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荼”，其说已详之《唐韵正》。按《困学纪闻》，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今按《尔雅》“荼”“氵荼”字凡五见，而各不同。《释草》曰：“荼，苦菜。”注引《诗》：“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玄图》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蔱、莄、荼。”注云：“即苉。”疏云：“按《周礼·掌荼》及《诗》‘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蔱也、莄也其别外。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氵荼，虎杖。”注云：“似红草而粗大，有细刺，可以染赤。”疏云：“氵荼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壮如大马蓼，茎斑而叶圆是也。”又曰：“氵荼，委叶。”注引《诗》“以茠氵荼蓼。”疏云：“氵荼一名委叶。”王肃《说诗》云：“氵荼，陆秽草。”然则氵荼者原田芜秽之草，非苦菜也。今《诗》本“茠”作“薅”。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释木》曰：“槚，苦荼。”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莊，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诗》考之，《邶·谷风》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绵》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又借而为“荼毒”之荼。《桑柔》、《汤诰》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礼·地官》“掌荼”，《仪礼·既夕礼》“茵著用荼，实绥泽焉”，《诗·鸱鸮》“捋荼”，传曰：’荼，萑苕也。”《正义》曰：“谓薶之秀穗。茅薶之秀，其物相类，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东门》“有女如荼”，《国语》“吴王夫差万人为方陈，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砫，望之如荼”。《考工记》：“望而视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叶之氵荼也。唯虎杖之氵荼与槚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莊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王褒《僮约》，前云“炮鳖烹荼”，后云“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
《唐书·陆羽传》：“羽嗜荼，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菜。至明代，设茶马御史。而《大唐新语》言右补阙綦毋煚性不饮茶，著《茶饮》，序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害远难见？”宋黄庭坚《茶赋》亦曰：“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之盐，勾贼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摄生者之所宜戒也。
鴚
《尔雅》“舒雁，鹅。”注：“今江东呼鴚。”即“鴐”字。《左传》：“鲁大夫荣鴐鹅。”《方言》：“雁自关而东谓之鴚鹅。”《太玄经》：“装次二鴐，鹅惨于冰。”一作“哥鸟＊>鹅。”司马相如《子虚赋》：“弋白鹄，连鴐鹅，双鸧下，玄鹤加。”《上林赋》：“鸿鹔鹄鸨，鸨鴐鹅属玉。”扬雄《反离骚》：“凤凰翔于蓬陼兮，岂鴐鹅之能捷。”张衡《西京赋》：“鴐鹅鸿鷄。”《南都赋》：“鸿鸨鴐鹅。”杜甫《七歌》：“前飞鴐鹅后鹙鸧。”《辽史·穆宗纪》：“获鴐鹅，祭天地。”《元史·武宗纪》：“禁江西、湖广、汴梁私捕鴐鹅。”《山海经》：“青要之山，是多驾鸟。”郭璞云：“未详。或者骈当作‘鴐’，其从‘马’者，传写之误尔。”
九经
唐宋取士，皆用《九经》。今制定为《五经》，而《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二传并不列于学官。杜氏《通典》：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余则经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周易》有郑氏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殁，丘明撰其所闻为之传，微辞妙旨，无不精究。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采用。谷梁赤师徒相传，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载，亦足有所订正。臣以为《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越，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遇王敦难，不行。唐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后，明经兼习《周礼》若《仪礼》者，于本色内量减一选。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无璀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并贡人预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唐书》：开元十六年十二月，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请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古人抱遗经、扶微学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废之，盖必当时之士子苦四经之难习，而主议之臣徇其私意，遂举历代相传之经典弃之而不学也。自汉以来。岂不知经之为五，而义有并存，不容执一，故三家之学并列《春秋》。至于《三礼》，各自为书。今乃去经习传，尤为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莫甚于此。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书》、《诗》、《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朱文公《乞修〈三礼〉札子》：“遭秦灭学，礼乐先坏，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于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性、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己甚。”是则《礼记》之废乃自安石始之，至于明代，此学遂绝。
朱子又作《谢监岳文集序》曰：“谢绰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间，闻读书声，入而视之，《仪礼》也。以时方专治王氏学，而独能尔，异之，即与俱归，勉其所未至，遂中绍兴三年进士第。”在宋已为空谷之足音，今时则绝响矣。
考次经文
《礼记·乐记》“宽而静”至“肆直而慈”一节，当在“爱者宜歌商”之上，文义甚明。然郑康成因其旧文，不敢辄更，但注曰：“此文换简，失其次，‘宽而静’宜在上，‘爱者宜歌商’宜承此。”
《书·武成》定是错简，有日月可考。蔡氏亦因其旧而别序一篇，为今考定《武成》最为得体。
其他考定经文，如程子改《易·系辞》“天一地二”一节，于“天数五”之上；《论语》“必有寝衣”一节，于“齐必有明衣布”之下。苏子瞻改《书·洪范》“曰王省惟岁”一节，于“五曰历数”之下；改《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学》“曰《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之下；改“《诗》云‘瞻彼淇澳’”二节，于“止于信”之下；《论语》“诚不以富”二句，于“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下；《诗·小雅》以《南陔》足《鹿鸣之什》，而下改为《白华之什》，皆至当，无复可议。后人效之，妄生穿凿。《周礼》五官，互相更调。而王文宪。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图》，重定《中庸章句图》，改《某棠》、《野有死麇》、《何彼秾矣》三篇于王风。仁山金氏本此，改“敛时五福”一节于“五曰考终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节于“六曰弱”之下。使邹、鲁之《书》传于今者，几无完篇，殆非所谓“畏圣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二节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之上，以为传之四章，释“格物致和”，而传止于九章，则《大学》之文元无所阙，其说可从。
凤翔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已下七节，自‘天佑之’一节，‘憧憧往来’已下十一节，此十九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见，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节属于“天玄而地黄”之后，于义亦通。然古人之文，变化不拘，况《六经》出自圣人，传之先古，非后人所敢擅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