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权力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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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伯夷、叔齐——两位国宝级人物

司马迁写伯夷、叔齐剪其繁芜,撮其枢要,写法不同寻常。伯夷、叔齐,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其事并不重要。对于影响深远而又史料不详的历史人物,我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道理很简单,这样有利于保护历史资源。远古的历史,信史与传说是难以区分的。神话本身是虚的,然而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实的。

孔子对伯夷、叔齐这两个神话式的历史人物极其褒矣。司马迁立志“穷天人之际”,当然不会放过半神半人的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列传第一》仅为袖珍小篇,故事情节也很简单,就是他们拒绝王位,让国出逃。他们反对武王伐纣,叩马而谏,未果,待天下宗周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饿死于首阳山。

要点有二:一是让权让国;一是扣马而谏,阻止武王伐纣。

史家(包括司马迁)历来重前者而轻后者。我独重后者而轻前者。让权、让国,志虽高洁,终属个人道德价值取向问题,并不具有普泛的意义。争权、争国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是怎么个争法。中国的争权、争国——包括司马迁在世时的权力之争——是以残酷地索取性命为代价的。只要提及改朝换代,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血淋淋的场面,总要与无数牺牲联系在一起。为了朝代换主,就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一点让伯夷、叔齐实在想不通,看不惯。于是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回避权与国。但谁会效法他们呢?不能说一个没有,但一定是寥若晨星。历代皇帝在对子女进行教育的时候,都要给他们讲述伯夷叔齐的故事,但丝毫没有缓和皇子之间的钩心斗角。尽管伯夷、叔齐的故事烂熟于胸,争权、争国时还是绝不手软。不能怨伯夷、叔齐的故事不够生动、典型,只能怨权力、江山太有诱惑力,单薄的道德难以与之抗争?

中国历史上有比伯夷、叔齐更早的鄙夷权力的清高之士:

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瞀光而谋。瞀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乏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杀木周水而死。汤又让瞀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随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遂负石而自沈于庐水。(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

卞随、瞀光皆视权力如粪土,宁死不让权力附身。伯夷、叔齐的叩马而谏就不同了,触及到了“政治”本质。他们反对武王伐纣的思路是极富价值的。他们反对的不是英明的武王,而是没有意义的“以暴易暴”。问题复杂在武王是明君,而被他伐的纣王是昏君,武王之举“顺乎天而应乎人”,乃“替天行道”。无疑,这个诘问是很严厉的。然而还有一个更严厉的诘问:一旦形成了伐昏君的模式,如何保证伐昏君的人成功之后不是昏君呢?这太难保证了。一旦胜利者暴露出凶残的本质,伯夷、叔齐所说的“以暴易暴”的不就兑现了吗?如此,“易暴”就真的不如不“易”了,省得生灵涂炭,百业凋敝。以伯夷、叔齐的智慧当然解决不了这个悖论,但他们已经察觉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潜在危害,已属不易。

是伯夷、叔齐杞人忧天吗?非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实了伯夷、叔齐担忧的巨大价值。后人——包括讥讽伯夷、叔齐的人——只知道沿着“以暴易暴”的思路走下去。于是形成了思考的真空,不去思考非暴力的政治途径(非暴力的政治途径是存在的,那就是民主)。“此暴易彼暴”,易来易去,文化传统易没了,民族凝聚力易散了,国家易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