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命运开始了。
张锦是个常年无病的人，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1964年，忽然有一天骑不上自行车了。张锦这才到北大医务室去看病，很快就被转到北京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脊骨癌！医生们进行会诊，查出张锦早就已经得了胃癌，后来癌症扩散，以致又患脊骨癌。然而，整天沉醉于科研——科学写作之中的张锦，竟然一点也没有察觉癌症向她袭来，直到脚跨不上车，才去就医！
第二年春天，张锦病逝了。打从在美国帮助张锦捡起撒在地上的水银，到此时整整38个春秋，他们共患难，同命运。张锦之死，对傅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送葬回来，他木然地坐在沙发上，双眼直愣愣的，望着用黑框镶边的张锦的照片。家里，“各据一方”的局面结束了。然而，从此傅鹰案头的小灯熄得更晚，他把深深的怀念之情埋藏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之中，连星期日也埋头于写作之中。
当人们来安慰傅鹰的时候，他却说出了这样出人意料的话：“张锦之死提醒了我，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要赶紧做工作，赶紧做哪！”
不久，傅鹰也病了，心律不齐，心室劳损，来到太湖疗养。
就在这时，一场政治大风暴席卷全中国。在报纸刚刚刊登揪出“陆平黑帮”的消息之后，傅鹰就接到来自北京的急电。打开一看，见这么写着：
“立即返校交代你与陆平黑帮的关系。”
傅鹰想不通，陆平是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怎么转眼之间成了“黑帮”？我和陆平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之外，还有什么关系？
傅鹰并不回避运动。尽管他预感到这次运动比任何一次运动的来头都大，还是急急地赶回了北大。
屈辱的生活开始了！
“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漏网大右派”、“黑帮分子”、“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的大学阀”……一顶顶大帽子向傅鹰飞来。
傅鹰被批斗，被抄家，被打骂，被“喷气式”，被送进“劳改大院”……在北大，傅鹰是被打得最重的一个，甚至脸上被吐满口水！
傅鹰实在想不通：
我是“漏网大右派？”毛主席、周总理不是清清楚楚地说过，我的批评是善意的，不是右派，我从何“漏网”？
我是“里通外国？”难道认识几个外国人，跟在美国的导师、学生进行学术通信，就是“里通外国”？
我是“追求个人名利往上爬？”我如果真的要“追求个人名利”，我何必回国？在美国，科研条件比中国要好得多哪。
我是“毒害学生”？我回国，就是为了用自己学得的知识，培养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家，这难道是“毒害学生”？中国不需要爱因斯坦？
有一次，傅鹰被斗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儿子扶着他回家。一走进家里，他辛勤写成的手稿扔满一地，墙上满是用墨汁写的“打倒傅鹰”的标语，北风从被砸碎的玻璃窗里呼呼钻进来。他的儿子问傅鹰：“早知今日你落得这么个地步，你回国后悔不后悔？”
傅鹰斩钉截铁般答道：“不后悔！”
傅鹰坚信，“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他身处逆境，心地坦然，顽强地活下来，要为祖国再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那些武斗的“勇士”们把屋顶砸得一塌糊涂，要这位年近70的老教授爬上那4楼楼顶铺瓦。
他上去了，而且干得非常认真，摆正一块块瓦片。仿佛对待化学论文上的一个个数据一样认真。
傅鹰还被驱赶着拉车运煤，他快步小跑。当煤块从车上掉下来的时候，还弯腰捡起它。
傅鹰经受了无数次的批斗。他无私无畏，胸怀坦荡。在胸前挂黑牌时，还要看看别人胸前的黑牌上写着什么！
在“牛棚”里，傅鹰被“勒令交代”。本来，傅鹰几乎很少跟别人谈起自己的身世，也不想给自己写什么传记，然而，在“牛棚”里，他却像写化学论文一样，诚实地写了自己的一生，写了自己回国的经过，写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写了自己对党的热情。这些“交代”，是这位“胸无城府”的科学家的自由，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祖国、对党、对科学、对年青一代的炽热的爱！本文中多处引用的回忆材料，便是傅鹰在“牛棚”中的“交代”。傅鹰还十分认真地剖析自己，错了就错了，决不文过饰非。
风暴是一阵一阵的。傅鹰一生清白，确实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他终于从“牛棚”中获释。谁知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傅鹰又被打成“大特务”，受到“隔离审查”……
傅鹰对于个人受到冤屈，并不计较。他最痛心的是，自己已风烛残年，最宝贵的东西是时间，要把时间花在教学和科研上，决不能白白浪费哪！
好不容易盼到1970年秋天，系里要他给几十名新生上课。傅鹰兴奋极了，马上整理讲义，紧张地开始备课，常常忙到深夜一两点钟。
可是，这些新生基础太差了，有的是初中程度，有的甚至是小学文化程度。要给他们上大学的课程，并不容易。当傅鹰讲到“饱和溶液”时，学生们怎么也听不懂。
傅鹰想了一下，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这好比吃饺子，吃20个在肚子里，吃30个就上了食管，吃40个就挤到嘴巴了，再吃就装不下了，这就是‘饱和’。”接着，他特地打了个一饱嗝，学生们哈哈大笑起来，从这生动的比喻中懂得了饱和的含义。
傅鹰上课，一向是这样趣味横生，生动形象。谁知这一次却犯了大忌，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什么“傅鹰宣扬低级趣味”、“资产阶级教授不突出政治”等等。没办法，傅鹰刚兴冲冲上了一星期课，就被轰下了讲台。
紧接着，在1973年，开始反“资产阶级回潮”，傅鹰又挨整，被戴上“资产阶级大菩萨”的帽子。
人们又开始整理、收集傅鹰的“黑话”来。傅鹰在那苦风凄雨的日子里，固然沉默多了，但是他那爽快的脾气是一辈子也改不掉的。人们又收集了傅鹰的不少“黑话”：
“江青提倡‘文攻武卫’，把运动搞乱了。”
“批林批孔，干吗把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孔老二是两千年前的人，他那时候说的话，现在来看，当然是不合时宜的。不过，孔老二的话，也有对的。对孔老二可以一分为二。”
“有点奇怪，孔老二这个人死了两千年，现在还有那么多文章起劲地批判他。我看，再过几年，现在这些批孔老二的文章就没人看了！”
“现在的报纸大部分是假话，不可信。”
傅鹰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毫不隐讳地指名道姓说江青的帮派头目“捅娄子的事可以找他，办教育他一点也不懂，找他没用！”
傅鹰挨批之后，还是那样直言。1975年春，在四届人大召开后，北京市政协的同志来访问傅鹰，请他谈谈感想。傅鹰的话，连一点“拐弯”都没有：“中央给邓小平同志这么多领导职务，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得好，我完全拥护，如果早给他那么多工作，许多问题早解决了。……王洪文比起老干部来，又做了什么呢？”
到了“批邓”的时候，傅鹰的这些话被翻出来了，一下子他又成了“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傅鹰经受了多少风风雨雨，他依旧是那么倔强，不弯腰，不低头。他的儿子因为“攻击”江青，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女儿因“出身不好”，便送去插队。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离开了人间，傅鹰沉重地倒在椅子上。就在这时，北京政协又派人来了，想了解傅鹰对总理逝世的反应。尽管傅鹰知道，他上次对政协来人讲的话，成了“黑材料”，他却不悔、不怕，还是讲出了心里话：“总理的逝世，损失不亚于斯大林。我担心总理死后，会天下大乱！”
傅鹰的话，被飞快地汇报上去。上边问道：“傅鹰所说的‘天下大乱’，具体含义是什么？”
于是，那人又急忙到傅鹰身边，传达了上边的意思。谁知傅鹰以惊人的直率，说道：“天下大乱，这还不明白？邓小平边有张春桥，张是要闯乱子的！”
傅鹰的话马上又被汇报上去，许多朋友知道了，都深深地为傅鹰担心。
那几天，傅鹰天天打听，学校里什么时候开追悼会。谁知，追悼会被取消了。后来，他一得知胶体化学教研室的同志们自发召集悼念周总理的会，马上从家里拄着拐棍，提早1小时赶来。傅鹰挂黑纱，第一个发言，吐出肺腑深处的话语：“总理，是世界上难得的好总理哪！连我这样普通的人，总理都关怀哪。1962年，我参加广州科学规划会议，总理见到我就问：‘你的高血压病好些了吗？’……”说到这里，一向倔强的傅鹰，也不禁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在清除“四害”，雨过天晴的日子里，傅鹰的脸上露出多年未见的笑容。他庆幸自己没像翦伯赞那样死去，终于盼到了胜利的日子。他是第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上，他被选为常委。
正当傅鹰想振作精神，再上讲坛的时候，他病倒了。1977年5月，傅鹰不能说话，被送进医院，诊断为脑溢血。
1979年9月7日下午9时，这位不屈的老科学家离开了人世，终年77岁。邓小平、乌兰夫、方毅、胡耀邦、彭真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福建省革委会、福州市的革委会也送了花圈。
傅鹰留上遗嘱，请把他的1700多册藏书，全都搬到胶体化学教研室去，送给公家！
啊，他在死神来临的时候，还是那么无私，想到的是祖国，是人民，是科学，是下一代！
在追悼会上，傅鹰的多年好友黄子卿教授沉痛地读了悼诗，把傅鹰比做“平子”——东汉的大科学家张衡：
元龙豪气无双士，入海探骊，物胶声传大地。
平子文章第一流，登坛挥尘，桃李树满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