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英哪容得婆婆这么数落！毕竟她是新一代的儿媳妇，经济上独立，人格上自主，她凭什么要咽下这口气？于是她把脸一绷，扬起声音，振振有词地辩解说：“他自个儿要去，能怪着我吗？我跟他说了嘛，你要不一早赶到家去，妈准得埋怨。他说，埋怨就让她埋怨吧——这话要是我编出来的，我舌头今儿个就烂在嘴里。他说现在不比过去，干多干少都成，他们组得完成定额，组里的大老赵病了，他当组长不带头顶班，成吗？他顶上午一趟，小齐顶下午一趟，他说他昨儿个就安排了，不能再变。他非要去，我能拽住他不让他去吗？一大早起来小莲蓬就低烧，我跟他说了，他管吗？他光让我带着孩子去门诊部，自个儿甩手走人了。我头没梳，早点没吃，带孩子看完病就往这儿奔，我容易吗？……”
孟昭英是个伶俐人，她要讲起理来，一句跟一句，句句都站得住，薛大娘在媳妇的这种攻势面前，只觉得对方忤逆，话可是顶不上去了。在屋里待着的薛师傅，听见了婆媳二人的声息，知道又是一见面就闹矛盾，赶忙走出屋来，心里琢磨着该怎么打个圆场，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谁知他没来得及开口，一旁的詹丽颖却插了进去，以抱打不平的口吻对薛大娘说：“大娘呀，您就消消气吧！这算不了什么！如今的年轻人，有几个能体谅老人心的！”
薛大娘正感到气淤语塞，詹丽颖这话一出来，倒让她解气，她不由得长叹了一声，一时间换气不匀，她不禁又连续咳嗽起来。
孟昭英对詹丽颖一贯没有好感，见她这么多管闲事，便毫不客气地说：“詹姨，您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怎么不体谅老人了？您换到我的位置上试试，要依着您那脾气，您能像我这么心平气和地解释吗？您早就翻儿“翻儿”，翻脸的意思。了！”
薛师傅在一旁直着急，真怕那詹丽颖再撂下几句着三不着两的话来。谁知詹丽颖听了孟昭英的话，反倒呵呵地仰脖笑了起来，笑完大表赞同地说：“可不，要我是你，我准跟大娘顶撞得七窍冒烟！嘿，我这个脾气哟！”说完，竟径自把小莲蓬一牵，宣布说：“小莲蓬，跟你詹奶奶吃糖去！”拉着小莲蓬回她家去了。
薛师傅借这个空当，赶紧走过来，若无其事地说：“昭英来啦，屋里先喝茶去吧！”
孟昭英笑吟吟地叫了声“爸”，自动下台阶地说：“我来晚啦，茶不忙喝，先洗洗手，帮助弄菜吧！”
孟昭英洗完了手，走进苫棚，薛大娘也便恢复了常态，向她交代完应当给路喜纯打哪些下手，自己便离去了。薛大娘还是那么个习惯，只要媳妇一到，她就不再弄菜烧饭。孟昭英早就对她这种心理和做派有所腹诽。不过既然回到家中，孟昭英也总是主动进厨房操办。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她一边在苫棚里忙着，一边扬声对屋里的婆婆说：“妈呀，您得便去詹姨那儿招呼一声——小莲蓬衣兜里装着药呢，让詹姨按药袋子写的哄小莲蓬吃药，可别吃错了！”当她看见婆婆的身影向对过詹姨家移动时，不由得在心里说：对呀，我年轻，多干点活应该。可不能因为我是媳妇，你是婆婆，就什么都得我干，你在那儿享受着。谁跟谁都是平等的，家里的事，得大伙儿分担着干！
孟昭英一边干着活，一边跟喜纯聊了起来，开头不过是些应酬话，聊上一阵以后，她觉得这小伙子的一些想法，倒跟她挺合拍。
她说：“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的时候，哪有这么个排场。瞧今儿个，请你们饭馆里的大师傅来帮忙不说，还非得倒腾出什么四四十六盘，不许重了样儿……等一会儿汽车还得到呢！原来说让我们那口子借辆小轿子指小轿车。开，后来又说大伯子开车不合适，让他给走个后门，请个开小轿子的朋友给捧捧场。我们那口子不干。你不知道，他思想进步着呢，他不是请不来，再严的制度，开公车的司机也能插空儿跑几趟私活，可他愣不干。为这事我婆婆急得抹了好几回眼泪——她疼她大儿子，觉得他不孝顺，也不像对我似的呲儿“呲儿”，训斥的意思。上一顿。她就光是抹眼泪，小叨唠，我们那口子让她给哭软了心，收起了那些个‘勤俭办婚事’的套话，一拍大腿说：‘您别这么哭天抹泪的了。依您的意思，咱们小跃子结婚也用小轿子接新娘——咱们租出租汽车去，我出钱！’这不，一会儿出租汽车就该到了，先奔咱们这儿，我们坐进去，到女家迎亲，再打那儿坐回来，这么三跑两跑的，得多少钱！……”
路喜纯说：“是啊！得不老少。听说为了不让坐小轿车办婚事的风盛起来，叫这号车收的费，比一般用车要高出好些！”
孟昭英说：“可不！反正我们两口子两个月的奖金，全得搭进去了！就这么着敲竹杠，想租你还不定租得上呢！头几个月就得去预约，我们那口子说是不走后门，其实也还是走了——不走后门去预约，起码得过春节时候见。多亏找人说了话，这才定在了今天！”
路喜纯说：“不过，我觉得结婚毕竟是一辈子里头的大事儿，弄得像个样儿，也应该。人家天天坐，咱一辈子兴许就这么一回，还是自个儿花钱，坐坐小轿车，在家里摆几桌像样的菜，喝点吃点，热闹热闹，也不为过。只要量力而行，不为这个捅下窟窿就成。”
孟昭英笑了：“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个意思。你当我就不羡慕他们吗？我要能跟我们那口子再结一次婚，这回我也得坐回小轿车，上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来张16英寸的彩色礼服照，那大纱巾一披，大纱裙子一穿，手上套着白手套，再攥把鲜亮的花儿，够多来劲儿！”
路喜纯赞同地说：“可不，我路过照相馆，就爱看橱窗里头摆的结婚照。就是丑人，把礼服那么一穿，姿势那么一摆，也有了个派头。新郎的手套不往手上戴，只把它叠着攥在手心，谁设计的这号做派？真够帅的！”
孟昭英便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照过啦？”
路喜纯脸红了，忙张罗着说：“嫂子您歇着去吧，剩下的活儿我全包了，只不过肉片、菜码先过过油，只等头批客人到，咱们就下锅开炒。”
这时恰好薛大娘在屋里招呼孟昭英，显然是小轿车预定来到的时间逼近了，孟昭英便对路喜纯笑笑，出苫棚进屋去了。
路喜纯把米粉肉蒸到火上，暂且无事，他坐在了为他准备的椅子上，歇息一阵。他发现一旁的凳子上有为他沏好的茶和准备着的一包烟。他呷了一口已经变凉的茶，搁下茶缸，想了想，便从那包牡丹牌香烟里，抽出一支来，点燃，徐徐地吸了一口。他平时并不抽烟，然而，不知为什么，刚才同这位素昧平生的嫂子聊了那么一通之后，他觉得自己神情多少有点恍惚，似乎只有抽一支烟，才能恢复平静。
他照过那种相了吗？他将会去照那种相吗？为什么对一个几乎是陌生的人，他公布了自己爱在照相馆橱窗前停步的隐私？如果他有一天去照那种相，谁是他的伴侣呢？难道会是她吗——那个圆脸庞的、貌不出众的妇女？她就住在他们饭馆附近，几乎天天早上来买油饼，用一个缺了瓷的搪瓷钵子，每次都买四个，一次没有多过，一次也没少过。她来买油饼时似乎总没来得及梳头，头发蓬松甚至很乱，脸上总笼罩着一种梦幻般的神情。
路喜纯并没有马上注意到她。到这里来买油饼的常客很多。只是有一天，轮到她那里凑巧只有三个了，而新的一锅因为某种技术上的原因，需要等待比平日更长的时间才能炸出来，她便立在售货的窗口外，捧着那只搪瓷钵子，发呆。忽然间来了一个头发和胡子似乎都好久没理的壮汉，走拢她身前便粗声粗气地埋怨，她似乎辩解了几句，对方骂了一声，拽住她胳膊把她往外拉，搪瓷钵子不慎掉在了地下，发出一声锐响，又听得“啪”的一声，似乎是那男的打了女的，女的虽然哭着，抱怨着，却还是随着那男的去了。路喜纯冲出操作间，想追出去跟那个壮汉评理，被一位顾客拦住了。那顾客告诉他：“人家是两口子。那男的是个浑球，女的是个受气包。他们家的事，谁也插不进去，由他们去吧！”
后来路喜纯听人说，他们俩原是在同一处农村插队的。有一回，插队的知青们到邻村看电影，那男的同几个男伙伴一起走。那女的不知为什么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们都不怕路远，翻过一座虽不算高但也颇费脚力的小山，去看那部电影。那时候在那种地方，就是需要翻两座再高的山，他们也会去看那部电影。天渐渐黑了，几个男的嘴里不干不净地聊着。忽然间他们打起赌来，赌谁敢“拍婆子”指找女流氓鬼混。。他们实在不是天生的流氓，因为烦闷无聊，因为好胜心无处发泄，他们在那么个特定的环境中竟然赌上了这个！其中一个就说：我敢！你们看那边就有个“婆子”，我就去“拍”她！于是他们商定了赌注：一瓶当地产的白酒。那男的离开同伴，去追那女的去了。开始表示出骑士的风度，说要保护她，陪她去看那部电影；后来献殷勤，将自己家里寄来的、珍藏许久而仅剩不多的糖果，递到了她的手中；最后……当他们看完电影归来时，他在野地里便占有了她。不久她怀孕了，那位男子站出来承认了错误，并表示愿立即同她结婚。她便同他结婚了。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后来他们一起搬回了城里，各自都分到了一个工作。那女的在新的生活中，复苏了她的自尊和理智，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甚至告到了法院，但法院说她丈夫即便当年确有诱奸的罪行，现在也早已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限；而男方单位的领导和街道办事处，为维护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的稳定计，又都采取了劝和的态度。这位女性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惘。她的生活全貌究竟如何？不得其详，路喜纯只是看见她每天早晨捧着那只搪瓷钵子，若有所失地来买油饼。每当路喜纯帮助售货时，他总要用竹夹子翻来翻去，尽可能挑出四个炸得最鼓胀、最匀净、最金黄锃亮的油饼，搁到她那个搪瓷钵子里。他发现每当这时，她的一双眼睛便仿佛从梦中醒来，充满感激地盯着他。他真想对她说：“你会离开厄运，得到幸福的，准的！”然而他始终没有机会对她说这样的话。
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推算出来，她比自己要大3 至4 岁。
有一天，他会同她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去，照那样一张相吗？她穿着白纱裙，把下摆上的套环套到手腕上提着，而他穿着西服，手里攥着一双手套，站在她的身旁……这想法荒唐吗？构成犯罪意识了吧？就连最知心的嵇老师和何师傅，他也从未向他们吐露过。他向谁也不会吐露。而且每当这种隐秘的念头浮在心头，他便自己将它压制下去——“这是十足的胡思乱想，”他对自己说，“像抽烟一样有害。”
然而，在别人结婚他来帮厨的这一天，他却抽着烟，心头又一次浮上来这个幻想。
他被烟呛住了，不禁咳嗽起来。
不但当了喇嘛可以结婚，结了婚的人也可以去当喇嘛。
出租汽车定在八点半到。眼下挂钟上已经是八点二十了。为了不误今天的每一个环节，薛大娘头晚有意把它拨快了十分钟，凡事赶早不赶晚。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着胡同里传来的每一种声音——尽管薛师傅早被打发到门口去看望，以防开车的司机找不到这个院门，她还是不放心，总觉得唯有她能最先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并安排好迎亲的一切细节。
薛师傅老老实实地在大门口候着。按说他可以带马扎X 形折叠小凳。去坐在那里，或者干脆坐到大门旁的石狮子座上，反正小轿车进了胡同站起来也来得及。可他不，他微微叉开腿，双手背在身后，挺着脖颈朝胡同口伫望着。这时候从他们那个院门口路过的人，大多是本胡同的居民，有的跟他打个招呼，道声喜，他便笑容满面地点头应着；有的不怎么熟识，人家并不跟他打招呼，只是互相压低声音议论着：“瞧见了吗？老喇嘛给儿子娶媳妇呢！”“嘻，敢情老喇嘛是个‘花和尚’！”他耳朵一点不聋，听得真真切切，可脸上仍然保持着宽厚的微笑，心里也并不愠怒。薛师傅是当过喇嘛。他不明白有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为什么把当喇嘛这件事看得那么神秘。他出生在哈德门（即崇文门）外虎背口胡同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起名薛永全，排行老五。父亲是拉排子车给人运货的，母亲是为绢花行剪花瓣的。对于他们那样一个家庭来说，凡能口的事由都是一种职业。他的大哥给人养马，那些马是专为了东便门外蟠桃宫赶会时租给人跑圈的；他的二哥自小便瞎了一只眼，是个“独眼龙”，后来成了乞丐，在乞丐帮的“杆头”传说清朝康熙皇帝曾赏给北京职业乞丐头领一根雕龙紫檀木杖，正名称“大梁”，俗名叫“杆头”，以树立头领的威信，约束众多乞丐，稳定社会秩序。故后来乞丐头领称为“杆头”，当职业乞丐叫“在杆儿上”。指派下每天敲着牛胯骨，沿街唱着数来宝：“那边要了这边要，掌柜的吃饭我来到……唉，掌柜的，您别生气，早给一个早早的去！”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靠耍“顸胳膊根儿”在庙会上混的人物；另一个嫁给了专往乡下收猪鬃然后再进城倒卖给刷子行的小掮客。这些兄长所做的事，在薛永全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层次中，人们并不以为有多大的贵贱差别，包括二哥的乞讨，既然纳入了“杆头”的管辖之下，当然也算一种正经职业。因此，当薛永全学徒的那家绢花行在竞争中倒闭后，大姐夫给他走门子，使隆福寺的住持喇嘛奥金巴收容了他时，不仅全家为之庆贺，周围的邻居们也只有艳羡与嫉妒：在隆福寺这样的大寺庙中当喇嘛，该是多么好的一种职业啊！真没想到，几十年后，依然是那类家庭的后裔，却全然不能理解那时他们祖辈父辈的价值观念了。薛纪跃就一直不许父亲把当过喇嘛的事讲出去，包括即将娶进门来的这位新娘子，薛纪跃也一再叮嘱父亲不要同她提起这一段——然而，她并不是偶尔一来的客人，她将长期同公婆一起生活，纵使薛永全两口子和薛纪跃绝口不提，大儿子薛纪徽是并不避讳父亲这段历史的，孟昭英更难免在妯娌闲话中提及，又何况还有知根知底的邻居，更何况邻居中又有詹丽颖那号没心没肺而又出言无忌的人物。看起来，薛永全当过喇嘛这段历史，早晚有可能引出点家庭的风波哩！
回忆起当喇嘛时的往事，薛师傅并不感到屈辱，只是觉得悲凉。说实在的，隆福寺里的喇嘛，当年并不受到社会的歧视，只是像他那样的小喇嘛，生活实在清苦。解放后，当他由一个喇嘛变为一个摊贩，最后又进而变为公私合营和国营商场的售货员后，有一回商场的领导找他谈话。那位领导全然不了解喇嘛是怎样生活的，提出的问题，似乎全是从一种简单化的猜想出发，使薛永全感到惊讶；而薛永全那老老实实的回答，反过来又引起了对方更强烈的惊奇。他们之间的谈话有一段是这样的：
“老喇嘛奥金巴是不是常常欺压你们小喇嘛？他打你打得厉害吗？”
“奥金巴从不打我们。他就是教我们念经，带着我们外出念经去。”
“念经的时候他是不是坐一边歇着，主要让你们小喇嘛站着念去？”
“他跟我们一块儿念。那时候阔人家办丧事，一般都要请两三棚经。再阔点的请四棚，和尚一棚、喇嘛一棚、道士一棚、尼姑一棚。最阔的请五棚，和尚加一棚。念经全是坐着念。上午八点多钟一到就念，念一个来钟头，上午三遍，下午一点以后，再来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