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权力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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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史记》之真实性

《史记》之真实性,于卷五十可略见一斑。

司马迁写《史记》恰值汉武帝执政。汉武帝是个骄横的帝王,刚愎自用,盛气凌人。然而,却允许司马迁以董狐之笔对汉高祖大不敬,揭露汉高祖小肚鸡肠、寻机报复的“前科”。司马迁写了,而且在汉武帝眼皮底下通过了,确实令人惊诧。这足以说明,汉武帝之专制,远未达到专制之极致。否则以下记叙绝不会漏网: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风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而王次兄仲于代。(《史记·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在帝王家族的传记中,揭老祖宗的底,极尽挖苦讥讽之能事,既表现了司马迁的磊落胸襟,也从侧面反映了皇帝(即使是汉武帝这样独断专行的皇帝)也有其开通的一面,并没有完全把人们的嘴堵死。“羹颉侯”之颉作“刮”义,实际上就是刮锅侯。就因为高祖落魄的时候,大嫂刮锅,以示无羹,高祖怀恨在心,当皇帝之后,将“羹颉侯”如此不雅的称谓赐予了大嫂的儿子信,信无奈只得接受。

这个故事本身小事一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后来的帝王逐渐失去了汉武帝的宽容大度。换一个帝王,“羹颉侯”式的写实,早就被文网捕获了,杀头灭九族也未可知。自汉朝起,“民主”与自由度由强而弱,不是递增,而是递减,这是一个令人汗颜又不能不承认的现实。中国的政治,汉至唐宋,还是比较开明的,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元、明、清以降,一代不如一代(只有元朝比其后的明、清更专制,是个例外)至清末,已经远不如汉唐的民主因素多了。

我们可以从文字狱的视角考察“文明倒退”这一特殊历史现象。按理“羹颉侯”应在文字狱的网罗之列。然而司马迁却得以幸免,实在万幸。若汉武帝大兴文字狱,《史记》就不会有今日之面貌了。文字狱肇始于北宋的乌台诗案,其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一篇文章而被定成死罪,因一句话被流放或监禁。

形成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秦始皇过度的“严”导致了汉朝相对的宽。而由“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又逼迫统治者不得不一点点把口袋扎紧,避祸唯恐不及,谁还敢“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

大一统皇权专制面临这样一个不可逾越的悖论:统治过于苛严,“水”可以覆舟;统治过于宽松,“水”亦可以覆舟。统治的尺度在“苛严”与“宽松”之间,似“宽”实严,“严”而不过。然而在实际操作上,掌握这样的尺度,又何其难也。所以,大一统皇权专制平稳的时候少,多数场合处于危机之中。这是由这一体制自身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