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在这一节里我将为大家介绍一部成书年代离我们比较近的著名兵书，它就是《曾胡治兵语录》，是由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蔡锷将军编写而成的。
《曾胡治兵语录》是蔡锷辑录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军、用兵方面的言论而编成的一部语录体兵书，全书共分12章，分别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其中前十章论述如何治军，后两章谈作战问题。
曾国藩、胡林翼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将领，在与太平天国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他们善于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注意吸收和继承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并将理学作为其兵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浓厚的理学背景使得他们对我国传统兵学进行了详细的诠释，从而提出了大量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如治军方面的“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治军之道，曾国藩以勤字为先”；用兵方面的“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军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这些富理意蕴深刻的兵学理论，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推动了我国传统兵学的发展，而且因为理学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自先秦以来即存在的兵学与儒学的对峙与紧张，促进了宋明以来兵学与儒学合流的进程，这对于传统兵学地位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曾胡治兵语录》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背景编写的？
1911年春，蔡锷从广西前往云南负责新军训练工作，但是他看到新军风气败坏，纪纲废驰，感到非常失望，忍不住发出“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的感慨。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感到只有号召“多数同心同德之君子，相与提挈维系，激荡挑拨”，“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才能“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恰好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委托他编写一份“精神讲话”的教材，于是蔡锷趁此机会从曾国藩、胡林翼的奏章、函牍和日记中，摘取大量有价值的内容，分类凑辑，编写而成《曾胡治兵语录》，以此作为云南新军的“精神讲话”。
蔡锷是何许人？
蔡锷（1882—1916年），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民主革命家、军事家。1895年，不到13岁的蔡锷考中秀才，3年后又考入湖南时务学堂。1899年，蔡锷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1900年，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不幸失败，蔡锷不得不再度东渡日本。1901年，蔡锷投笔从戎，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1903年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1904年冬，蔡锷毕业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训练新军，1911年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统领。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蔡锷积极响应起义，与李根源等革命党人在昆明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军都督。1913年，蔡锷来到北京，出任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并被授以将军府昭威将军的称号。1915年，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蔡锷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出兵讨伐袁世凯。护国战争胜利后，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蔡锷因积劳成疾病逝，终年34岁。
大开眼界
《曾胡治兵语录》成书于1911年夏，但直到蔡锷去世一年后，即1917年，上海振武书局才首次公开印行，梁启超为这本书作序。1919年李根源在广州重印。1924年蒋介石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的名义印发黄埔军校作为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下发部队。近年，国内开始将《曾胡治兵语录》的增补本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一些军事书籍也收录了部分该书的内容。至今，《曾胡治兵语录》还影响着现代的军事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