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权力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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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春秋战国无信义

春秋战国其间,出现率最高的字就是一个“义”,然而,春秋战国最不讲信义。在这个时期,作为人类普适的文化现象——信义,面临前所未有的被解构的危机。这种不讲信义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敌对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友好国家之间,甚至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承诺让出一个城池却不交割,答应出兵援救却又按兵不动,言称买对方的某种宝物却不付钱,将某某骗来却羁押起来,以为人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早的“自然法”——口头承诺或文书承诺几乎失去了效力。

“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

(《史记·秦本纪第五》)(变字体完了)

晋闹粮荒,秦支了援晋,然而秦闹粮荒的时候,晋非但不支援,反而乘机出兵伐秦,不讲信义到极点。

秦的不讲信义的事情就更多了,比较有名的是秦索要赵国的和氏璧,答应割15座城池给赵,却不实施承诺,幸亏蔺相如机智,才得以完璧归赵。

春秋战国几百年,乱战登峰造极,食言、失信与欺骗,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部东周列国志,充满着血腥的斗争与杀伐。读之让人压抑,让人窒息。

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对春秋战国这段历史不能不怀有愧怍之感。我们最应该躬身自省,我们自古就缺乏集体协作精神,缺乏通过非武力的方法实现利益协调的胸怀与技巧,遇到利益纠葛,非用武力解决不可,以至于产生了对武力的严重依赖性,无法摆脱,像吸毒者依赖毒品。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实例实在是太少了。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之中,或是以腐败与不公正为代价拼命保持既得利益格局,或是坐以待毙,消极等待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武力打乱格局,重新摆平那些已经失去相对平衡的各种利益关系。

所谓“窝里斗”,在这个历史时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肤色相同、操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体一致的文化传统的龙的传人都嗜斗成性,弄得华夏大地几乎无一天无有杀伐,无一天无有争斗。被分封的数十种上百股政治势力,互相之间根本不能和平共处。大家都怀有这样一种心理:宁可承担巨大风险争夺全部利益,也不愿意降低风险稳拿属于自己的几百分之一的利益。换言之,地方自治在中国行不通,非中央集权不可。分享不如独享,分权不如集权,名义上的天子不如握有实权的帝王。这种价值取向被广泛认同。

欧洲或日本的地方分权比中国稳定得多,解决地方势力纷争所采取的手段也并非仅仅是武力。这是他们迅速走上文明之路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中国的文明之路艰难,原因同样在于此。

权力过于集中,行动过于一致,染指权力的人数过少,扼杀了地方乃至个人的积极性,很难调节矛盾,使得中国始终处于国强民弱的状态,社会发展极不谐调。在许多场合,皇权的破车根本拉不动如此辽阔的大地,所以中国文明的步伐格外缓慢。

儒家是讲伦理道德的,但道德在中国恰恰是个致命的弱点,中国只存在封闭的道德体系,不存在开放的道德体系,单纯靠封闭的道德体系(只涉及特殊人际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而不涉及一般的人际关系,这样的道德体系是封闭的道德体系)治理国家,卒难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