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官方来往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从1972年至1975年，先后来华访问的西方国家重要领导人有：法国外长舒曼、加拿大外长夏普、联邦德国外长谢尔、英国外交大臣霍姆、意大利外长梅迪奇、比利时外贸国务秘书康皮奈尔、卢森堡外交大臣托恩、挪威外交大臣霍尔维克、丹麦外交大臣安诺生、瑞典外交大臣威尔曼、法国总统蓬皮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奥地利外长基希施莱格、瑞士政治部长格拉贝尔、澳大利亚副总理凯恩斯、丹麦首相哈特林、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比利时首相迁德曼斯、澳大利亚外长威尔西、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等。
其中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年的北京之行，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纷纷访华的同时，中国也开始有计划地出访西方发达国家。1972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访问了英国和法国；1973年6月，中国外长姬鹏飞也访问了英国和法国；1975年5月，中国国务院主持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访问了法国，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出访外国级别最高的国家领导人，引起各方的关注。
"文革"初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中国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产生了一些波折。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中国方面很快调整了政策。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各国驻华使节时，曾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员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他们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在这之后，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数目大大增加。从1970年至1976年，先后同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有40多个，它们是赤道几内亚（1970年10月）、埃塞俄比亚（1970年11月）、智利（1970年12月）、尼日利亚（1971年2月）、科威特（1971年3月）、喀麦隆（1971年3月）、塞拉利昂（1971年7月）、伊朗（1971年8月）、黎巴嫩（1971年11月）、秘鲁（1971年11月）、卢旺达（1971年11月）、塞浦路斯（1971年12月）、墨西哥（1971年2月）、阿根廷（1972年2月）、毛里求斯（1972年4月）、圭亚那（1972年6月）、多哥（1972年9月）、马尔代夫（1972年10月）、马达加斯加（1972年11月）、牙买加（1972年11月）、乍得（1972年11月）、布基纳法索（1973年9月）、几内亚比绍（1974年3月）、加蓬（1974年4月）、马来西亚（1974年5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4年6月）、委内瑞拉（1974年6月）、尼日尔（1974年7月）、巴西（1974年8月）、冈比亚（1974年12月）、博茨瓦纳（1975年1月）、菲律宾（1975年6月）、莫桑比克（1975年6月）、泰国（1975年7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75年7月）、孟加拉（1975年10月）、斐济（1975年11月）、西萨摩亚（1975年11月）、科摩罗（1975年11月）、佛得角（1976年4月）、塞舌尔（1976年6月）、巴布亚新几内亚（1976年10月）等。
此外，在70年代，中国还同扎伊尔、布隆迪、中非共和国、贝宁、加纳、肯尼亚、突尼斯等7个非洲国家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中国曾在60年代同扎伊尔、布隆迪、中非共和国、贝宁、加纳中断了外交关系，并把同肯尼亚的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至代办级，还一度关闭了驻突尼斯大使馆。
随着中国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友好关系，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也逐渐增多。毛泽东在70年代多次会见来华访问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阐明了中国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政策，并且指出过去的一些极左做法并不代表中国的外交政策。
5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时，针对东盟国家对中国还存在的某些疑虑，阐明了中国虽然在道义上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绝不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原则。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与合作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并且力所能及地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各国为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干涉与侵略所进行的不懈斗争。中国还注意维护和促进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团结、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为打破多年以来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民族经济，建立以平等互利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努力。
湘黔铁路建成通车
10月13日湘黔铁路建成通车。湘黔铁路东起京广铁路的湖南省株洲田心，西跨湘江、经湘潭、娄底、新化、怀化、贵州省玉屏、镇远、凯里而到达黔桂铁路的贵定，全长820公里。贵定以西与黔桂铁路并行55公里至大土，大土以西则经过贵阳与贵昆铁路接轨。这条铁路东端连接京广、浙赣铁路，西端接黔桂铁路延伸到贵阳、又与川黔、贵昆铁路相接，并在怀化和枝柳铁路十字交叉，是联系西南、中南与华东的重要通道。它和浙赣铁路一起组成了长江以南横贯中国东西的交通运输动脉。这样，在南方构成了和陇海铁路平行，横贯中国东西的第二条大干线。
湘黔铁路由湘江平原的边缘进入云贵高原的东部，其间横穿雪峰山脉，渡过湘江、涟水、资水、沅水、澧水、清水江，又通过贵州东部云雾山脉，地势起伏很大，地质情况也很复杂，不少地段通过断层、溶洞、暗河、流沙和软土层、工程艰巨。湘黔铁路设计为1级铁路标准。全线共完成主要工程量有：土石方10122万立方米；隧道297座，总延长约112.6公里；桥梁309座，总延长44公里；桥隧延长约占线路长度的19％；正线辅轨870公里。
湘西、黔东地区多崇山峻岭，交通闭塞，人民殷切盼望有一条铁路同外界连通。1937年，国民党政府动工修建湘潭至新化长约220公里的一段，到1939年辅轨到蓝田，计170公里，因湘江大桥未能建成而没有贯通。同年，日本侵略军西侵，这段铁路被拆除。抗日战争胜利后，仅株洲至板塘铺约10公里铁路恢复通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3年起，全线分段陆续开工。1953年6月至1954年1月，由铁道部大桥事务所设计，大桥局施工，建成全长843.95米的湘潭湘江大桥，尔后，株洲至湘潭间正式通车。湘潭至新化段为旧线恢复，1958年8月由铁道兵第二师施工，1962年通车。新化至贵定段于1959年开工，中途曾一度停建，1970年9月分东、西两段先后复工，一由铁道部第二、四设计院设计，铁道部第工程局和贵阳、广州铁路局以及湖南省陆运公司工程队担负施工，并有湖南、贵州各民族民工约80万人参加建设。全线于1972年接轨通车，1975年1月交付运营。至此，湘黔铁路从1939年起经历了36年终告建成。
湘黔铁路沿线资源丰富，矿产有汞、锑、锌、铝、铅等有色金属，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亦较丰富。湖南是中国主要粮仓之一；湘潭是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主要有钢铁、采矿和电机制造等行业，尤以产锰著称；新化是国家铅锌的主要产区；怀化是湘西桐油、纸张、皮革的主要输出口；黔东铜仁等地出产水银、油茶籽等，为油茶之乡。湘黔铁路建成后，使浙江、江西、湖南等省至贵州、云南的运距缩短了377公里，成为华东‘、中南通往西南的捷径，对开发沿线物产资源，繁荣经济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西南出产的木材、开采的煤炭及磷矿石，大部分经由湘黔铁路运到湖南、浙江和广西等地。全线运量增长很快，1986年货流密度已达1364万吨公里/公里。
李庆霖事件
李庆霖事件指1972年12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反映自己下乡子女生活困难，毛泽东亲自复信一事。
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这一号召，满怀热情地投身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到1973年上半年，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达到800万，他们中绝大部分被分配到自然条件恶劣，生活十分艰苦的贫困山区和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一段时间，知识青年的口粮由国家供应，并有少许生活补贴费用。后来，知青就与当地农民一样自食其力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农业生产水平极低，许多地方都是终年辛勤劳动，而所得甚少，相当多的知青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却得不到足够的口粮，劳动一年倒贴10元、百元的事情也不在少数。严酷的现实给知识青年以沉重的打击。虽然绝大多数青年曾满怀热情奋斗过，希望靠自己的双手和贫下中农一起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但在当时极左路线指导下，政治运动不断，形式主义盛行，动辄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长期得不到发展。农村愚昧、落后现象触目惊心，一些品质恶劣的干部迫害知青现象屡见不鲜，加之多年的"阶级斗争为纲"，执行"宁左勿右"的政策，凡出身不好或家庭有问题的知识青年更承受着非同一般的精神压力。这一切给知识青年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1969年以后，一些有门路、有靠山的知识青年开始陆续离开农村参加或调进城镇工作。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后，又有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上大学，但这样的知青毕竟是极少数。普通家庭子女除个别有幸上大学或进城工作外，只能继续"扎根农村干革命"，衣食住行靠父母接济，而他们的父母又属于收入低微的阶层，再加上这一层负担，生活日渐拮据。
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台的。李庆霖原为福建省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降职降薪到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其长子李良模是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本县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那里是山区，自然条件差，粮食产量低，在最好的年景里只能分得100多斤粮食，终年参加劳动而没有一分钱收入。插队多年还借助在农民家中，生活一切开支，如看病、理发、添置衣物全靠家里支持。1973年，李庆霖又一个孩子将初中毕业，是否让他再去上山下乡，前车可鉴，李庆霖心中矛盾重重，不敢再想。1972年12月20日，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他在信中如实反映了其子女上山下乡后的生活困境，以及知青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有招工、招生、招千方面走后门的现象。信中说："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李庆霖信中所反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自给李庆霖写了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统筹解决。"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很快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在全国各地进行传达学习。6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上报中共中央。8月4日，中央转发了国务院的报告。
毛泽东给一个普通的乡村小学教师的来信亲自作答并寄钱一事在全国传达后，李庆霖立刻成了各方注目的特殊人物。他的身上很快被戴上各种花环和重要领导职务。他人了党，担任了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县知青办副主任。后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他还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他的大儿子李良模也入了党，担任莆田县荻芦公社他所在农场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团支部书记。
李庆霖出名后，"四人帮"把他捧为"反潮流"英雄。李庆霖自己也接受了这种"荣誉"，并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上发表《谈反潮流》一文，大谈"反潮流"的体会，开始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四人帮"被粉碎后，李庆霖被捕入狱。
李庆霖在1972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敢于直言上山下乡知青的困境，反映广大知青及其亲属的心声。尤其是该信得到毛泽东的亲笔复信，引起中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重视，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知青的待遇，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是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