主张“潜移默化”，也许就是这道理吧。古今中外的文艺大师，除在文章内容上用工夫外，没有不兼在艺术技巧上下工夫的。世世代代，万人传颂的绝句，除了它的含义都是久经考验的至理而外，在表达上，恐怕也都是艺术家呕尽心血，匠心锤炼的结果吧。
有一位外国作家曾说：“我们的作品不是写给哑叭的。每句语法上的形式，同时也是音乐上的句子。我们写作，同时我们也想，也听。语调，这就是旋律。旋律不是诗的专有品。旋律，就是散文的基础。每个散文家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不因袭的、音乐的调子。
如果一个作家听不见他所写的，那么，读者也就听不见他所写的是什么了。读者只听到单调的、飞快的、打字机的嗒嗒声。”
时无古今，地无中外，其理一也。中国不也有“掷地作金石声”吗？不但诗讲节奏，散文也该讲这些，讲音调的和谐。也应下字如珠落玉盘，流转自如，令人听来悦耳，读来顺口，不至佶屈聱牙，闻之刺耳，给人以不快之感。如果写散文也能像贾岛作诗那样下工夫，那样“推敲”，使它有声有色，岂不更好吗？
如上云云，虽不能至，但是心向往之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末
论生活
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动物的生活。未成年的孩子们和动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但，所有利己的生活，对于有理性的成年人，都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跟疯狂相同。
列夫·托尔斯泰要写下来的是——
（一）习惯是伟大的。习惯使得以前无论何时都需要许多努力——精神的要素和动物的要素相斗争——的各种行为，不再需要那些努力和注意，而让它能够使用到后来的工作上面去。习惯是凝固基石的石灰，它使得在基石上面能够加上新的石块。可是，这种习惯的善的性能，当斗争的解决对动物的要素有利的时候，也可以变成不道德的原因。即发生了人吃人、执行死刑、进行战争、私有土地、利用卖淫等等的事情。
（二）不错，信心、迷信、妄想，都给人生以巨大的力量。然而，在这种场合，为了实行人生一切法则，就得制定重要的、惟一的、而且大部分可能的形式和方法，比如教会法则的实行、自焚、无信仰者的绝灭等等。而在没有迷信的信仰的场合，为要解决以上帝的共同法则为基础的人生最重要的一切问题，爱是必要的。这种活动并没有像前者般的有鲜明的现象。
（三）自我牺牲越来得大，要谦虚持躬也就越来得困难。相反的场合也正相反。
（四）临死的人所说的话，意味特别来得深长。可是，我们不是时常都朝着死亡走着吗？尤其是老年人更加明显地是这样。让老年人理解自己所说的话意味特别深长吧。
（五）“他跪拜、哭泣、诵读祈祷书，向上帝请教自救之道；但，在心之深处却感到：这一切都是无聊的事情，没有谁会救自己的。”
（六）为要使所谓“野蛮人”变成文明人而传授自己的教会信仰的牧师们，是多么可怕，不，毋宁说是多么可惊的不逊和疯狂呵！
（七）被我们称作世界的，是由意识和被意识到的东西这两部分所合成的。没有意识，也就没有世界吧？可是，却不能说：没有世界，也就没有意识吧？可不是吗？
（八）在言语上我们常常说：不要跟人谈及他所难于理解的事物。可是，在实际上，我们却往往不能自制，完全无益地浪费唇舌，而且感情激动地对那不能理解的人谈着他所不理解的事情。
（九）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动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