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英哪容得婆婆这么数落!毕竟她是新一代的儿媳妇,经济上独立,人格上自主,她凭什么要咽下这口气?于是她把脸一绷,扬起声音,振振有词地辩解说:“他自个儿要去,能怪着我吗?我跟他说了嘛,你要不一早赶到家去,妈准得埋怨。他说,埋怨就让她埋怨吧——这话要是我编出来的,我舌头今儿个就烂在嘴里。他说现在不比过去,干多干少都成,他们组得完成定额,组里的大老赵病了,他当组长不带头顶班,成吗?他顶上午一趟,小齐顶下午一趟,他说他昨儿个就安排了,不能再变。他非要去,我能拽住他不让他去吗?一大早起来小莲蓬就低烧,我跟他说了,他管吗?他光让我带着孩子去门诊部,自个儿甩手走人了。我头没梳,早点没吃,带孩子看完病就往这儿奔,我容易吗?……”
孟昭英是个伶俐人,她要讲起理来,一句跟一句,句句都站得住,薛大娘在媳妇的这种攻势面前,只觉得对方忤逆,话可是顶不上去了。在屋里待着的薛师傅,听见了婆媳二人的声息,知道又是一见面就闹矛盾,赶忙走出屋来,心里琢磨着该怎么打个圆场,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谁知他没来得及开口,一旁的詹丽颖却插了进去,以抱打不平的口吻对薛大娘说:“大娘呀,您就消消气吧!这算不了什么!如今的年轻人,有几个能体谅老人心的!”
薛大娘正感到气淤语塞,詹丽颖这话一出来,倒让她解气,她不由得长叹了一声,一时间换气不匀,她不禁又连续咳嗽起来。
孟昭英对詹丽颖一贯没有好感,见她这么多管闲事,便毫不客气地说:“詹姨,您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怎么不体谅老人了?您换到我的位置上试试,要依着您那脾气,您能像我这么心平气和地解释吗?您早就翻儿“翻儿”,翻脸的意思。了!”
薛师傅在一旁直着急,真怕那詹丽颖再撂下几句着三不着两的话来。谁知詹丽颖听了孟昭英的话,反倒呵呵地仰脖笑了起来,笑完大表赞同地说:“可不,要我是你,我准跟大娘顶撞得七窍冒烟!嘿,我这个脾气哟!”说完,竟径自把小莲蓬一牵,宣布说:“小莲蓬,跟你詹奶奶吃糖去!”拉着小莲蓬回她家去了。
薛师傅借这个空当,赶紧走过来,若无其事地说:“昭英来啦,屋里先喝茶去吧!”
孟昭英笑吟吟地叫了声“爸”,自动下台阶地说:“我来晚啦,茶不忙喝,先洗洗手,帮助弄菜吧!”
孟昭英洗完了手,走进苫棚,薛大娘也便恢复了常态,向她交代完应当给路喜纯打哪些下手,自己便离去了。薛大娘还是那么个习惯,只要媳妇一到,她就不再弄菜烧饭。孟昭英早就对她这种心理和做派有所腹诽。不过既然回到家中,孟昭英也总是主动进厨房操办。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她一边在苫棚里忙着,一边扬声对屋里的婆婆说:“妈呀,您得便去詹姨那儿招呼一声——小莲蓬衣兜里装着药呢,让詹姨按药袋子写的哄小莲蓬吃药,可别吃错了!”当她看见婆婆的身影向对过詹姨家移动时,不由得在心里说:对呀,我年轻,多干点活应该。可不能因为我是媳妇,你是婆婆,就什么都得我干,你在那儿享受着。谁跟谁都是平等的,家里的事,得大伙儿分担着干!
孟昭英一边干着活,一边跟喜纯聊了起来,开头不过是些应酬话,聊上一阵以后,她觉得这小伙子的一些想法,倒跟她挺合拍。
她说:“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的时候,哪有这么个排场。瞧今儿个,请你们饭馆里的大师傅来帮忙不说,还非得倒腾出什么四四十六盘,不许重了样儿……等一会儿汽车还得到呢!原来说让我们那口子借辆小轿子指小轿车。开,后来又说大伯子开车不合适,让他给走个后门,请个开小轿子的朋友给捧捧场。我们那口子不干。你不知道,他思想进步着呢,他不是请不来,再严的制度,开公车的司机也能插空儿跑几趟私活,可他愣不干。为这事我婆婆急得抹了好几回眼泪——她疼她大儿子,觉得他不孝顺,也不像对我似的呲儿“呲儿”,训斥的意思。上一顿。她就光是抹眼泪,小叨唠,我们那口子让她给哭软了心,收起了那些个‘勤俭办婚事’的套话,一拍大腿说:‘您别这么哭天抹泪的了。依您的意思,咱们小跃子结婚也用小轿子接新娘——咱们租出租汽车去,我出钱!’这不,一会儿出租汽车就该到了,先奔咱们这儿,我们坐进去,到女家迎亲,再打那儿坐回来,这么三跑两跑的,得多少钱!……”
路喜纯说:“是啊!得不老少。听说为了不让坐小轿车办婚事的风盛起来,叫这号车收的费,比一般用车要高出好些!”
孟昭英说:“可不!反正我们两口子两个月的奖金,全得搭进去了!就这么着敲竹杠,想租你还不定租得上呢!头几个月就得去预约,我们那口子说是不走后门,其实也还是走了——不走后门去预约,起码得过春节时候见。多亏找人说了话,这才定在了今天!”
路喜纯说:“不过,我觉得结婚毕竟是一辈子里头的大事儿,弄得像个样儿,也应该。人家天天坐,咱一辈子兴许就这么一回,还是自个儿花钱,坐坐小轿车,在家里摆几桌像样的菜,喝点吃点,热闹热闹,也不为过。只要量力而行,不为这个捅下窟窿就成。”
孟昭英笑了:“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个意思。你当我就不羡慕他们吗?我要能跟我们那口子再结一次婚,这回我也得坐回小轿车,上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来张16英寸的彩色礼服照,那大纱巾一披,大纱裙子一穿,手上套着白手套,再攥把鲜亮的花儿,够多来劲儿!”
路喜纯赞同地说:“可不,我路过照相馆,就爱看橱窗里头摆的结婚照。就是丑人,把礼服那么一穿,姿势那么一摆,也有了个派头。新郎的手套不往手上戴,只把它叠着攥在手心,谁设计的这号做派?真够帅的!”
孟昭英便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照过啦?”
路喜纯脸红了,忙张罗着说:“嫂子您歇着去吧,剩下的活儿我全包了,只不过肉片、菜码先过过油,只等头批客人到,咱们就下锅开炒。”
这时恰好薛大娘在屋里招呼孟昭英,显然是小轿车预定来到的时间逼近了,孟昭英便对路喜纯笑笑,出苫棚进屋去了。
路喜纯把米粉肉蒸到火上,暂且无事,他坐在了为他准备的椅子上,歇息一阵。他发现一旁的凳子上有为他沏好的茶和准备着的一包烟。他呷了一口已经变凉的茶,搁下茶缸,想了想,便从那包牡丹牌香烟里,抽出一支来,点燃,徐徐地吸了一口。他平时并不抽烟,然而,不知为什么,刚才同这位素昧平生的嫂子聊了那么一通之后,他觉得自己神情多少有点恍惚,似乎只有抽一支烟,才能恢复平静。
他照过那种相了吗?他将会去照那种相吗?为什么对一个几乎是陌生的人,他公布了自己爱在照相馆橱窗前停步的隐私?如果他有一天去照那种相,谁是他的伴侣呢?难道会是她吗——那个圆脸庞的、貌不出众的妇女?她就住在他们饭馆附近,几乎天天早上来买油饼,用一个缺了瓷的搪瓷钵子,每次都买四个,一次没有多过,一次也没少过。她来买油饼时似乎总没来得及梳头,头发蓬松甚至很乱,脸上总笼罩着一种梦幻般的神情。
路喜纯并没有马上注意到她。到这里来买油饼的常客很多。只是有一天,轮到她那里凑巧只有三个了,而新的一锅因为某种技术上的原因,需要等待比平日更长的时间才能炸出来,她便立在售货的窗口外,捧着那只搪瓷钵子,发呆。忽然间来了一个头发和胡子似乎都好久没理的壮汉,走拢她身前便粗声粗气地埋怨,她似乎辩解了几句,对方骂了一声,拽住她胳膊把她往外拉,搪瓷钵子不慎掉在了地下,发出一声锐响,又听得“啪”的一声,似乎是那男的打了女的,女的虽然哭着,抱怨着,却还是随着那男的去了。路喜纯冲出操作间,想追出去跟那个壮汉评理,被一位顾客拦住了。那顾客告诉他:“人家是两口子。那男的是个浑球,女的是个受气包。他们家的事,谁也插不进去,由他们去吧!”
后来路喜纯听人说,他们俩原是在同一处农村插队的。有一回,插队的知青们到邻村看电影,那男的同几个男伙伴一起走。那女的不知为什么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们都不怕路远,翻过一座虽不算高但也颇费脚力的小山,去看那部电影。那时候在那种地方,就是需要翻两座再高的山,他们也会去看那部电影。天渐渐黑了,几个男的嘴里不干不净地聊着。忽然间他们打起赌来,赌谁敢“拍婆子”指找女流氓鬼混。。他们实在不是天生的流氓,因为烦闷无聊,因为好胜心无处发泄,他们在那么个特定的环境中竟然赌上了这个!其中一个就说:我敢!你们看那边就有个“婆子”,我就去“拍”她!于是他们商定了赌注:一瓶当地产的白酒。那男的离开同伴,去追那女的去了。开始表示出骑士的风度,说要保护她,陪她去看那部电影;后来献殷勤,将自己家里寄来的、珍藏许久而仅剩不多的糖果,递到了她的手中;最后……当他们看完电影归来时,他在野地里便占有了她。不久她怀孕了,那位男子站出来承认了错误,并表示愿立即同她结婚。她便同他结婚了。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后来他们一起搬回了城里,各自都分到了一个工作。那女的在新的生活中,复苏了她的自尊和理智,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甚至告到了法院,但法院说她丈夫即便当年确有诱奸的罪行,现在也早已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限;而男方单位的领导和街道办事处,为维护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的稳定计,又都采取了劝和的态度。这位女性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惘。她的生活全貌究竟如何?不得其详,路喜纯只是看见她每天早晨捧着那只搪瓷钵子,若有所失地来买油饼。每当路喜纯帮助售货时,他总要用竹夹子翻来翻去,尽可能挑出四个炸得最鼓胀、最匀净、最金黄锃亮的油饼,搁到她那个搪瓷钵子里。他发现每当这时,她的一双眼睛便仿佛从梦中醒来,充满感激地盯着他。他真想对她说:“你会离开厄运,得到幸福的,准的!”然而他始终没有机会对她说这样的话。
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推算出来,她比自己要大3 至4 岁。
有一天,他会同她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去,照那样一张相吗?她穿着白纱裙,把下摆上的套环套到手腕上提着,而他穿着西服,手里攥着一双手套,站在她的身旁……这想法荒唐吗?构成犯罪意识了吧?就连最知心的嵇老师和何师傅,他也从未向他们吐露过。他向谁也不会吐露。而且每当这种隐秘的念头浮在心头,他便自己将它压制下去——“这是十足的胡思乱想,”他对自己说,“像抽烟一样有害。”
然而,在别人结婚他来帮厨的这一天,他却抽着烟,心头又一次浮上来这个幻想。
他被烟呛住了,不禁咳嗽起来。
不但当了喇嘛可以结婚,结了婚的人也可以去当喇嘛。
出租汽车定在八点半到。眼下挂钟上已经是八点二十了。为了不误今天的每一个环节,薛大娘头晚有意把它拨快了十分钟,凡事赶早不赶晚。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着胡同里传来的每一种声音——尽管薛师傅早被打发到门口去看望,以防开车的司机找不到这个院门,她还是不放心,总觉得唯有她能最先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并安排好迎亲的一切细节。
薛师傅老老实实地在大门口候着。按说他可以带马扎X 形折叠小凳。去坐在那里,或者干脆坐到大门旁的石狮子座上,反正小轿车进了胡同站起来也来得及。可他不,他微微叉开腿,双手背在身后,挺着脖颈朝胡同口伫望着。这时候从他们那个院门口路过的人,大多是本胡同的居民,有的跟他打个招呼,道声喜,他便笑容满面地点头应着;有的不怎么熟识,人家并不跟他打招呼,只是互相压低声音议论着:“瞧见了吗?老喇嘛给儿子娶媳妇呢!”“嘻,敢情老喇嘛是个‘花和尚’!”他耳朵一点不聋,听得真真切切,可脸上仍然保持着宽厚的微笑,心里也并不愠怒。薛师傅是当过喇嘛。他不明白有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为什么把当喇嘛这件事看得那么神秘。他出生在哈德门(即崇文门)外虎背口胡同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起名薛永全,排行老五。父亲是拉排子车给人运货的,母亲是为绢花行剪花瓣的。对于他们那样一个家庭来说,凡能口的事由都是一种职业。他的大哥给人养马,那些马是专为了东便门外蟠桃宫赶会时租给人跑圈的;他的二哥自小便瞎了一只眼,是个“独眼龙”,后来成了乞丐,在乞丐帮的“杆头”传说清朝康熙皇帝曾赏给北京职业乞丐头领一根雕龙紫檀木杖,正名称“大梁”,俗名叫“杆头”,以树立头领的威信,约束众多乞丐,稳定社会秩序。故后来乞丐头领称为“杆头”,当职业乞丐叫“在杆儿上”。指派下每天敲着牛胯骨,沿街唱着数来宝:“那边要了这边要,掌柜的吃饭我来到……唉,掌柜的,您别生气,早给一个早早的去!”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靠耍“顸胳膊根儿”在庙会上混的人物;另一个嫁给了专往乡下收猪鬃然后再进城倒卖给刷子行的小掮客。这些兄长所做的事,在薛永全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层次中,人们并不以为有多大的贵贱差别,包括二哥的乞讨,既然纳入了“杆头”的管辖之下,当然也算一种正经职业。因此,当薛永全学徒的那家绢花行在竞争中倒闭后,大姐夫给他走门子,使隆福寺的住持喇嘛奥金巴收容了他时,不仅全家为之庆贺,周围的邻居们也只有艳羡与嫉妒:在隆福寺这样的大寺庙中当喇嘛,该是多么好的一种职业啊!真没想到,几十年后,依然是那类家庭的后裔,却全然不能理解那时他们祖辈父辈的价值观念了。薛纪跃就一直不许父亲把当过喇嘛的事讲出去,包括即将娶进门来的这位新娘子,薛纪跃也一再叮嘱父亲不要同她提起这一段——然而,她并不是偶尔一来的客人,她将长期同公婆一起生活,纵使薛永全两口子和薛纪跃绝口不提,大儿子薛纪徽是并不避讳父亲这段历史的,孟昭英更难免在妯娌闲话中提及,又何况还有知根知底的邻居,更何况邻居中又有詹丽颖那号没心没肺而又出言无忌的人物。看起来,薛永全当过喇嘛这段历史,早晚有可能引出点家庭的风波哩!
回忆起当喇嘛时的往事,薛师傅并不感到屈辱,只是觉得悲凉。说实在的,隆福寺里的喇嘛,当年并不受到社会的歧视,只是像他那样的小喇嘛,生活实在清苦。解放后,当他由一个喇嘛变为一个摊贩,最后又进而变为公私合营和国营商场的售货员后,有一回商场的领导找他谈话。那位领导全然不了解喇嘛是怎样生活的,提出的问题,似乎全是从一种简单化的猜想出发,使薛永全感到惊讶;而薛永全那老老实实的回答,反过来又引起了对方更强烈的惊奇。他们之间的谈话有一段是这样的:
“老喇嘛奥金巴是不是常常欺压你们小喇嘛?他打你打得厉害吗?”
“奥金巴从不打我们。他就是教我们念经,带着我们外出念经去。”
“念经的时候他是不是坐一边歇着,主要让你们小喇嘛站着念去?”
“他跟我们一块儿念。那时候阔人家办丧事,一般都要请两三棚经。再阔点的请四棚,和尚一棚、喇嘛一棚、道士一棚、尼姑一棚。最阔的请五棚,和尚加一棚。念经全是坐着念。上午八点多钟一到就念,念一个来钟头,上午三遍,下午一点以后,再来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