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里，当赖以进步的科学精神被打入冷宫时，这个社会就会流行各种“妖道”，“现代人”就堕落成“传统人”。在中国最近15年间，传统迷信和各类变种了的西洋宗教杂交，遍地开花。对此，社会精英们的推波助澜，“功”莫大焉。西安有所华中科技学院，原先一年只能招到200名学生，遂在教学楼一层的副院长办公室设了神坛，还请专职神棍做法。据说设坛之后的第二年学校就招了600名学生，而今已经招到1500名学生。此事竟然发生在每年要培养上千名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学院。以前，有报道说，西部某县的首脑机关里也设神坛。在当今的中国，有不少官员和商人们靠求神拜庙打卦来祈求升官发财，楼层不设4、13、14层，车牌、门牌拣选88、66。如此这般，流行邪教不足为怪。王道衰，妖道兴，自古皆然。
自然观的迷失会触发道德观的迷失
群体观迷失了，科学观也迷失了，“社会”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适用于社会关系的普适道德也就没了依托，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信念就只剩下了缺乏科学信念和没有群体归属的个人。
宗教信念固然可以替代科学信念，但人们信奉的宗教各不相同，现代的人类社会也无法依赖宗教来引导群体的生产活动。当社会不存在了，世界上只有个人，人的兽性就彰显。丧失了道德观的人们，是非常可怕的人。丧失了道德意识的社会，当然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国际观、民族观、政治观、社会观、群体观、自然观、道德观，就是这样层层相关，构筑了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观是普适的，最为坚固；自然观基本上是普适的，坚固程度次之；群体观和社会观的普适性依次递减，坚固程度也依次递减；政治观是普适性的分水岭，人们在政治观上的显著区别已经说明其非普适性，尽管政治观的坚固程度相对较低，却是有关社会统一的核心观念基础；民族观当然依民族不同而各自独立，现代民族的历史并不悠久，长者二三百年，短者二三十年，民族观不是坚固的观念，却是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关键；国际观被明显分割成阵营，不可能普适，因为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国际观的坚固程度最低，却是核心价值观体系“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综合而论：核心价值观的崩溃是自外而内，由易到难的，越往里越难崩溃。在这个体系里，政治观是普适性的拐点，也是坚固程度的拐点。倘若我们看到了政治价值观的多元化，那时，核心价值观体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倘若我们看到了最内层的价值观开始崩溃，那时，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肯定处在全面的混乱（多元化）和崩溃之中。因此，攻击一个强大的国家，攻击其核心价值体系是最廉价的进攻手段，能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有效的攻击往往从最薄弱、有争议的外层开始。被攻击方的核心价值体系是自外而内崩溃的，直至垮到最内层。苏联的瓦解，以及瓦解之后的情形，给这个逻辑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迷失，也是从国际观的变化开始的，从不会发生世界战争的判断，发展到今天的融入论。同样，我们要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国际观着手，重新审视本国的战略方向，将偏向“事秦谨，与诸侯信”的“连横”逐渐调整为倾向制衡霸权的“合纵”。
知识精英的责任所在
维系社会整体性，关键在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巩固，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认同。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如何能被确立和公认？回顾中外社会的变迁史，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路径大体如下。
知识精英形成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共识
核心价值观是由知识精英界定的。这些精英自上而下地界定本民族文化的各层核心价值观，最终形成一个社会主流体系。在现代社会，这些知识精英包括以下四大类人：①主要大学的人文和社科类教师；②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政府的中高级官员；③主流大众媒体的管理和从业人员；④大型企事业机构的管理者。主流体系形成之后，知识精英们会自觉地群起围攻、挑战这个价值体系，甚至用彻底忽略来抵制它。
通过思想论战取得和巩固精英的核心价值观共识
精英们思想混乱，对自己拥有的价值体系没信心，又不敢放弃，就心虚，就不许争论，就本能地进行思想压制。然而，核心价值体系是在论战中成长的，也是在批判中创新和进步的。知识精英们的共识是通过激烈辩论形成的。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压制争论，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僵化衰落的根本表征。思想，不可能靠行政压制占据上风；相反，压制讨论使对方思想更容易流行，因为，公众本能地要求了解和关心受到行政压制的思想。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野蛮压迫制造了数以万计的“殉教者”和数以千计的“圣徒”，促进了基督教取代罗马的多神教。汉初对儒家思想的压制促进了儒家确立“独尊”地位。基督教神权对近代思想体系的压制促进了西方整体上的世俗化。同样，近代国家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强烈压制，反而促进了共产党人的思想如狂风暴雨般传播；而共产党国家对现代西方思想体系传播的压制，则导致了原有正统思想体系的僵化与虚弱。
作为建立或者摧毁思想的工具，监狱和行政压制是极为落后的手段。在现代社会，随着传播技术的日益发达，早已被高明得多的手段所淘汰，比如，对传媒的控制。怀疑本国精英和大众的价值观判断力，不允许手中的舆论工具论战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在制造核心价值观的多元化，也是在损害原有的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是有强大民意基础的。然而，行政对舆论的压制，已经把承载主流价值观思想的精英和舆论工具边缘化了，而反主流的价值观却在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甚至利用官方政治帽子去压制原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使其流落到网络论坛上。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主流传媒拒绝思想领域的论战，失去了活力，才丧失了对主流价值观战场的主导权。
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取决于精英与大众的交流能力
一种核心价值观能否成为主流，以及能否巩固其主流地位，在于创造和宣扬这种价值体系的精英与人民大众交流能力的强弱。及时更新语言概念表述，使之有强大的渗透力，清晰地回答而非回避人民热切关心的现实问题，就能把知识精英团结在“主旋律”周围。
如果“主旋律”成为官气十足的“党八股”，那就不是主旋律了。要求人们“认真学习”的党的文件谁都看不懂，也不爱看，就不叫党的文件了。伤害核心价值观，“党八股”是最致命的，体现了思想的封闭、枯竭、无能。美国和日本的保守主义，伊斯兰世界里的原教旨主义，之所以迅速流行，因为他们更新了表达传统思想体系的语言，给出了亲近人民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惯于使用人民的语言，是他成为人民领袖的重要原因。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毛泽东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来说明他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就这样传播到了全社会。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确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发明了能打动民心的通俗口号。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通俗而又精确简化地传达了党的复杂纲领，深刻地触动了所有人。自“五讲四美三热爱”开始，中国官方文件里的“大众语言”日渐拙劣，成了毫无生气的“新八股”。深宫里的秀才拼命制造二、五、八、三、六、九之类的廉价数字口号，官僚气十足的“全面”、“完善”、“大力”、“充分”、“深化”、“加强”、“健全”、“推进”弥漫在党和政府的所有文件里。这种语言成为笑话，被芸芸众生恶搞，遑论团结知识精英了。
知识精英要让核心价值观赢得关键的机构、人群和场所
知识精英们拥有与人民大众的强大交流能力，核心价值观就能赢得关键的机构、关键的人群和关键的场所，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知识精英们选择和界定了核心价值观，若要使之成为公认的核心价值观，就需要这个价值观体系掌握关键的机构、关键的人群、关键的场所。
所谓关键的机构，指的是关键的大学（比如一流大学、党政干部培训机构、民族学院、行政学院、政法学院），关键的政府机构（比如立法、行政和执法机构，主要政党机关），核心的人文社科科研机构，以及关键的大众传媒（在西方，教会也属关键传媒的一种）。
所谓关键的人群，指的是大都会居民、大学生、媒体从业者、青年白领、妇女团体和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比如，中国城市里的民工--当今产业工人的主体。为什么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是关键的人群？核心价值观忽略社会最贫困的人群，给不出解决贫困问题的答案，就丧失了社会道义上的制高点，就难以成为社会主流。比如，宗教价值观的传播，往往在于他们扶助最贫困人群，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共产党人价值体系的核心是照顾和解决贫困。反对者攻击这个价值体系，指责其制造贫穷。
所谓关键的场所，指的是各种能集合人群的场合，比如，电影、戏剧、小说等大众的网络聚会空间，城市和社区的集体活动场所以及各种民间社团的活动场所。
当一种核心价值观体系掌握了关键机构、关键人群、关键场所，这个社会就拥有了主流价值观，而这些机构、人群、场所就会自觉地排斥、挑战非主流观念的企图。有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的团结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
在七层核心价值观里，每一层都有历史的和当今的社会榜样。这七大类符号是主流价值观的旗帜和号角。金字塔是埃及政体的象征符号，遍布全国的孔庙是传统中国政体的象征，斯巴达城邦自俄瑞斯忒斯的传说而兴起，雅典城邦以忒修斯为开国之王，天主教为殉道者们封圣，庄严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杰佛逊纪念堂稳固地耸立在美国首都的中心。当列宁和斯大林被妖魔化，苏联的价值观体系必定是无以为继的。
当一些知识精英开始丑化我们民族的精神楷模，就是在挑战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台上的“劳动模范”被赚大钱的商人替代，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开始裂解。当鹤岗市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致残的方玉荣女士被社会长年忽视，生活陷入困窘，我们就不难知道，为什么在常州--苏南一个拥有深厚社会主义传统的城市，上百市民会“围观”小偷殴打“多管闲事”抓小偷的老人，直至老人被打死都无人伸出援手。
核心价值观依赖一些符号才能被社会传承。那些符号背后的故事，当然有事实根据，也包含了浪漫的想象。但是，那些故事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全是事实，因为，那些故事比事实更壮丽，更动人，是人类和民族的精神遗产，是学校里人文教育的核心。人们由此懂得，当他们为做人的尊严、为科学的探索、为社区的利益、为社会的团结、为政治的正义、为祖国的安全、为世界的公正而奋斗的时候，即使牺牲了，也会博得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同胞树立榜样。
在今天的中国，个别学者拿着所谓“理性”的标杆去批判所有导致中国当今社会制度的社会运动，特别是爱国主义运动，贬低中国20世纪社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思想，成了2006年新版上海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指南，却没有主流媒体刊载批评。没有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被阉割了精神的“理性”，会让孩子们成为没有血性的行尸走肉。没有精神，中华民族是不可能世世代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精神的骨架，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维系和巩固这一价值体系，有赖于我们细心地呵护承载这一体系的典型符号--从《义勇军进行曲》到狼牙山五壮士，到八女投江，到黄继光，到埋葬在坦赞铁路边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尸骨--这些符号是我们国际观和民族观的载体和基石。正是这些处在核心价值观体系外层的基石，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
我们不能被“乌合大众”所引导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和谐社会包括三个要素：第一，要有一些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基本价值观念；第二，要有一个行为规则；第三，要有社会组织形态的保证。作为和谐社会核心之一的新价值观，在经过近代100多年尤其是近20多年改革的经验积累，到了建立的时候。
和谐社会，是人类存在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目标。我认为，和谐社会包括三个要素：第一，要有一些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基本价值观念；第二，要有与核心价值相一致的游戏规则，或者说行为规范；第三，要有社会组织形态的保证。以历史实践为例，在古代儒家理想的和谐社会中，仁、义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礼是它的核心行为规范，家庭是它的核心组织形态。通过家庭这个组织，保证了儒家崇尚的核心观念的推行、行为规范的维系，所以，儒家一直十分强调家庭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
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大多数人都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念，那么，我们对于是非就会失去评判的标准，对于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的看法会南辕北辙，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是不可能达到和谐的。这就好比在数学界要达成和谐，则数学家之间必须承认一些基本公理，比如，都承认1+l=2，如果有一部分人不承认这个前提，认为1+1=3，然后得出了不同的结果，那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讨论了。
建立和谐社会需要建立一些基本的核心价值。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进一步的延伸就是对产权的尊重。事实上，产权不仅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对个人的产权没有很好的法律保护和文化心态上的尊重，那么，人们就会热衷于争夺他人的财产，就可能带来更多的冲突而不是和谐。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难看到一个不尊重产权而能保持和谐的社会。
对产权的尊重进一步延伸就是对企业家地位的尊重。在经济生活中，有一些活动面临不确定的前景，是需要冒风险的，应付这些不确定性和冒风险的行为本身就应该得到一定的补偿。如果我们不承认企业家的地位和报酬形式，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尊重产权的行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想得更多的可能不是怎样去创造财富，而是怎样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分配或者争夺财富上，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