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世界名人成长历程外交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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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郭嵩焘

郭嵩焘(1818~1891年),湖南湘阴人。他是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是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家、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郭嵩焘从小就受到了标准的中国传统教育。1835年,郭嵩焘考中秀才,后进入湘学重镇岳麓书院读书。在这里,郭嵩焘深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影响,结识了同在这里读书的曾国藩、刘蓉等名士,并与他们结为挚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郭嵩焘第五次参加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此后不久,由于双亲相继去世,郭嵩焘只得依定制回乡居丧。乡居期间,正值太平天国进军湖南。在他的积极劝导之下,隐居乡间的左宗棠、曾国藩等人纷纷出山,组建“湘勇”镇压太平军。此后的几年,郭嵩焘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末,郭嵩焘到京城出任翰林院编修,咸丰帝对他的学识非常赞赏,让他入值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南书房。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帝派郭嵩焘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随后又命其前往烟台等处海口稽查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情况。郭嵩焘是文人,本来就与当时污秽不堪的官场习气格格不入。在任上,他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查办贪官污吏,大大增加了清政府的收入。但其随员和地方官员因他破坏了官场长期以来的“规矩”,联合起来贿赂京城官员,在背后告了郭嵩焘的黑状。正当郭嵩焘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却突然被调离查办。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亲眼见识了英国先进的军力,使得郭嵩焘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迫切地关注西方。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疏,要求清廷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在中国最早的三所外国语学校中,他协办、主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外事)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沉痛地说,其实中国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外国人划定章程,与他们平等相处,不应该怕他们。但如果不了解外国的情况,一味用蛮力,反而会使夷乱加剧。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内部一些人逐步意识到不能再固守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老路,希望通过向外派遣使节,与西方进行平等接触。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是为“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廷派大员亲赴英伦“道歉”。这个赔礼又丢人的差使落到了郭嵩焘肩上。后来,清廷索性又追加了一项命令,告诉郭嵩焘赔礼后不必回国,直接出任驻英国公使。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就在这样的无奈与尴尬中产生了。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把郭嵩焘的出使行动看成是毁掉一世清名的差使。在当时人的眼中,郭嵩焘的洋务主张就已经标新立异,令人侧目了,而这次,他竟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他的一些湖南同乡更为他此行感到羞耻,甚至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有人竟然编写了这样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着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今天看来,他的认识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筹。

1876年2月,年近六十的郭嵩焘带了三十几个人到伦敦。那时中国驻外使馆小,不像现在这么多人,叫公使馆,因为最高代表是公使。一百多年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驻扎伦敦的外交官们还把使馆叫公使馆,倒不是要纪念郭大人,这回原因是国家不让外交官们带夫人,使馆里全是男的。

郭嵩焘一到伦敦,2月7日在翻译马格里的陪同下觐見维多利亚女王,宣读到任国书,对马嘉里案表示惋惜,完成了烟台条约的任务。在伦敦,给中国使馆外交官们最大的惊讶是发现街上老百姓很少吵架,让中国的公使和副使纳闷大家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幸福。中国公使一干人的到来,也引起伦敦市井百姓的好奇。那时东方人还见得少,也就是四年前1872年日本在伦敦设了个使馆,时常出没几个东方面孔。一天中国使馆仆人上街买菜,奇装异服引来一个醉汉用手杖敲他们脑袋。路见不平的人把醉汉扭送到警察局,英国法庭以伤害罪判处该犯劳役,郭公使致信英首相请免去处罚。此事一见诸报,倒引来市民对中国人的好感。

郭嵩焘在英法两国前后呆了三年(1876—1879年)。那是中国的第一个驻外使馆,该干些什么都没谱。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郭虽然六十岁的高龄,一个人兼任了政务、商务、科技、教育、文化参赞和武官的所有责任。

郭发现用国际法和洋人打交道居然能屡屡得胜,他开始悉心研究,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郭在伦敦还一度被推为国际法改进协会副主席。

1877年(光绪三年)5月,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人作为海军留学生,在监督李凤苞的带领下到达英国。抵英次日,郭嵩焘便在公使馆中设宴,为李凤苞等洗尘。在郭嵩焘的安排下,这些留学生一部分被分派至英国舰队中,另一部分则考入了皇家海军学院,此后成了公使馆的常客。在郭嵩焘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多次谈话。郭嵩焘经常阅读留学生们的日记,留学生们在留学心得中讲,英国人的微积分学、新学、力学等,都是以前没有读过的,现在学了这些,不啻事半功倍。郭嵩焘感慨地说:就凭这个也能证明出洋留学的好处实在不少啊!1878年,郭遇到海军留学生严复,成忘年之交。郭嵩焘在英国访问期间,了解到很多身居英国的中国人的利益受到侵犯力量孤单申诉无门,同年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馆以护侨,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翌年即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尽护侨的责任。今天世界各大埔的领事们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初设领馆的由来。

郭还没忘记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1877年春把在英法的见闻尽快报告总理衙门和皇上。他把起程赴任从上海到伦敦途中五十天的日记,钞寄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书名刊行,此书极力称赞西方社会及其科技文明。他没有想到此书引起的反响。郭还说把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错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技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适敝履,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年逾花甲、读了大半辈子儒家经典、头脑里塞满了陈腐观念的郭嵩焘,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惊人的勇气。

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使西纪程》一书,内容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话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在当时的条件下,就郭嵩焘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这使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

在刘锡鸿的笔下,郭嵩焘的最大“罪状”有三:披外国人的衣物、向其他国君主起立致敬、听音乐会时效仿洋人索取节目单。由此足见当时国人愚昧之深。刘还秘密弹劾郭嵩焘“十款”罪状,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其实都合乎国际礼仪,这反而印证了英国人称郭嵩焘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赞誉。由于清朝守旧势力过于强大,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对郭嵩焘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之时,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同意并派曾纪泽接任。

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西洋小火轮拖带的木船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国人的阻拦,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大街。

出使之日,郭嵩焘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铩羽而归。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回国后便归隐乡里。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但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异常。郭嵩焘死后,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也都被清廷否决。

直到他死后9年,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要求开棺鞭戮郭嵩焘的尸身,以谢天下。晚年时,郭嵩焘曾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但终归化为泡影。他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