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权力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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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太史公的感慨

鲁国是春秋时期道德最先崩坏的一个诸侯国。正是这个残酷的现实刺激与造就了圣人孔子。

管中窥豹。鲁国的混乱乃华夏大地分封制度式微的一个缩影,值得今人予以探讨研究。

司马迁在结束对鲁周公世家的描述之后总结:

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龂龂如也。”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嫡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鲁周公世家第三》

太史公对不讲道德的无义杀伐深恶而痛诋之。国家将亡,必出妖孽(《礼记·中庸》)。鲁国确实出现了许多妖孽,庆父最为典型。

庆父作乱,竟然根源于他与庄公夫人哀姜私通,为男女私情而把鲁国的政治搅得溷浊不堪。他与哀姜合谋派卜齮杀死了湣公。鲁人群起而攻之,逼迫庆父自杀,哀姜也被杀死。

在庆父生前与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鲁国篡权弑君或臣子互相杀戮的消息不绝于耳,难以足闻。孔子大声疾呼:礼崩乐坏!然而于事丝毫无补,事情愈演愈烈。

没有谁能够阻止礼崩乐坏——包括圣人、亚圣及其弟子。

中国人习惯把“礼崩乐坏”理解“历史必然”,甚至理解为“历史进步”。

“历史”有宏观微观之分。宏观之历史,其来有自,没有力量可以改变;而微观历史并非天然地、自发地遵循它应该遵循的轨迹运行。不可将“历史必然”的符咒套用在一切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上,如是,历史学家就无事可做了。大凡历史事件,分为两大类:必然的与偶然的,换言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与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显然,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是偶然的,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因而是反动的。

“礼崩乐坏”最深刻的原因存在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中。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喜新厌旧的价值取向。喜欢变换,不喜欢保守。没有一样东西,中国人能够自古保守至今。这种情形,放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

最应该保守的当然是分封制与维护分封制的血缘秩序。然而就是按血缘传承社祠,也保持不长,总是有人出来瓦解规则,重新“洗牌”。大一统皇权专制不去镇压“洗牌”者,就无法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认为秦始皇的郡县制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大谬不然。

从世界范围考察,近代资本主义恰恰是与分封的封建制接轨,而不是与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接轨的。分封的封建制所积累起来的地方自治意识与自主意识,乃资本主义之基础。资本主义很难与大一统皇权制度接轨,因为在那种制度中自由的空隙太小了,不足以酝酿出积累资本的意识与冲动。可见,封建制比大一统皇权专制离现代社会制度更近。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诞生于封建城邦之中。

中国人好变的习性从何而来呢?这是一个天大而又从无人过问的问题。

仅仅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找不到圆满答案,必须综合地理、文化、人种等多种因素一起考察。最重要的因素是:生存环境的特殊性使得中国人不必太依赖集体协作,以家庭为本位足以完成生产作业。自古交换就不发达,只有食盐等少数消费品依赖交换,绝大多数消费品可以自给自足。自给自足的结果使得中国人契约意识淡漠,不善于制定契约,遵守契约。中国人把个人利益看得很重,为了个人利益,不惜践踏契约。前文所说的中国人喜欢“变”,其实就是追逐个人利益的一种表现。只有“变”,才能打乱利益格局,实现利益再分配,以便混水摸鱼。经久积习,渐渐地,中国人就习惯于在“变”中求生存了。正是由于“变”的心理作怪,春秋战国作乱犯上、弑君杀父的事情屡见不鲜。庆父的肆无忌惮,是有文化背景的,他并不孤立。

按照惯例,权威与权力是分立的,这是封建制的基础。但是中国人非常不适应这种分立。当权者不甘心在自己的上方高悬碍眼的权威之剑,必欲取而代之。秦始皇的“统一”中国,说到底不过是将权威与权力合一,将封建制瓦解,将旧的权力秩序打乱罢了。其结果是自由的缝隙被堵塞,发展的空间被剥夺,相对的竞争被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