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四川文学(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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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阿亮(1)

余红艳

我九岁那年的腊月初二,我们木槿沟来了个女疯子。她穿得虽破烂,但一层压一层理得很齐整。白天见不着她人,晚上马大爷家的柴房草窝里却飘出颠三倒四的歌,声调深情,韵律宛转。开始两天,木槿沟上下都来瞧热闹,心软的婆婆大娘们还给她送吃的。几天后就只有马大妈用喂猪的瓢舀些泔水放在柴房门口。她也不走。不仅不走,我们还听说,她要给阿亮做后妈了。

肇事者竟然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妈妈怎么说服那女疯子留下来的。但这显然是不被允许的。阿亮奶奶当面数落了我妈妈一顿。阿亮爸爸见了我妈妈也冷着个脸。

是了,阿亮一家老小三个,如今全是男人。阿亮妈妈前年过的世。哮喘,死在大白天。木槿沟单身汉本来就多,多一两个单身汉没有什么不妥。我妈妈真是多事。

那女疯子很快成了木槿沟人头发里的一颗虱子。撵,不能撵,一下撵走少掉很多乐趣;喂,喂不家,喂久了平添许多烦恼。木槿沟暂时允留了她。木槿沟隐隐回旋起一股幽秘的风。不再沉静。

木槿沟属川南丘陵,山都是些土包子,不高且座座相连,山上庄稼多树少。早晨太阳从东山头的柏树林升起,傍晚又从西山头的柏树林落下。南边一座山,打横做了沟头。那山两端绿油油,独独山梁寸草不生,活像一匹上了白鞍的青马。一股溪水从马头流出,在沟里扭几个弯儿,然后自在欢畅地跑到北边沟尾。沟尾有座桥,桥下是河,桥上是大道。

以前我们木槿沟,房屋前后、田边土坎都栽着木槿,一年三季夏秋冬,紫红色的花开了又谢。尤其是五六月间,木槿沟便被织进层层繁花当中。但到我出生时,人们已刨掉许多,只家家户户门口还留着一些。人们说,木槿长得快,不成材,荫庄稼。

木槿沟有两里多长,房屋都藏在山脚竹林里。

吃饭时人们喜欢端着碗,碗里夹点菜,手里捏个饼,沟上沟下走着吃。可是只要我拿着碗出门,我妈妈便敲着桌子喊:回来,吃要有个吃相!

我说:你不也端着碗到处走?

几步跳进马大爷家的院坝。大爷家院坝宽,一家人又好说笑。游走的就餐者把这里当作了终点。马大爷家的院坝因而成了广场,十分热闹。

有时,马大爷会郑重地指着小孩儿的碗说:啊,你碗底下有条虫!

我从来不上当。只有阿英会上当。常常是一碗米饭撒去半碗,有次还把一碗热汤洒到脚背上。阿英真是傻,也不知道生气,回去添满又出来了。阿英妈妈冲马大爷骂声“猴儿”,倒提了筷子就要打。马大爷在人群背后躲闪着,我们在旁边笑着,呐喊着。

阿亮一家却很少把碗端到外面。我们的笑声碰到他家墙壁,弹回来,变得铮嘣嘣脆。我们的笑声一颗颗落进他家墙缝,惹得一只黑糟糟的猪鼻子伸出来冲我们哼哼。但我们从不到他家吃饭。阿亮也不跟我们一起玩。

我妈妈就说:你怎么不学学人家阿亮?你还是个女娃娃!

我是不服气的。我女娃娃怎么啦,我爬树爬得高。打酸枣,我能站到最细的树枝上,一手只扶一簇叶子,甚至连叶子都不沾。阿亮的弟弟阿迪,人送绰号“地拱子”,胆子小,从一棵两人高的桑树摔下来就不敢爬树了。我爬上树摘枣,我往下丢枣,他眼巴巴盯着,我妹妹们捡,他也捡。他的裤兜鼓鼓的,尽是些青疙瘩,酸得他那小眼睛唏唏唏蹙拢成一堆。

阿亮不打酸枣。回去经过他家院坝边,我捧一捧枣给阿亮奶奶,又黄又软又甜。

我割草也快。

但我妈妈还是说:“你怎么不学学人家阿亮?”

有一次,放学早,我跟了阿菊到山上放羊。我躺在草坡上嚼丝茅草那甜甜的根,只见太阳缓缓落在对面山顶,树枝丫杈一点一点戳进那红蛋蛋里,像丝茅草扎穿我们的屁股,露出针尖一样细的光。我正想着爬树取那红蛋蛋,阿菊喊:“阿亮,放学啦?”我坐起来。阿亮从坡下走过,头低着,耳朵红着,军绿的单肩包在右腿那儿一打一打。

“阿亮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先割一背草再做作业。”阿菊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脑袋和话都追着阿亮偏过去。

阿亮走过的小路,豌豆秧藤子壮实地堵在两边,圆圆的叶子中间开出紫色红色白色的花。我抬手指着对阿菊说:“看,豌豆花!”豌豆花跟我身上有个地方多像啊,我拿镜子照过。我不会告诉阿菊我拿镜子照过。阿菊比我大七岁,我怕她知道了会嫌弃我。我知道她一定会嫌弃我。

我看着阿菊,夕阳照着她。她的瞳仁变成了金色。她的眉,她的脸颊,她嘴里白白的牙,每一处都闪闪发亮,活摇活甩的,争着告诉你些什么。什么呢?

“豌豆花有啥好看。”阿菊撇撇嘴,伸手拉过一条花藤,折断,递给我。

一笼木香从结了籽的马桑树爬到柏树上,开满小白花。小白花开得嗡嗡嗡嗡响,香气闷得那棵树缩成一团。

阿亮奶奶一生病就要在床上躺两个月。这时候我奶奶会去照顾她。她比我奶奶年长,木槿沟的小孩都叫她大奶奶。大奶奶长年坐在门坎上,拴着条灰围裙,围裙下是又尖又短的脚和一个烘笼。烘笼的炭火里总埋着些小细物,花生,胡豆,麦子。只要小孩在她跟前站一会,她就会用长长的黑指甲掏出一些来给他们吃。大奶奶不做活,靠三个儿子供养。大儿子是阿菊爸爸,我喊为大爷。二儿子就是阿亮爸爸,我喊作二爸。木槿沟的小孩,管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叫爸,女的叫妈。木槿沟的小孩,叫别个的爸妈叫爸妈,特别顺口,特别亲。即使后来明白不是那么一回事,还是叫得自然而清朗。木槿沟的人淳朴得很。

我奶奶在围裙里兜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送给大奶奶,我也跟着。我从妈妈的坛子里摸鸡蛋,揣在兜里给大奶奶送去。家里活多,奶奶忙不过来,有时我就自己一个人去。

大奶奶和阿亮家在一个院。阿亮妈妈死后,很少有女人进出这个院。每次踏上院门口那三级歪歪扭扭的石阶,再抬腿跨过那齐膝高的石头门坎时,我都有点害怕。阿亮妈妈死的时候我在场,这叫我害怕。他们家里那股陌生的气味,也叫我害怕。

我问过阿菊:阿亮他们吃什么?

阿菊说:跟我们吃一样的。

我又问:谁做呢?

阿亮。

谁给他们洗衣服?

阿亮。

我想:阿亮真是好。我长大要嫁给阿亮。

我从大奶奶屋里出来,顺当就趴在她门口一个半月形大水缸上,一趴半天。阿迪有时也过来趴着。水缸在屋檐下,整块石头凿成,里外都有绿毛。缸底的绿毛又细又长,有鱼躲在底下。我的手指躁动不安,想捉鱼,却没胆量。

我趴在半月形的水缸上,一趴半天。似乎水缸让我着迷。水缸确实有迷。一条弯弯曲曲的房檐线将一缸青花绿亮的水划作两半。一半清幽透明,缸底练习伸展的小沙虫都看得见。另一半泛着光,光的下面是房檐,檐下有云,云下有天。望久了,人似乎要栽进万丈深的云天里去。我便不得不让眼睛一层层爬回来。直到一蓬毛毛的头发,两个鼻洞,一对黑眼珠,虚虚浮浮映在水面。

我想等到阿亮翻开书写字,但总是等不到。阿亮似乎是故了意躲在屋里不出来。最惹人烦的是我妈妈,她隔会儿就要叫唤:“木槿!木槿!”回答得稍微慢点,一根木棒便会落到屁股上。

暑假过去很长时间了,没看到阿亮。我跑去找阿菊。我牵着羊跟阿菊转了两座山,看她纳鞋底纳完了整朵八瓣花,又到厨房帮她烧火做饭。有人从青烟缭绕的门口走进来,是阿迪。他打着光脚,比灶头高出一点点,他跟阿菊借米。他走后,我问:阿亮呢?

“去马家镇读书了。”马家镇离木槿沟有二三十里路,过了沟尾的桥一直往北走,要走上两个多小时。“阿亮啊,真有出息。”阿菊没读过书。她说这话时好像看见了天边的彩虹。我长这么大了,九岁了,只在书上听过彩虹这东西,没见过。

我们木槿沟的姑娘十五六岁就要说亲。阿菊也定亲了。她的手里有了忙忙碌碌的绣活,绣鞋底,鞋面,枕巾,床帘。她绣花的样子又让我着迷:低着头,长睫毛上弯弯地淌着眼里的波光,鼻翼微微翕张,吹动唇边的茸毛,那茸毛像冬天菜地里化了霜带着露的嫩酥酥的麦麦儿草。

我看阿菊做花样子。她用笔在年画的背面勾出线条,剪下来,轻轻拈起来,薄薄细细的压进一本大书里。她家过年时贴的新画撕完了,我又把我家的撕下给她。她用抹布蘸了清水,一点点把粘在画上的浆糊、泥垢擦净,晾一晾,然后慢慢描,高的矮的,圆的方的,有花的有鸟的,各不相同,个个都那么好看,个个都有双“喜”字。她又把一方方的白布红布绷紧,抽丝,横着抽,竖着抽,那布就变得有了灵气,仙女纱衣似的。她在上面绣花,花红得映人脸;绣鸟,鸟儿撅着尾巴跳。木槿沟的人赞道,好久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针脚了。

隔上一阵,阿菊便要到马家镇去买布和线。我在我妈妈那里央求半天,终于获准跟阿菊一起去赶场。

那是个大日子。腊月十三。我穿了去年做的新衣裳。一路上,我快活地对着水晶般的晨曦吐气,嘴一张一张像条鱼。我跳着笑着,专拣路边的草丛趟,脚下结了凌冰的草嚓嚓断掉,鞋湿了,草籽钻进裤腿,我笑得更响亮。不一会儿,我全身就湿漉漉地冒起芥草香。阿菊头上也冒起白烟。她脱掉红外套,露出葱绿毛衣胸前那雪球样的绒线花。

赶场回来,我衣服皱了,鞋也脏了。

赶场回来,我妈妈叫我做什么我都木登登望着她,非要她说二遍。我妈妈说:木槿像是走脚了,是不是给她喊下魂?

天麻麻黑时,我妈妈拿个碗,碗里装了米和蛋。蹲在水塘转角处烧了几张火纸后,我妈妈手一翻,把碗整个儿扣在纸灰上便头也不回地往家赶,一路赶一路喊:木槿,回家来!木槿,快回来——

隔天,又去仙娘那里给我“收蛋”。

我还是迷迷瞪瞪。

我妈妈无法了:怕是怀你的时候,吃木槿根吃多了,生出你这个木槿疙瘩。

快过年了。木槿沟的黄昏变得格外富足。蒜苗炝油锅的味道,从沟头飘到沟尾。又冷又饿的人们便被香味勾引得急急回家。但白天,我们这群孩子是觉不出冷饿的。一年一年的,我们用谷草搓绳子,跳绳。我们用铜钱加鸡毛做毽,踢毽子。一年一年的,我们抽陀螺,我们扯响簧,我们滚铁环,我们在竹林里用竹笊儿捞竹叶笋壳,起火堆烤红薯。一年一年的,我妈妈散萝卜秧子,我跟在她身后,拣丢下的嫩苗回家凉拌。一年一年的,我爸爸剔树丫,我抠树枝上的茧子,把里面严肃的蛹儿抖到火里烧得喷香。一年一年的,我奶奶捡红薯,马大爷拾柴,阿英妈妈割猪草,我们这群孩子排着队,前呼后拥。

一年一年的冬天,是我们的狂欢。

女疯子的到来给我们又添了一件好玩意。

阿亮爸爸挑柴从坎下过,正踮脚摘扁豆的阿英妈妈低头笑他:“马二哥,砍那么多好柴啊,肉怕要炖烂了!新锅儿饭好吃吧!”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柴垛呲牙咧嘴对准了阿英妈妈。一会儿,一堆丫丫叉叉的蒿草抖过来。阿英妈妈停手招呼:“阿亮,打草啊?要娶新姑娘了哇?”没人接她的腔。

大奶奶坐在门坎上骂人,满脸皱褶都往外喷溅毒汁。她骂门坎旁的竹林,门外的沟,沟那边的柏树林,骂早死的孤魂野鬼,骂现世的狐子妖蛾。

我们这群孩子才不怕呢。我们在阿迪身后,喊着他的外号编歌:

地拱子,后妈子,地拱子喊后妈子,后妈子赏他一个大包子;

地拱子,后妈子,地拱子拱后妈子,后妈子坐他一个大沟子……

我们的生活有多单调,我们的歌就有多敞亮。我们从这匹山唱到那匹山,跳绳时唱,跳房子时也唱,我们故意在阿迪身边唱。阿迪歪着头,拿食指指着我们,咬着牙,赌咒发誓:“再唱,我打人了!”我们笑着跑到田埂上继续唱。阿迪发狠了,冲过来,冲到田埂上,飞快地,没燃的火把似的,冒着烟,溅着火星,冲向我们。我们开始还拣田埂一字跑,嘎嘎叫着,尖声笑着,后来便散开了,散在田里,如一群蒙着眼的鸭儿,惊慌地拍着翅膀,四处乱窜。布鞋进水了,凉沁沁的,软软的,跑起来滋咕滋咕响。青菜杆啪啪断着,麦苗踩趴了,冬水田埂踏垮了。一个孩子吓哭了,他绊倒在油菜地里,被阿迪擒住衣领。威风凛凛的阿迪,激动得脸颊上的米汤癣都发红发亮的阿迪,夸张地鼓动着破漏的胸,寡淡的脸因愤怒和骄傲变得生动异常。我们停下来,对峙着,听惊魂未定的阿英弟弟吸溜着鼻子哭。

天地一片安静。大家有些冻住了。连阿迪自己,都被这突然的安静搞得不知所措。

竹林里,雀儿在叫。田里,折断的菜杆流出绿汁。西山头,一蓬青烟升起。我妹妹弯腰捡路边的干草擦鞋。

“你唱啊,有种你再唱啊!”阿迪突然爆出一句,吓了我们一跳,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他看向阿英。

我们也看向阿英。阿英一跺脚,跑过去,提起弟弟胳膊,使劲捣了几捣:“哭!哭!就晓得哭!”拔萝卜样拔起弟弟,又栽萝卜样栽稳、安正。转头,阿英就朝阿迪吼:你要咋?你要咋?

脸上的米汤癣像面糊糊碰到热锅一样卷起边子,收缩、起泡、从白变黄。阿迪歪起下巴、支出下嘴皮:咋?哪个喊他乱喊我!

哪个喊你了?哪个喊你了?哪句话有你的名字?阿英瞪着大眼睛,脖颈一撅,咬住他的话。

哪个喊你了?哪个喊你了?我们撅着脖颈,使劲帮腔。

冬天的下午,跑出的汗暖和了裤腿上的水,可是过一会儿,水就冰凉冰凉地往肉里钻。阿迪的米汤癣哆嗦着变成灰色,又变成紫色。

经过这次后,我们收敛了。没多大意思了。

特别是我,尤其觉得没意思了。

腊月二十九,半夜里,木槿沟的狗叫唤开来。一团团狗叫闷闷钝钝,顺着沟头,渐渐朝远方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