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这个层次，或在一国之内，如何处理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和个人的关系，人类已经找到比较成熟、可行的规则。相比之下，对国家之外，也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类还没有找到一套比较成熟的规则，这使得国家间的关系比起国家内的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小群体与小群体的关系有了更大的随意性，从而给各式各样的强权、给弱肉强食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留下了更多、更大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潘维的文章把国家层次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提出来，我觉得是合理的。
那么，国家间的关系具体应如何看待、如何处理？我想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
国家利己是难免的
我们承认人难免要利己，请注意，我是说人难免要利己，而不是人一定要利己。类似毛泽东所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也就是说，所谓的经济人理性从来不是说人都是自私的，更不是说人应该是自私的，而只是说，我不能够防止你自私，我不能够保证你不自私。正是基于这一点，一国之内的制度安排必须考虑到人会自私，并从人会自私这一点进行制度设计。
个人是这样，国家当然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肯定要有国家利益的考虑。既然考虑到国家利益，我们就不能过于从意识形态出发来设计国际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条线上，或者自由主义国家站在一条线上，这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最近对待朝鲜的事情，中国的行为表明其已经开始注重国际关系中的实用主义，突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
个人利益怎么样整合成国家利益
我们强调国家利己是难免的，但是，国家的利益是怎么形成的？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个人利益怎么样整合成国家利益的问题，这就又回到了国内的体制。我觉得，我们国家之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难以维护本国的利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国家利益的代表机制。说得简单一点，没有一个能够把国民的利益整合为国家利益的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真正的国家利益就整合不起来，产生的所谓的国家利益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者的利益，有时候会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侵犯国民的利益。这就产生了两种行为现象：一种我称之为“不爱国人去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一种就是近代以来经常出现的卖国行为。以上两种行为，只要对统治者有利，能很快地互相转换。晚清就是一个例子--清政府从鼓动山东义和团对外国宣战，一下子变成屠杀义和团。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任何真正关心中国国家利益的人首先要关心中国国家利益的形成机制，关心在中国国内建立一个有效的代表并维护中国国民整体利益的机制，而且，这种国民的整体利益是和国民的切身利益能够融合起来的。
建立怎么样的国际秩序
我前面讲到，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实用主义是必须要考虑的。今天的世界，在一个国家里面有民主、宪政制度，包括潘维讲的法制来协调，但是，在国际范围内没有类似有效的制度，现在并没有一个国际的民主，现有国际法的弹性也是相当大，更何况在国际法的运用中很多情况下存在着双重标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能太书生气，而是要首先看到国与国关系中的实用主义原则。同时，整个人类在试图建立起一套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则。对于建立怎样的国际关系规则或国际秩序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争议：
一种是建立战国秩序。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能否打得过，因为，我们处在核时代，一旦真正打起来，很麻烦，可能就是《黄祸》所描写的结局--人类进入核冬天，回到蛮荒时代。所谓战国思路，就是承认弱肉强食，发展下去就是最后我们打一仗，用战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思路，我觉得无论对谁，包括对我们自己都是非常危险的。
再一种就是民族主义者盛洪提出的用儒家道德来解决国际秩序问题。中国不追求自利，讲究退让和互谅互让。这种思路，从道德上听起来很理想，但是，实行起来很困难。你让他不让怎么办？
既然互谅互让行不通，战国逻辑也行不通，到底怎么办？对此，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国际社会应有不同的制衡力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是要处理群己权界问题--每一个国家的单独利益和地球村的利益如何整合？我觉得，不管所谓的国际范围内的民主有没有可能形成，第一步还是有可能进行的--在国际范围建立类似的多党制。比如，欧盟和美国的势力均衡就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现象，尽管欧盟的很多主张是否比美国的主张更可行或更合理，这是可以讨论的。在国际社会中，应该有不同的制衡力量。这就好比，即使我是自由主义者，我也认为一个健康的自由社会必须要有社会党的存在一样。
同时，国际社会这种不同的制衡力量或者多党制必须负责任。我们不能无条件地讲多极社会一定优于单极社会，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攻克柏林，我们为什么要让日本无条件投降？让他们存在不是很好吗，那是多极社会啊--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也是多极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有的时候多极存在未必是好事。中国力求成为世界多极中的一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一极到底怎么样建设？这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社会价值观是一个制度问题
所谓的社会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它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不如说它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为什么？
从常识来讲，进行价值判断的单元只能是个人，不可能是社会。社会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脑，不管哪一个民族都是这样的。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是共脑人，进行价值判断的器官是大脑，而大脑每人只有一个。那么，个人的价值怎么样变成社会的价值呢？这其实是一个整合的问题。
所以，我们所提的问题与其说是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价值，不如说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价值观如何社会化。这有各式各样的解决办法。一个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国教，禁止各种异端邪说。还有一个办法是，在信仰自由的基础上，通过人民的自然整合，形成一种主流价值。当然，具体的做法我们可以讨论。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这一个问题，所谓真正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样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对于潘维文章提到的那些价值原则，不管是利他也好，公益心也好，任何民族大概都没有多大的异议。其实有异议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怎么把个人意志整合为社会意志，这需要制度，需要机制。
黑白分明的价值观不适合世俗社会
吴稼祥（政治学学者、自由撰稿人）
以是与非、压迫与被压迫这种非黑即白的对立的二元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是好战社会的价值观。而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多元的--价值多元、利益多元，因为多元，好的政治态度是宽容，好的政治行动是协调或协商。
我先知道潘维的破除民主迷信的主张，后知道潘维。我这个人似乎总有点生不逢时，20世纪80年代，民主思潮高涨，我主张新权威主义，受到围剿；如今，民主不吃香了，我却在探索民主化道路，被边缘化。潘维与我不同，他在世界民主化的高潮时期、国内民主化思想的低潮时期要破除民主迷信，虽然在青年学生中获得喝彩，但反的却是世界潮流。对于在那个自封为“民主的守护神”的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潘维来说，这是需要一点独立思考的勇气和精神的。说到潘维论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这篇文章，我认为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但却给了一个坏答案，或者说作了一个坏的论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看来，潘维文章提出的所谓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和谐社会的价值观，而是好战社会的价值观。
黑白分明的价值观不适合世俗社会
潘维的文章认定，所谓的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判定是非。这是一种黑白分明、非黑即白的价值观，没有调和的中间地带，它适合于科学与宗教的世界，但不适合于世俗政治的世界。
科学是探索真理的，就经验的真理而言，有真伪之分；就先验的真理，比如数学的真理而言，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就宗教世界而言，神意为是，非神意为非。如果把科学世界或宗教世界的价值观施行于政治社会，政治活动就变成了探索真理或巩固信仰的过程，社会就会变成了宗教裁判所，或堕入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政治主要是协调利益的活动，而不是探索真理或维护教条的活动。最符合是非标准的社会，大概就是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和中国“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社会。历史经验表明，这恰恰不是现代社会或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而是传统社会与冲突社会的价值标准。
我认为，最基本的人类价值有真、善、美三种，而潘维的文章枪毙了其中的两个--善和美，只留下了真。
当代社会的价值观的最新进展是承认价值的多元化。所谓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应是多元而不是其他，其中包括价值多元和利益多元。因为多元，好的政治态度是宽容，好的政治行动是协调或协商。
互惠而不是排他--中非合作论坛的实践意义
潘维的文章，提出了从个人到国际的所谓七层同心圆价值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文章的利益排序是：群体优先于个人，社会优先于群体，民族优先于社会，国家优先于民族，政府优先于人民，最后是国际优先于国内。
对于当前的国际体系，潘维文章的定义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决定国内价值观的是国际价值观，要矫正国内价值体系，必须从矫正国际关系开始。说白了，要树立正确的是非价值观，就要从反抗美国对世界的压迫开始。如果决策者采纳这个观点，中国很容易被动员进战争体制。因为，个人服从群体，民族服从国家，国家服从政府，政府要反抗美国压迫，打一仗，不会遇到任何限制。
用潘维文章中关于国际体系的观点--压迫与被压迫模式无法解释中非合作论坛模式。在我看来，中非合作论坛模式，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协商模式在国际关系上的延伸，它塑造了一种新的外交模式--互惠而不是排他。
中国从古到今，主要实践了三种外交模式：第一个是朝贡模式，盛行于皇朝时代。朝贡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不是平等的。第二，不是普世的。与中国发生朝贡关系的国家才有外交关系，如果不朝贡，那你就是潜在的敌人。朝贡模式主要特征是不平等--你必须承认我的地位，否则我不跟你发生外交关系。中国在历史上的外交关系是有选择性的，不可能像这次中非论坛广泛地拥抱非洲的48个国家，这是古代的中国做不到的。非洲一共才53个国家，这次中非论坛就来了48个，论坛刚结束，紧跟着南非也来了。第二个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模式。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模式，具有排他性。只有认同我们理念的人我们才会与之发生外交关系。即输出革命或者被输出革命，如我们向第三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这个链条也是不平等的--是一个老大哥、老二哥等排座位的模式。
上述两个外交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都不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的是政治利益。
第三个外交模式，就是体现在中非论坛实践中的互惠外交模式。在这个模式面前，国与国是平等的，国家内部结构是不考虑的，没有意识形态的限制条件，发展经济关系也没有预设任何前提或限止条件，所有国家都可以和我们国家发生外交关系。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规模，正在寻求增长，而非洲国家既要寻求规模，也要寻求增长。中国创造了一种更适合非洲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非洲有中国需要的资源，于是中、非就走到了一起。这是一个互惠的外交模式，从中你绝对看不到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精英政治只是一个梦
潘维教授对民主的质疑，是建立在精英政治理念上的。对此，我表示质疑。
精英政治是源远流长的一种理念。从中国儒家的内圣外王哲学到柏拉图的思想，一直到后来的马克斯·韦伯、熊彼特等，都对大众民主抱有一种极大的怀疑，认为大众民主会有问题。
尽管如此，但古今中外所有的精英政治都面临着一个根本的挑战，即必须假定有这样一个人和这样一个集团存在：这个人、这个集团必须是全能的、至善的。而人类历史实践的进程表明，永远不会存在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集团。正因为如此，精英政治永远是一个梦。
社会价值观的“破”和“立”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
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在中华民族的解放中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林彪事件”后，个人的、利己的、竞争的社会价值观成了主流，中国的内部关系受到严重伤害。今日，社会风气可能转向更多地强调互利利他、怜贫济困，此中难点在于对竞争与合作、利己和利他的平衡把握。
百年价值--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
1840年，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危机，其后一百年内忧外患，这就好像身上挨了一刀，血流不止。社会的肌体随即出现应激反应，仁人毁家纾难，烈士奋身赴死，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深受尊崇，广为流传。这套社会价值观在中华民族的解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很难设想，一帮身陷绝境的半亡国奴可以像经济学家为我们指定的“理性人”那样冷静地盘算利益，计较得失。世俗化的萨达姆政权隔三差五向将士们发放红包，怀揣美元的将士见了美军都跑得无影无踪。如今阿克萨烈士旅的人弹源源不绝，炸得以色列吊车推土机日夜轰鸣，不知是在为自己打隔断，还是在替巴勒斯坦国修长城。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在国贫民瘠、虎狼环伺的内外环境下快速发展经济，这套社会价值观非但不能休息还得加班加点，把“大河没水小河干”的道理唱得家喻户晓。
理想主义幻灭，利己价值弥漫
随着“文革”把中国革命推向高峰又推下深谷，上述这套价值观被狠狠挥霍了一次之后元气大伤，从此无精打采。于是，个人利己的价值观吊儿郎当过来，吹着口哨等接班。记得到了“文革”后期，不少革命歌曲都被少男少女重新填了词。例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头两句“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被改成“大海航行全靠我，雷锋开车我坐车”。大英雄毛泽东靠边站了还不算，小英雄雷锋成了的哥，拉着“小我”们重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