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天刚拂晓，我们又回到倪家营子据史料记载：西路军于1月28日晚西返倪家营子，29日晨回到该地。参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22页、下册第310页。被敌人残酷蹂躏过的倪家营子，已遍体鳞伤，房屋倒塌，寒风飕飕，满目凄凉。到处是破砖烂瓦、鸡毛猪蹄；看不见一个人影，听不见一声鸡啼。部队离开倪家营子之前，曾留下一些不能行动的伤员，安置在大地主李成基的屯庄里，由村苏维埃主席宋德和等照管。可是，现在伤员们有的被剥得赤条条地冻死在庄前的涝池里；有的在庄里被石头砸碎了脚踝骨和脑袋；也有死在门前和开阔地里的。看样子许多同志都曾经与敌拼搏过。只有一部分同志藏在死尸堆里、羊圈里、板坑底下得以幸免。
这一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罪行是反动民团副团长、大地主李成基干的，他趁我军撤离的时候窜回家来大肆进行屠杀。我军即速返回倪家营子，他和他的三个帮凶没有来得及逃跑，藏在庄边的干涸河沟里，被我们抓获。当天，我们在龙王庙前开了公审大会，处决了这些坏蛋，为死难的烈士和群众报仇雪恨。
2月27日天刚亮应为1月29日。敌人就来进攻了，他们以主力对付我主力，一天中反复冲杀三四次，到了黄昏，我军将敌人击退，形成对峙局面。
西洞堡的胜利，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我军的被动局面。敌人的围攻，使我们无法继续西进，只得就地坚守。
二次回到倪家营子，战斗比前次更加激烈和艰苦。敌人的兵力增多了，我军的兵力逐渐减少。敌人对我包围更加紧缩，进攻路数也加多了，梯队重叠，步步推进。而我军驻地房倒屋塌，吃住更加困难了。
有一天，敌人以三个旅的兵力，集中攻击我八十八师阵地，前面的被打倒了，后面的又蜂拥上来。最后有一个旅的敌人冲进了下营子。当时我正在军部，忽听外面一阵大乱，有枪声、叫声，也有人们奔跑的脚步声。警卫员跑来用低沉的声音说：“副军长，敌人攻到军部驻的庄子来了！”
我说：“沉住气，跟我来！”我拿起“快慢机”上了一梭子子弹，直奔大门外。刚一出门，就见五六个敌人沿着墙根迎面跑来，为首的一个只离我几步远，头上戴着蓬松的大羊皮帽子，一身黑制服，留着大胡子，提一口鬼头刀，后面的几个都端着枪，上着刺刀，一个个凶煞煞的。我一见他们，心头马上燃起复仇的烈火，举起枪来就大步奔向前去。这时，敌人为首的大胡子也举起刀来，穷凶极恶的目光直瞪瞪地逼视着我。
我刚要开枪，忽然从侧后射出一发子弹，大胡子翻身栽倒。这是我的警卫员先开了一枪。与此同时，又上来一个端刺刀的敌人，直对我的胸膛刺来，从我背后又闪出一个战士，一把将刺刀攥住，又有几个战士上来用枪托敲碎了这个敌人的脑袋。我没看清救我的战士是谁，只见他两手被刀刃割得血淋淋的，拣起敌人丢在地上的武器又冲上去了。在患难中挺身而出，用鲜血卫护首长和战友的安全，拼着自己的生命营救上级和别人，只有共产党人，只有无产阶级弟兄，才会有这样超人的勇敢和无与伦比的崇高品德。
警卫连出来反击，更多的敌人又拥过来，两军混战着，短兵相接，杀声震地。七八十个被打死的敌人横躺竖卧在街道上，进攻暂时被阻止住了。必须组织更大的力量反击敌人，把他们赶出去。
我跑过一道矮墙，来到二六五团团部，邹丰明团长来接受任务。这个肩膀宽阔，身体粗壮的小伙子，像以往历次打仗一样，不拿短枪，背一口大刀，提一条步枪，站在我的面前，瓮声瓮气地说：“副军长，你下命令吧，我们冲！”
邹丰明平时不大爱讲话，但打起仗来却勇猛得很，总爱往前冲，简直像只猛虎。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兵，二六五团在他带领下成为“夜老虎”，他们从不退缩，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有这样的干部和战士在眼前，我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我组织这个团和八十九师的两个团一齐反攻，冲杀几次，将左右两路敌人全部打退。但正面的敌人占领了我军当面的一个土围子，有了立脚点。我们在没有炮火配合的情况下，屡攻不克，只好紧缩一步。敌人在新占领的土围子里，安置大炮，可以射击下营子中心地区，对我军威胁很大。但基本阵地仍在我们手中，形成了对峙局面。
第二天，空前的恶战又开始了。敌人集中所有兵力从下营子西面和左右猛攻，将我军守备部队包围数层，与我激战，切断了与前沿阵地的联系。我军几次反击，将敌人打退一步，前后方部队联系上了。但是敌人并没有全部退却，如果不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下去，就有被分割的危险。
下午，根据上级命令，我到总部去接受新的任务。总指挥部驻在缪家屯庄。在一个低矮的北屋里，并排放着两张桌子，徐向前同志伏在桌子上看地图，因为室内光线不好，他的鼻子几乎挨到了桌面；陈昌浩同志坐在桌子旁边。像往常一样，他们安详、镇定地工作着，激烈的枪炮声对他们似乎没有丝毫影响。
徐总指挥慢慢地抬起头来，放下红蓝铅笔，理一理腰间又细又紧的小皮带，一双炯炯放光的眼睛凝视着我。在这严峻的目光里含着多少珍贵的语言啊！下级总是熟悉老上级的脾气的。徐总指挥正直、质朴、谦虚，就是和我们作下级的讲话都是用商量的口吻。可是今天，他沉默了一下，扬起微微下垂的眉毛，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扼要、透彻地说：“敌是优势，我是劣势，如果今天不把敌人打退，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世才同志，我派你率领部队立即出击！九军的一个团附属你指挥。”这是命令，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钉在我的心里。
离开总指挥部后，我沿着一条雨裂沟急速奔向前沿阵地。左右的敌人用火力封锁这条路，子弹从我的头顶嗖嗖地飞过，耳边充满了“叭咕叭咕”的声音，这是马步芳从日本帝国主义那里买来的新式武器——六五步枪。在全国人民抗战的声浪中，他不去打日本侵略者，却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打红军，令人切齿痛恨！
回到前沿阵地，我抓紧时机组织出击战斗，命令二六八团和二六五团一部由左侧，八十九师的两个团由正面同时反攻，九军的一个团作为预备队（后来也用上去了）。各团的炊事员、饲养员都充当了战斗兵。就这样，每个团也不到一个足营的兵力。我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与敌人战斗。
下营子的敌人又排山倒海似的扑来了，我们用来隐蔽身体的断垣残壁只有二三尺高，敌人的枪弹打得这些矮墙上的土块四处飞溅。但战士们谁也不动弹，也不打枪，因为每人手里的子弹顶多也不过三两排了，当敌人“呜呀呀”地喊着冲上来，离我们只有二三十米的时候，手榴弹才下冰雹似的一齐扔过去。我身旁有一个机枪射手，他看见敌人冲上来，也不顾隐蔽，伸出半截身子去转动着枪口连射，把敌人打退下去以后，他用袖子抹一下脸上的汗水，一歪身子就睡着了。连续的恶战，战士们疲劳到顶点了。
冲锋号一响，战士们瞪圆充满血丝的眼睛就往前冲。原野上红旗翻滚，旗手倒下去了，后边的人又迅速上前把红旗高高举起来。机关枪开了锅似的嘟嘟叫，手榴弹的硝烟弥漫在天空。轻机关枪射手们把背带挎在脖子上，手端着机关枪，和步枪手们一起冲过去。谁都争先恐后，谁都想多杀死几个敌人。敌人欺侮我军人少，在督战队的手枪逼使下，举着黄旗和镶边的白旗迎头撞来，两军混战在一起。英勇的红军战士们把刺刀捅弯了，用大刀砍，大刀砍缺刃了，用石头砸，用牙咬。拿起什么来就用什么打。夺回一块阵地，敌人反冲过来又失掉了，我们就再次冲上去夺回来。当我军受挫的时候，身负重伤的同志爬在前边作掩护。
有两个双腿炸断的战士，子弹打完了，便把步枪交给别人，他们宁死也不愿把武器丢给敌人。还有一个伤员拉响了揣在怀里的手榴弹，和冲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战斗到这个时候，是人人在指挥，人人在战斗。邹丰明团长提一口大刀，背后跟一群战士，左冲右杀，冲到哪里，哪里的敌人就倒下一片。正杀得痛快时，背后拥来一群敌人，开了枪，邹团长身子一摇晃，倒下了。敌人赶到他跟前，他一窜，又跳起来，抡起大刀砍杀起来，许多敌人的脑袋像落蒂的西瓜从肩头上滚落下去。
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战火烧到哪里，哪里的敌人就人头落地。勇士们只有一个念头：战斗！一天中，同敌人反复争夺，肉搏四五次，夺到两杆黄旗，砍死敌人800多个，夺回了主要阵地。为了保存力量，我军停止了反击，又形成了短距离的对峙局面了。
二次回到倪家营子，血战了九个昼夜，我军几乎弹尽粮绝，特别是没有水喝，把米袋里惟一的一点米倒出来，没有水煮，只好在锅里炒炒吃。我们没有轮换使用的兵力，战士们昼夜不眠，有人打着仗就睡着了。不添油的灯是会灭的，再顽强的生命力，得不到一点养息，也不能永远支持。西路军面临的情况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已到非突围不可的时候了。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连夜转移到沙河，敌人的追兵又紧跟在屁股后面，我军在沙河只住了一天，便又连夜出发了。
那是3月初的一个夜晚，天上散布着一片片乌云，偶尔从云缝里露出来的几颗星星，用惨淡的光照着荒凉、黝黑的大地，使人觉得深不可测。我军踏着刺脚的石子和沙砾，向着西南方向急行。这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一阵阵北风，卷起戈壁滩上的沙砾，摇动着干枯的骆驼刺和沙蓬，带着咝咝的叫声，像刀一样，刮着人们的肌肤。红军战士穿着褴褛的服装，抗御着严寒。在戈壁滩上走了一夜，拂晓进抵50里以外的南柳沟。
录自《艰苦的历程》，作者程世才同志，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