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权力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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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对权力风险准则的第一次破坏

经过短暂的所谓“德政”黄金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德政的破坏者,他就是禹的儿子启。相传启建立了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夏。夏结束了“尧、舜、禹”的黄金时代。当有扈氏不服他权力的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用武力进行镇压。启还作了一篇叫作《甘誓》的讨伐檄文,召集六军将领,向他们发布讨伐令。结果在甘地消灭了有扈氏。

从此,政治协商(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手段)基本不见了。

出现不服从的政治势力,不是斡旋协调想办法消除不和,而是诉诸于武力,用武力统一分歧,求得强制性的一统——这一切肇始于启的征讨。尧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远古民主雏形,弹指间就消失了。

民主式微的原因甚多,其中一条是,没有宗教的制约。没有宗教,没有高于人的神的制约,人(特别是政治家)是很难控制自己行为的。

如果政治家被赋予用武力征讨不同意见的特权,权力与风险之间的平衡也就被瓦解了。权力就逐渐变成野蛮而又粗暴的单纯支配,权力的支配对象则全部沦落为附庸。如果权力与风险是对应与平衡的,权力就难以实施野蛮与粗暴的支配,因为一旦出现野蛮与粗暴,自然会出现替代势力。而对这一起能够起到监视与维护作用的,非宗教莫属。

夏,是个动荡的王朝。

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沉湎于玩乐,被弈放逐。这本身就说明血缘继承政治秩序先天的痼疾——无法避免不谙政治或恶德昭彰的人掌权。而这个问题,在民主政治中几乎不成为问题。太康死后,弟弟中康继位,中康执政的时候,大臣羲氏与和氏饮酒作乱,胤奉命讨伐。就这样代代相传,最后传到了桀。桀既无德行又凶暴残忍。他囚禁了汤,但后来又放跑了他,这说明桀虽然残暴,但比起后来的政治家却温和多了。桀自己也对放跑汤后悔不迭,悔不当初一刀砍了汤。结果汤推翻了夏,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商。

巧合的是,商的最后一代执权者——纣重蹈了桀的覆辙,囚禁了姬昌又放虎归山,结果姬昌父子推翻了商,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周。周颠覆商与商颠覆夏的过程逼肖之至。这样就引申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重复出现,是中国历史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这两次教训使得中国一代代政治家深深懂得了“除恶务尽”的道理。政治角逐胜负的关键是武力震慑,以德威感召人是不行的(然而,后来还是出现了更大的仁慈者——项羽!)。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古代的民主政治何以如此短促,何以消失了之后就永不再现了?

答案只有一个——中国人把权力视为权力的终极,得到权力,就可与“天”平起平坐了(不像西方多数国家,权的上面还有神),脱离管束,脱离制约必然导致恣意妄为。

中国古代的政治没有把游戏规则交给神来监督。换言之,由人来制定政治游戏规则,也由人来瓦解这些规则。用时下的话,运动员身兼裁判员。没有一个东西高居于“人”之上,监督人的一切承诺与协议。黄帝敬天,那属于个人品德问题,黄帝无法让他的后继者也像他一样敬天。黄帝恐怕想不到,掌管天地四时的大臣羲与和氏只顾享乐,把每年的四季节气都搞乱了。黄帝保证不了他的后人都像他一样敬天悯人,这便是问题之所在。在百姓与政治家的头上,没有一个通管的权威,让人服膺,因此,人所制定出来的规则,轻易就会被瓦解。人的野性是自发的,人的自我约束则需要一种机制。

中国人对“人”的认识最典型的表述是“混沌初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并没有给“初辟”设置一个先验的主体。中国的历史,发韧于“混沌”自开,给人以突兀而起的感觉。既然人是突兀而起的,人自己就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终极,有权力附身之后,便不可一世,肆意为虐,绝不会相信人是应该受到制约的,人并非是世间存在之终极。

宗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示人们:你是有罪的,你是卑微的,你应该服膺万能的神或上帝(具体因民族而异)!当然,如果是政教合一的,宗教有等同于无。不过即使是政教合一的,也会溢出一部分功能,恩泽人们的心灵。诚如汤比因所说:

(以下变字体)“要消除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只有通过每一个人的内心的革命性改变。这种心灵的变革也无论如何要借助宗教来实现……。对人的本性来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汤比因、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变字体完了)

可惜,中国始终没有完成这种“心灵的变革”,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