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韩一潭一筹莫展时,葛萍和詹丽颖进屋来了。葛萍感到事情不对头以后,便盘算着怎么才能打发走这个半疯的文学青年。去报告派出所,似乎还不值当,找居委会,恐怕一时又说不清,想来想去,还是只得求邻居协助,但全院除了收房租水电费而来他们家串过门的,似乎仅有詹丽颖一人。于是,当年轻人还在发泄他的不满时,葛萍便溜出了屋子,去找詹丽颖,求她来想法子把那年轻人打发掉。詹丽颖一听葛萍的描述,立即甩着大嗓门说:“这还得了?一分钟也不能让他在你们那里待下去!你们太善良了,你们准知道他就是个写诗的吗?现在什么怪事没有!搞不好他是个诈骗犯、抢劫犯、流窜犯!你们一对书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们手无缚鸡之力,岂不遭殃!走!我去帮你们轰走他!”说着便站起来随同葛萍直奔他们家。
詹丽颖一进屋,还没把那年轻人打量清楚,便粗声大气地说:“嘿!小伙子,你哪来的?这么晚了,原来根本不认识,你怎么能总在这儿待着?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首都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紧的。行啦,你快走吧,要不,等派出所民警来了,那你可就想走也走不了啦!”
年轻人被詹丽颖的气派震慑住了。他也搞不清她是什么人,见她那阵势,只感到恐慌。于是他便主动把所有诗稿都放回他那只旅行包,拉上拉锁,气急败坏地说:“我走我走。我现在总算知道北京,知道诗坛,知道所谓的‘淘金者’是什么玩意了!”他一跺脚,很快地出了屋,并且出了院。
韩一潭、葛萍还没回过劲来时,詹丽颖却自得其乐地拊掌哈哈大笑起来。
从这以后,韩一潭回到家中,一听见脚步声朝他家那个小偏院走来,便如同惊弓之鸟。他嘱告单位传达室的同志,务必不要再把他家的地址,随便告诉来访的人。甚至每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也变得敏感而紧张,常常通话好一阵了,确证对方的身份并非文学青年,这才承认自己就是韩一潭。
再过一阵,他开始接到骂他的信。来信的文学青年质问他为什么不但不给回信,而且还“贪污”了他们的诗稿?其实他一开始是尽量回信的,但后来回不胜回,即使他每天24小时不吃不睡不做任何别的事,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来信。开头凡寄给他个人的诗稿,他都自费给作者寄回,后来形势发展到他实在无力负担,如果一律自费退回,那他每月的伙食费全部用上也还不够。后来他把寄给他私人的诗稿也混在编辑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邮资总付”,尽管编辑部里并没有人发出微词,他自己却总觉得不好意思;再以后,他才任寄给他个人的信稿积压起来,结果就招来了怨恨和辱骂。
记者又一次来找他,说要专为他写篇“淘金者续篇”,把他吓坏了。他哀求那位记者万万不要再给他增添烦恼和恐惧。
到了秋天以后,寄到编辑部让他“亲收”的稿件和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稿件,才渐渐少了起来。
有一个星期天,女儿女婿带了外孙来,大家聚餐,葛萍烧出的一盘菜很受欢迎,女儿夹起菜里的大蘑菇问:“妈,这蘑菇哪儿买的?真好!”葛萍说:“咳,春天那会儿,一个年轻的诗歌作者硬搁在咱们家的……”
韩一潭一听,只觉得嗓子眼里发噎,他埋怨道:“原来你让我们吃的是这个——我怎么能收他的东西!”
葛萍辩解说:“谁愿意要他的东西呀!那天他走的时候,咱们不是都忘了把这包蘑菇退还给他了吗?他走了以后,我把这包蘑菇往碗柜里一扔,后来简直忘得一干二净,前几天收拾碗柜,才又发现。我倒也想过,该给他退回去,可他地址呢?你记得吗?我总不能把它扔了吧,上好的蘑菇,扔了让邻居发现,不得说咱们家抽风?再说,确实是他自愿送的,你毕竟也还给他看了几首诗,提了点意见嘛……”
韩一潭摇头说:“你当教师的人,怎么说出这么没原则的话来?看过人家的诗,提过意见,就该受礼吗?何况他那个人根本不正常,无论如何你不该让我们吃他这蘑菇的……”
葛萍心想自己操劳半天,好容易烧出这么个菜来,却遭此批评,实在扫兴,便赌气地说:“你坚持原则,你别吃!”
女儿便插话说:“爸,你行了!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你就一辈子那么坚持原则吧!”说完夹了一个蘑菇,喂到儿子嘴中:“来,吃蘑菇!蘑菇好吃!”
女儿的脸色很难看。韩一潭低下头,心里发堵。他的脸不由得变成了猪肝般颜色。
“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女儿这话,像锥子一样刺伤了他的灵魂。
……那是1968年。女儿17岁,临高中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红色风暴”之中,他们一家三口全都迷迷瞪瞪。韩一潭诚惶诚恐,唯求自保。葛萍庆幸自己教的只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免受五、六年级学生的胡闹式“冲击”。女儿不是“红卫兵”,却也还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当“逍遥派”,每天到学校里去参加运动,完全是随波逐流,但毕竟年轻幼稚,“近朱者则言赤,近墨者则道黑”……有一天中午,女儿回到家中,大家围桌吃饭时,忽然散布了一些听来的关于江青的传闻和坏话。韩一潭和葛萍都吓坏了,两人异口同声,严厉地斥责了女儿一番,弄得三个人全都没吃饭就丧失了食欲。葛萍那天要参加一个区里的批斗会,提前走了,剩下韩一潭和女儿两人。韩一潭不知怎么的,心里越想越发毛。那时候他家隔壁住的还不是澹台智珠一家,而是一个工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韩一潭总觉得女儿的“恶攻”一定已被隔壁听去。况且他心里也确实感到女儿的“恶攻”罪孽深重,万万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条——争取“坦白从宽”。于是乎……他竟带着哭哭啼啼的女儿,去到派出所“自首”!
现在连他回想起来,也觉得简直不像人世间能有的事!倘若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如今写成小说,写成叙事诗,写成回忆录,把稿子交给他看,他一定会提出意见:“请不要胡编乱造!你这情节缺乏合理性!”
然而,那竟的的确确是真的!
而且,还有更加令人难以相信的细节——他是骑着自行车,把女儿驮在车后,带到派出所的。他骑着车,女儿坐在后头!他为什么要骑车去?为的是快一点到达派出所?快一点葬送女儿?女儿当时怎么不逃走?怎么竟顺从地坐到了车架子上?怎么虽然呜呜咽咽感到万分委屈,却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1968年。记住那一年。确确实实出现了那么一件极其怪诞、极其荒谬的事。他,和他亲生的、唯一的女儿。那一年他已经39岁,而女儿才刚刚17。
那时候的派出所是什么状况?一百个派出所可能出现一百种状况。“砸烂公检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抛到一边。他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以后,会是什么命运?从逮捕法办到交给革命群众“游斗”,从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尽,全都可能!当然,韩一潭把女儿主动送去,心里想的确实是哀求“从宽”,能不能训斥一顿便罢?能不能开一两次批判会便放她“过关”?能不能只是“文斗”而不要“武斗”?……
真像做梦一样。偏他们去的那个派出所里净是好人。当时派出所似乎军管了。在一间接待室里,有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地听完满头流汗的父亲那语无伦次的“自首”,不动声色地望着抖成一团的犯有“恶攻”罪的女儿,最后竟连一句训斥也没有,只是互相对望了一眼以后,一前一后地说:“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后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别来啦,别来啦!”
事情出乎韩一潭意料,就那么了结了。他再用自行车把女儿驮回了家中。他望着与邻居相隔的那一堵墙壁,心里踏实了许多。女儿却哭得喘不过气来,她到这时才体会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所包含着的凶险。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不近当时情理的偶然。
从此女儿对韩一潭失却了敬爱。而且这种感情与年龄的增长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帮”倒台前韩一潭就恳求过女儿的宽恕,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宽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儿像对母亲那样地对他微笑、注目、说话、扶持……却不再可能了。甚至当他50岁那年因病住院,女儿来医院探望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问问他:“好点吗?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伙食还好吗?”全无一点亲热感,就仿佛她是受什么人委托,而不得不来应付差事的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哀。这种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味到。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
他1929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亲是个沉浸在往昔的“故都春梦”之中,而实际上却“劫后桃花”般凋敝沉沦的小职员。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离析,父亲更其潦倒——因此他高中未及毕业,便去当了一名文书。解放后,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那实际上是个短训班性质的学校。当时各行各业急需干部,“革大”及时地把各种各样的干部输送到有关的部门,韩一潭被分配来当了一名编辑。他一当便是30年,编辑部的头头换了好几茬儿,他却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被留用了下来。
他成了编辑部里资历最深的编辑,主要的原因,在于温驯。听命于领导,一丝不苟地照办,开头似乎还不过是出于他的天性,后来,经过目睹一个个“带刺儿的”、“搞独创”的同事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下去,他的驯顺无争更大程度是基于人生经验的宝贵积累。领导要发配合“三反”、“五反”的诗,他便去挑这方面的诗;领导急需补发几首配合“肃反”的诗,他便连夜去组稿,并且不仅组来了诗,还组来了相应的漫画;领导说可以根据上面的精神,显示一下他们“鸣放”的姿态,他便挑出几首颇具“大鸣大放”气派的来稿,请领导审处;领导说现在要“吹响‘反右’的号角了”,他便很快组来了“反右”的“阶梯诗”;领导说该赶快出一个“大跃进民歌专辑”,他便一口气读了6000首,精选出30首;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领导说现在大家生活艰苦,诗歌无妨轻松一点,他便组编了《夏夜圆舞曲》、《欢快的溪流》、《红叶,红叶,你真美》、《山村闻笛》等一批颇让读者眼目一新的短诗、组诗,有的还被作曲家谱曲,广泛流布;再后来领导说“不能任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泛滥了”,他便退回上述诗歌作者的无数来稿,写信恳劝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他又发现了一批更新的作者,发表了他们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1966年7月,整个编辑部彻底垮台前夕,他还编发了一首工人业余作者所写的《铁帚横扫“三家村”》。经过两年左右的“斗、批、改”,3年左右的“干校”生活,1973年编辑部一恢复,新领导首批调回的老编辑里,便有他在内。为什么?除了知道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对情况的熟悉——某个作者是怎么个来历,过去曾出现过哪些作品,引起过何种反应,编辑部遇到某种情况过去是怎么处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领导只要提出,他便可以立即答复,犹如一具活的资料库。从那以后到1978年,他编的诗歌从内容上看,可以说几乎在不断地拐直角:抒发“同党内走资派斗争到底”的“战斗豪情”;颂扬工人民兵在“四五”事件中“打得好”;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鼓吹“亿万人民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缅怀革命老前辈,丰功伟绩永不忘”;欢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在“四五精神”的召唤下,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为“十来个大庆”而“百灵般欢唱”;宣布“‘凡是’,这不是唯物论者的语言”;欢唱“喜迎‘老包’到垅头”;隆重推出《爱富歌》……
主编更迭,人事沧桑,有的撤职流放,有的抱惭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转一圈却又回来……周围的同事也常常来来去去,然而总有那么几个老编辑“江流石不转”,长满青苔般地锈在那里,韩一潭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听话,驯服,可充“活资料库”,他业务上内行、熟稔,也是公认的。说句公道话,他是颇具艺术眼光的。同一内容的诗歌,他总能精筛细选,严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艺术气息的,辛苦地淘沥出那些艺术性较高的,并且极善于加工,有时让他缩一句、换一字,便立奏点铁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编满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却从不写诗。他甘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编辑。对于那些当着编辑,却醉心于写诗,想把编辑这个岗位当块跳板,伺机跳入专业诗人圈子的同事,他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可以容忍猫头鹰,容忍豚鼠,却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觉之中,他已两鬓苍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他已经习惯了一种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过去他自然也有过惶恐,有过游移,有过失落感,但那都只是暂时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的头两个月——忽而“造反派”“揭竿而起”,昔日的领导威风扫地,令他不知该皈依“叛军”还是该奋起“保皇”;忽而又进驻了“工作队”使他庆幸自己未随“游鱼”也未近“走资派”;忽而“工作队”又被押上了批斗台而“造反派”又“一分为二”,你砸我打,惊心动魄……但好在这一切都不过有如疾风过境,很快形势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权威,紧跟“两报一刊社论”便无差池,他觉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业业地当起“顺民”来。那一时期他所订阅的《红旗》杂志上,画满了他悉心捧读留下的一道道红线……
不知怎么搞的,这几年他内心里却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静想来,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涌现在他眼前的斑驳世态,撞击着他心扉的汹涌思潮,令他实在应接不暇,难以消化,而又无所遵循……
一个年龄既轻、资历既浅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 XXX 选集》,而且在扉页上登出照片、手迹,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象的。当年知名如秦牧、杨沫、郭小川、杜鹏程……谁能这样出书呢?哪里印过他们的照片呢?并且,这种年、资两匮的作者,居然还被各地请来请去,坐飞机,住宾馆,发表演说,游山逛水,甚而派往国外,扬名他洲……入情吗?合理吗?
录音机,流行曲;李谷一,苏小明;喇叭裤,登山楼;男高跟,披肩发;铁臂阿童木,银耳珍珠霜;白兰牌洗衣机,雪花牌电冰箱;“我是日立宝宝”,“领导世界新潮流”;“胡风同志作了书面发言”,《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落地式定时16英寸电风扇,梅花形淡红色镶花大吊灯;大型明星“美人头”挂历,精印法国印象派画家画集;“万元户”买汽车,“个体户”雇工人;梅花鹤翔桩,海灯二指禅;“深圳最新豪华住宅——高嘉花园——即日开始发售……可迁移内地亲属入住……”,“樋屋奇应丸——主要成分:人参、牛黄、麝香、熊胆——功效卓著,群众信赖……香港付款,内地取货”……唉,真是“信息大爆炸”,可让韩一潭如何经受得起!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只能一时?什么能够长久?什么沾而无碍?什么务必远离?
天下从此多事。韩一潭从此多忧。而对这种世态,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中,他心头竟时时泛起一种酽酽的怀旧情绪……
可是生活毕竟还是安定的,而且他家同别的家庭一样,近一二年也开始走向了“电气化”。1982年12月12日那天下午,当他坐在沙发上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时,他的爱人葛萍便在厨房中开动洗衣机洗衣服。洗衣机开动后的声响固然大了一点,但听来也还是愉快的。葛萍开了洗衣机,回到屋中,坐到案前批改学生的作文,心情也颇为怡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