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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孔子是圣人,也是思想家

孔子是春秋战国交替之际的大人物。《史记》将其纳入《世家》详写,足见重视。

面对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道德颓势,唯有孔子满眼涕洟,尽诚竭节,不忧谗,不畏讥,奔走呼号,挽狂澜于既倒,百折九死,不易其志。力单势孤不足以竦动时政,但孔子并不放弃,坚持己见,直至辞世。

孔子本是“放旷乐观,随缘自适”之人,却死抱住已经被众人弃之如草芥的“礼”,未免过于迂腐与执拗,所以多为后人诟病。窃以为,众人皆醉,唯孔子独醒;众人皆混,唯孔子独清。孔子确实是千载一圣的思想巨擘。

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是弟子满门的师座,也不在他留下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论语》,当然也不在他修编六艺——这些功业都不足以概括这位先哲。孔子之伟大,在于他曾经为中国人形成优良国民性提供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并没有化为现实。

在众多优良国民性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保守传统的精神。特别是对民族认同的“语言”——礼仪礼节、程式程序、祭天祭祖、四时节期、问候酬酢,应该以保守为主,以变易为辅。否则就形成不了良风美俗,养成不了遵从“契约”的习惯(这是非常重要的)。孔子所主张保留的,有许多不适于时代要求的东西,但也有许多绝对应该保留传承的东西。总的说,一个民族,只有整体受到契约的规范,才可能成为勤劳的民族、纯朴的民族、优秀的民族。

孔子认识到规矩方圆对提高民族凝聚力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认识到形式化、程式化因素对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认识到传统承继对道德起到关键作用。孔子竭力劝说世人不要让周礼中断,应该以周礼规范人们的言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其中有限制百姓自由的消极一面,但也包蕴着以民俗民约规范人们行为的积极思想。一概而论地否定周礼,在国民性培育方面、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都会造成无以估量的损失。

遗憾的是,孔子的真知灼见没有被多数人接受,特别是没有被当权者接受,所以无法得以实施。寻常论家每每把孔子的失败归结为他“逆历史潮流”、“开历史倒车”,似乎孔子注定要失败。其实,只要认真阅读《史记》,谜底自然浮出水面:

(以下变字体)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豀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喪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变字体完了)

司马迁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孔子的思想不得人心。齐景公几乎已经被孔子说动,晏婴却谏阻齐景公,说繁文缛节几代人也学不完。寥寥数语就让齐景公对孔子下了逐客令。晏婴口才上佳,但他贬低孔子主张的理由并不复杂,无非是“礼”太麻烦,不可为。

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怕麻烦,或曰懒惰,不愿意做不能直接收获利益的事情,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劣根性。那些认为中国人自古勤劳的妄说,没有顾及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按照礼法做,确实很麻烦,但也受益良多,能够提高全民的文明教化水平。不讲礼法,没有规矩套子,简单是简单,总觉得缺乏涵养,低俗粗鲁。

孔子旷怀高致,为后人所景仰。孔子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丝毫没有苟且疏慵的恶习,他“不求苟说于世”,只求把自认为搞清楚了的问题告诉世人。他有一种强烈的让中国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愿望。他收弟子,向他们讲学,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居无定所,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仍孜孜不倦,示人以方圆,诲人以规矩。可惜,包括他的学生在内,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他的苦心,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在礼的问题上,孔子一个人是对的,大家是错的。司马迁高度评价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然而司马迁又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作结,可见,司马迁并未发掘出孔子最有价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