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然
1936年10月，历尽了千辛万苦的二、四方面军终于与一方面军在会宁汇合了。我同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带四方面军之主力三十军、九军，与任弼时同志所率二方面军在会宁集结，准备北上赴陕北。这时，听说中央有一个岷州会议岷州会议是西北局会议，不是中央会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七章第三节记载：“（1936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通过了北上会合的意见，并于当日发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
（或洮州会议洮州会议：1936年9月西北局在甘肃南部临潭县境内召开的一次会议。《陈昌浩革命生涯》一书记载：1936年9月27日，西北局在洮州城内的天主教堂里举行会议，重议四方面军行动方针，决定北上静、会地区，同一方面军会合。
，记不清了，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打算让四方面军的主力过黄河，配合中央红军打宁夏。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部署。宁夏的驻敌是马家军的骑兵，虽然不易打，但两边配合起来，还是可以的。我相信中央曾有过这样的计划，为此才成立了西路军西路军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过黄河后，于1936年11月11日组成的。。后来中央是否又撤销了攻打宁夏的计划，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电报和命令，不得而知。当时我所听到的只是陈昌浩同志传达的中央及中央军委的电令，命令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四军中央军委关于西路军组成的电令没有提到红四军，红四军也未过黄河。、五军（由原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合编）组成西路军过黄河，剩下的二方面军和部分一方面军的队伍经会宁去陕北。西路军过黄河的宗旨在于打通国际路线，从苏联那边得到援助，得到新式武器。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计划，我们那时正是缺乏武器，自然很高兴，士气很高。
由三十军、九军、五军的主力及一些零散部队组成的西路军按照中央的电令，迅速过了黄河。我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兼政治部主任，但对中央攻打宁夏计划的内情一无所知，何况在当时那样风云变幻的、残酷的战争年代，根本无从估计也无法预料这次行动将会在我军历史上产生怎样的结局。
我当时跟着三十军，与李先念同志在一起。这是一支很能战斗的军队，军长是程世才，李天焕是政治部主任。九军的政治委员陈海松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现在在中央军委任职的洪学智，当年是四军的军级或师级干部。但他们也都跟我一样，根本无法了解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的情况，不知道中央内部的矛盾斗争，因此也就根本无法预料这次军事行动的成败。事情是非常复杂的，现在或许讲不清楚，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段历史和真实情况必将明昭于天下。
我们按照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准时渡过黄河后，开始还打了几个胜仗。因为那时大家不怎么疲劳，给养、弹药也充足，士气又高。马步芳的骑兵还是很怕红军的，我们这些土地革命时期出来的战士，作战很勇敢。但到了后来，黄河的通路阻断了，增援部队上不来，撤又撤不回去，西路军等于是孤军深入，弹药、粮草、人员都无从补充，情况就不好了。马家军地上跑的是骑兵，天上追的是飞机，因此我们只能改在晚上行军，白天打仗。晚上走路，天气很冷，我的大胡子都结了冰，冻成冰条了。更糟糕的是冰天雪地，夜路难行，我们走几天的路程，敌人骑兵几个小时就追上了，搞得我们不能休息也不能做群众工作，有时甚至连做饭都来不及。敌人是吃好睡好，骑着马追我们、打我们，而我们则是日夜兼程、饥寒交迫。汉朝李陵答苏武书有这样一句：“步马之势，势相悬殊。”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打胜仗可言呢？加之那些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与我们有隔阂，我们得不到任何给养，再勇敢，再是铁的队伍也不行，都会被拖垮的。
由于连续作战，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经常是我们行军后刚停下来休息，筑工事，敌人就追上来了。马步芳的骑兵多，打起仗来是很野蛮的。我们的队伍里牺牲最大的是连长和指导员。
我的警卫员经常补上去当连长、指导员，但补上去也很快就牺牲了。光靠精神、靠勇敢是不能支持很久的。人是铁，饭是钢，人总是人，疲劳了，受伤了，总不能再战斗了，孤军深入的一支部队，怎么能与马家军的骑兵相持很久呢？不到了那个具体的环境里是很难想像到当时的困难和艰险的。但我们的战士不愧是真正的勇士，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有时候打仗不但靠勇敢，还要有智谋。记得我们过黄河不久，快到永昌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地主的土围子里，总部200多人准备在这里休息一下再走。当时大部队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只有两个特务连的兵力留在总部。我们刚要起火做饭，马家军的骑兵就追上来了。敌人是骑兵，且兵力又远远超过我们，而我们总部里还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智取，不能硬夺。于是我命令两个特务连守住围子门口，以土围子为据点和敌人巧打。敌人虽然多，但都是骑兵，使用的也是轻武器和手榴弹，没有重武器。他们把手榴弹扔进来，我们就很快地再给他扔回去，让那些手榴弹在外边爆炸。
这样直打到天黑。趁着黑夜我们在围子边上挖了一个洞准备突围，但被马家军发现了，他们在外边死死守住洞口，我们冲不出去，又是一阵激战，如果再拖下去，我们弹药没了，就危险了。于是我就把两个特务连调到别处去另挖洞，只让我的两个警卫员邱正基和黄坤（现名胡子昆）用绳子打个套，悄悄地守在洞口。马家军在外边听见枪声停了，以为我们被打死了，于是很嚣张，大喊大叫着一个跟一个地从洞外冲进来，那两个警卫员就进来一个套住一个，拖到后边铡死。后来敌人发现不对劲，但这时我们的洞也挖好了，又得了许多武器，一个特务排冲出去，掩护大家突围了。
1936年底，情况就更糟了。这里的地理环境十分不利于一支疲惫不堪的部队再与敌交战。河西走廊北面是沙漠，南边是冰雪覆盖、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当地居民回、汉杂居，长期受国民党部队欺压、马家军欺骗，不了解红军。这时马步芳和马步青又纠集了青海与河西的民团几万人，用几倍于我的兵力，想一口吃掉西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没有得到中央任何支援西路军西进的命令。广大指战员尽管衣衫褴褛，弹尽粮绝，仍然斗志昂扬，他们的意志来自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但是，我们这支几番出入草地，连续作战，从未得到休整的部队，那些坚强的士兵们，又怎么会想到我们即将面临的失败和考验是那么惨重与严酷。现在想来，我们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将十倍、百倍于敌人的攻击。
进入河西走廊不久，西路军便连续失利，先是九军折兵古浪，原6000多人的队伍已不足3000人；然后又是五军被困高台，血战五天五夜，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等2000余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总部当时和五军相距几天的路程，无法接应。后来听一位逃出来的女战士讲，董振堂同志最后被火焚于一座破庙董振堂同志是指挥作战时中敌弹后从城墙上摔下来牺牲的。参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240页林炳才回忆录。，他殉难时才42岁。我和董振堂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了，他那时是红五军团军团长，我给他搭档政治委员。他为人正直，作战身先士卒，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们退进祁连山前和马家军的最后一仗是在梨园口一带打起来的。梨园口是一个靠近祁连山的山道口，刚进去还能遇见喇嘛庙，还有商店和人，走一两天的路程后才真正进入了荒无人烟的祁连山。部队退至梨园口，后边是冰雪覆盖、草木不生的祁连山脉，前面是凶残追击的马家军骑兵，我们只有在这里甩掉敌人，退入祁连山，才有生路，因此这是决一死战的一仗。
我们的战士用机枪封住狭窄的山口，敌人来了就干，就连炊事员也拿起扁担和敌人拼。梨园口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经过激战，西路军余部从康隆寺附近转移到一座小山上，我记得这座山上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在这里我们总部开了一个会议，后来人们称这为“石窝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