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胜七却忽然沉默。因为胡爷爷关于当当车的话语，勾起了他最不愉快的思绪——远不仅仅是不愉快，说实在的，那是他最大的耻辱，也是他最大的困惑，并且还是他最大的恐惧……36 年前，他曾被国民党特务所收买，就在这鼓楼的前头，去追打那些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青年学生，而所获得的代价，不过是每打一个学生得到一个馒头……当游行队伍被冲散以后，有一个留长发的大学生跳到正在行驶的当当车后踏板上，一手着车门，一手散发传单。卢胜七在打红了眼的情况下，竟疯狂地冲向当当车，伸手去拉拽那大学生，企图把他拉下车来，没想到那大学生竟伸腿踢他，拼死抵抗，他便上去抱住那大学生的腿，生把那大学生从车上扯了下来。两人滚倒在地，扭作了一团，在几秒钟里，他俩的脸离得那么样地近，两人的眼珠几乎都要从眼眶里蹦出来——显然，他俩从此谁也忘不了谁了……可是后来也不知怎么一来，那大学生被人救走，卢胜七倒挨了几脚，疼得钻心——救护大学生的，好像倒并非是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而是几个路过的壮工。卢胜七站起身来骂了一阵，啐了一阵唾沫，便晃着肩膀领馒头去了。
解放后，卢胜七隐瞒了他这段丑恶的历史，直到“文化大革命”当中，才被揭发出来。他确实是知罪认罪，他明白了，那当年散发传单的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地同国民党英勇斗争，正是为了使他那样的乞丐不再过那不像人样的生活……可是他很快又陷于惊诧与困惑。有一天大街上开过某国家机关游斗“走资派”的大卡车，那最后一辆卡车上有个挂黑牌的“黑爪牙”，那模样，似乎分明便是当年同他滚作一团的那个共产党大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年国民党特务花一个馒头代价让他去打的人，怎么今天反倒被共产党自己“打倒在地，还踏上一万只脚”了呢？……
又过了几年，“四人帮”倒台了，卢胜七偶然去亲戚薛永全家串门，在垂花门那儿，他恰巧同住北房的张奇林打了个照面，张奇林倒没什么反应，他心里可怦怦乱跳——他觉得那人恰恰就是当年着当当车车门散传单的那位，也就是前几年让人给挂着黑牌子当“黑爪牙”游街的那位……他假作无意地问了一下薛永全，薛永全告诉他，人家眼下是国务院的正局级干部，说不定过两天就升副部长、部长！卢胜七那天没敢喝酒，背上直冒冷汗，出了薛家的屋，低着头一溜烟地快步窜出了院子，从此再不敢去那院串门……可他回家后几次细细回忆，又觉得跟薛永全住同院的那位张局长，似乎并不是当年那个同自己扭成一团的大学生，因为那大学生眉心有个如同黄豆般大的黑痦子，而张局长眉心却分明平平整整、干干净净……
卢胜七的突然沉默，使胡爷爷和海老太太的谈兴受挫。吹来一阵小风，带来阵阵寒意。卢胜七晃着鸟笼，揉着核桃，踱了开去。胡爷爷和海老太太朝下棋的那一群望去，那一群倒还丝毫没有散摊的意思。当天的《北京晚报》已经开始发卖，他们有人已经买到了《北京晚报》，并且已经根据晚报四版上的“星期棋局”《步步为营，稳健入杀》，摆上了林宏敏对邬正伟的残局，一步步地进行着复验……而那位前区商业局的吴局长，则正同身边的一位白髯老人同猜晚报三版上的“口字谜”。他很快便猜出“一字四个口，五谷样样有”是“田”字，但让“奇形怪状一个口，口字隐约藏里头”给难住了……
既然人家都没有走，海老太太也舍不得这就回家。太阳眼瞅着失去了那最后的火力，寒意一秒一秒地扩散着，她望着眼前的大街，只见依然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不禁想起早年的一首《京华竹枝词》：
暮鼓晨钟不断敲，
苦心婆口总徒劳。
满城人竞功名热，
犹向迷津乱渡桥。
她既然熟记这首《竹枝词》，想必是已“看破红尘”，达到“顿悟”境界了吧？其实不然……
胡爷爷尤其不愿回家，他是能在这鼓楼根多捱一会儿便要多捱一会儿。见海老太太吁出一口气来，他怕她这就要起身离去，便立刻找出个话茬来搭讪：“您那个院儿，许快给落实政策了吧？”
海老太太叫他这么一问，心里得到很大满足，遂庄重地点头说：“可不。中央有精神嘛。中央圣明啊！如今的中央，事事讲个‘理’字，能不拥护吗？……”
其实，海老太太并非那个四合院的房主。胡爷爷不清楚这一点，仅仅根据前些时海老太太的某种口气，以及她那特殊的气派，便作出了这样的估计。他已经几次把她当做那四合院的房主同她对话，她竟默认了，并且渐渐地形成一种心理状态，就仿佛她真是那四合院的房主似的。
海老太太父系祖上，据说属满族正白旗中赫舍里氏一支，当年也确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大家族。但自从她十来岁以后，她那个大家庭便处于迅速地分崩离析、潦倒没落之中。她出阁以后，夫家原是蒙军旗，公公和丈夫都在蒙藏院里挂职，倒还过了两三年小康生活，但因为后来公公去世，丈夫随即被蒙藏院裁员，去参与一桩投机生意又蚀了本，家道便一天天衰落下去。后来丈夫仅凭着家传的一本《麻衣相术》，在什刹海、后门桥一带摆摊给人测字相面，勉强维持生计，不想日占时期丈夫又一命呜呼，她未曾生育，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她只好自谋生路——先到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女生宿舍当了几年传达，又到一个私立托儿所当了几年保育员。解放后那私立托儿所一直存在到1952年，才被政府接管。后来，她又转到另一个托儿所干了几年，才从那托儿所退休。她的一生基本上是清寒的，哪里来的房产呢？她现在所住的四合院，不过是当年她娘家堂兄弟一度拥有过的房产罢了。但解放后没几年，那堂兄弟也就将那所院子卖给了房管局，因为她同原来的房主有那么一种亲戚关系，又因为她是该院中居住历史最长的住户，长期形成由她代收代缴全院房租水电费的习惯，房管局有什么事也总是先找她联系，院里有什么事需同房管局打交道也总是由她出面，因而久而久之，人们总模模糊糊地觉得她似乎便是这所四合院的房主，逢到这几年北京市开始着手落实私房政策，不仅外院的胡爷爷，就是同院的某些住户，也以为海老太太属于应得到落实政策的房主之一。
海老太太很喜欢人们这样看待她。比如此刻胡爷爷那样发问，她回答时，心里便充满一种自豪和喜悦。不过，她避免使用直接肯定的词句，因为她曾经捅过娄子，险些触犯法律。她不想越过“雷池”，去重蹈覆辙……
那是1952年，正当她所在的那个托儿所由私立转为公立的前夕，有一天她按着报纸上登的文章，向孩子们讲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讲着讲着，讲到一位英雄的牺牲，她因为确实感动，哭了起来。几个大孩子跟着哭了，有一个伶俐的小姑娘便走拢她膝前问她：“海阿姨，您干吗哭了？”她便说：“我想着那当妈的，知道她儿子牺牲了，心里该多难过啊！”这话被那小姑娘传给了家长，传走了样：“我们海阿姨的儿子牺牲了，她心里难过！”家长觉得这事不能没有表示，送孩子时，便找到托儿所所长说：“你们这儿海阿姨的儿子，是个最可爱的人，最近不幸牺牲了，我们知道了心里非常难过，我们要当面向海阿姨表示我们的慰问！”托儿所所长是位民主人士，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她开头有点疑惑：“海阿姨不是无儿无女吗？”可后来一想，海阿姨来所后工作任劳任怨，人是很本分的，可能旧社会里她有过私生子，怕说出来找不着工作，所以以前隐瞒了，如今新社会了，这不但不能算什么问题，反倒说明海阿姨的身世格外令人同情，更何况她还将唯一的儿子，贡献给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事业……于是所长立即领着那家长去慰问海阿姨，别的一些家长闻知也纷纷拥了上去。开头，海阿姨支吾否认，所长认为她是出于羞涩和谦逊，越发慰问得动情而恳挚，后来，海阿姨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慰问……
事情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家长们纷纷送来慰问信、慰问品乃至于成束的鲜花。附近的小学校闻讯来请海阿姨去作报告，“哪怕讲一点海叔叔小时候的最小最小的小故事也成。”海阿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竟在自己心中迅速地塑造出了一个烈士儿子来。他随自己姓，叫海京生，他从小热爱劳动，是非分明，有一年冬天他路过什刹海，见一个小朋友掉进了冰窟窿，他便毫不犹豫地跑去救出了那小朋友来……开头，海阿姨的讲述还仅仅像冬天的枯树，并且她上台后总是显得非常紧张；后来，她的讲述变得枝繁叶茂，并且“台风”也越来越轻松自如，她常常率先被自己的讲述所感动，泣不成声……结果，连她自己也坚信确有过海京生这么一个嫡亲的儿子。
报社来了位记者，采访了她。随即关于英雄母亲和英雄儿子的报道见了报，还配发了她的照片。报道发表一周以后，便飞来了上千封信，无数的中小学生争先恐后地向她表示：“海妈妈，您失去了一个海京生，您却能得到千万个海京生！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向英雄的妈妈致敬！”她在信堆面前既感到幸福，也感到恐惧……
于是有关的部门里爆发了一场争论。有人拿着报纸，发出了疑问：这位英雄所在的部队，究竟是什么番号？为什么竟至今不将英雄牺牲的通知，寄给我们这个有关的部门？难道他们只注意通知家属，而忽略了向我们上报吗？也有人作出判断：肯定是我们工作中出现了疏忽和差错，弄丢了有关的通知单和材料，我们应当立即给海阿姨补发“烈士家属证明书”，并向她赔礼道歉……有人主张立即去找海阿姨当面问个清楚，有人认为那样做会导致侮辱烈属的后果，触犯众怒……
足足过了三个月，经过有关部门的仔细调查，才作出了最后的判断：并无海京生烈士其人，这位海阿姨是个骗子。怎么办呢？诉诸法律，以示儆戒，还是批评教育，以观后效？研究的结果，是认为这位海阿姨除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心，似乎并无其他企图，而且她的种种表现，也并未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倒是倘若当众揭发出她来，反会使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思想混乱，所以，最后便决定将此事“静悄悄地解决”。
有关部门正式找海阿姨谈话。头一个来钟头里，她怎么也绕不过弯儿来，看样子她确实不是“负隅顽抗”，她是被自己心造的幻影控制住了。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倾诉着对她那“海京生”的母爱与悼念……后来她才渐渐回到现实。当她终于弄明白她确实并没有什么“海京生”以后，她突然既不哭也不笑了，而是痴痴地发呆。
她被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并从那个托儿所调到了远在另一城区的另一托儿所。她在那一托儿所中渐渐恢复了往昔的正常面目，并渐渐地被人们所忘怀，那“海京生”在她心目中也渐渐淡化成一股轻烟。
她再不敢那样大胆妄为地自娱了。但在一定的限度内，她仍然渴求着人们对她产生一种高于她本人实际情况的估计，她仍然时时坠入令她聊以自满的种种想象中。
在北京的胡同杂院里，具有海老太太这种心态的人物，为数不算太少。
海老太太退休以后，一个人生活十分寂寞，于是从娘家最小的亲弟弟那里，过继了海西宾为孙。海西宾4岁来到海老太太身边，如今已经24岁。海老太太打小对他溺爱，他从中学毕业，分到园林局当工人以后，虽说至今月月一发下工资，必及时送到海老太太手中，对海老太太不可谓不孝顺，但能够当面点出海老太太吹牛撒谎的，也就是海西宾一人。海老太太有时想起西宾的不留情面，未免暗自伤心。比如头几年海老太太的一对旧藤椅坏了，修理吧太费钱，扔了吧她又舍不得，便让海西宾把它吊到院门的门洞上方，海西宾对奶奶的支使，一般总是服从，奶奶让吊，他便搭个人字梯去吊。他在梯子上干活，奶奶在梯子下张望，这时住东偏院的荀大嫂路过，不由得问：“嗨，这椅子要不能使了，处理了算啦！您吊在这儿存着它干吗呀？”海老太太便郑重其事地说：“这椅子哪能随意处理呀？您知道谁来坐过吗？康大姐坐过！”荀大嫂因为常看电视里的“新闻联播”，一听这话不免惊奇：“哟！康大姐来过咱们院呀？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家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荀大嫂自然是把康大姐理解为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海老太太要的也是这个效果——其实，来过她家，坐过这藤椅的康大姐，只不过是海西宾他们单位的工会主席。当时海西宾忙着干活，没注意这个话茬，谁知几天以后，院里便传开了——尤其是詹丽颖，她到水管子那儿接水，逢人便议论说：“康克清康大姐来过咱们院，看望过海奶奶，看起来，海奶奶这个人不简单呢！”并且直接询问过海西宾：“你奶奶当年是不是参加过革命？后来一定挨了错误路线的棒子吧？原来跟我一个命啊——现在也彻底平反了吧？康大姐打算怎么安排她呢？”海西宾又急又气，脸涨得通红，声明说：“哪里哪里！根本没那么回事儿！”回到家里，他便批评海老太太说：“奶，您瞎造些个什么舆论啊！一个人往脸上贴金，能好看么？我看咱们实实在在地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您要再胡编这号瞎话，我可就跟您分开过了——我害不起这份臊！”海老太太吓得缩起肩膀，脸色发白，哆哆嗦嗦地说：“我也没说啥啊，是他们在那儿猜度……西宾呀，你可不能跟我这么说话，我把你拉扯大，容易吗？”说着便掏手绢，抹眼泪，海西宾不得不又安慰她：“您别再瞎吹就行。您想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能离开您吗？就是个邻居，我也该照顾您呀……”
这天正当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舍不得离开时，海西宾从外头骑车回家，路过那块儿，他刹住车踩着马路牙子，招呼二位老人说：“奶！胡爷爷！太阳没劲了，还不家里歇着去！”海老太太说：“这就家去！”胡爷爷也笑着点头：“就家去，就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