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美国历史仿佛又回到20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时代：面对日本崛起且试图打破远东凡尔赛格局，西奥多·罗斯福以牺牲中国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代价绥靖日本，其后果是老罗斯福搬起的日本之石砸在了小罗斯福的脚上。21世纪初，美国一些少不更事的领袖们又开始玩火，试图再以牺牲中国和远东雅尔塔体系的代价绥靖日本，其结果恐怕也不乐观。因为，由美国人点燃的火势并非随着美国人的指向而是随着风向蔓延的。在此，人们不仅要问，如果太平洋再次失控，如果日本之火再次烧到太平洋东岸，美国是否又要再次寻求中国和俄国的帮助？值得说明的是，目前的美日合作，乃至所谓的“美台合作”，已不仅仅是冷战层面以遏制中国和俄国为目标的合作，而是已有了地区性战略合作，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内容。美国已向世界透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日本更是随声附和，并谨小慎微地试探亚洲人接受日本“咸鱼翻身”的底线。
20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还表明：不管美国如何强大，要想稳定太平洋，就必须实行与大国尤其是与中国合作的政策。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帝国有那么大的实力可以长期单独包揽和支配世界，美国也不能例外：在20世纪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苏冷战以及21世纪美国在中东、中亚开展反恐战争的结果反复表明，美国并不能独立承担改造全球政治甚至地区政治的重任。在亚洲近现代史上，向美国正式宣战并打到美国的只有现在声称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而亚洲如不出现20世纪40年代那种于日本有利而于中国和苏联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日本就根本没有向美国发难的政治条件。相反，中美合作则是经过历史考验的相对稳定的战略层面的合作关系。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如果要想锁定太平洋，并有效扭转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国势的迅速衰落，历史经验告诉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握手，当然只能是尼克松式的握手。
如何让“危险的邻居”望而却步？
林治波（《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评论员）
近年中日关系紧张的根源在日本，也在美国；紧张的限度是避免爆发战争，这是底线；能否保住这一底线，取决于中国能否在10-20年内将实力提升到足以让可能的侵略者望而却步的程度。
中日关系紧张的根源在日本，也在美国
这些年来，同日本的关系已成为中国最为头痛和棘手的双边关系，其处理难度甚至超过了中美关系。导致这种既紧张又僵冷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的挑衅性对华政策。日本右翼政客肆意刺激中国人民感情和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华言行，让素来温和的中国人民也感到厌恶和愤怒。
中国与日本，看似同文同种，实则迥然不同。在两国的关系中，寻衅生事、发动侵略并企图吞噬对方的一直是日本，而不是中国。谋求中日友好，在中国方面从来就不成问题。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历史进程中，强盛的中国一直向日本输出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沐浴着日本的成长。从近代到现代，中国的历代领导人如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等，也无不希望中日两国友好相处。尽管目前中国社会上存在着反日的过激言论，但那既不是出于中国政府的挑唆，也不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更不是中国老百姓的空穴来风，而是对日本反华政策的正常回应，实质上是一种情绪反弹。换句话说，中国群众反日情绪的源头在日本，始作俑者是日本右翼势力。如果日本改弦更张，实行对华友好合作路线，那么中国社会的反日情绪自然会逐渐消退。问题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主导的日本政府出于纯粹以自我为中心不为他人考虑的立场，并不愿意看到中日友好。历史上，东亚地区一直只有一个强国：古代的强国是中国，近代的强国是日本。现在，这一稳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除日本之外，中国正在崛起为另一个强国：东亚历史前所未有的两强并立格局正在形成。面对这一趋势，日本右翼势力开始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的崛起。这种心态和做法，说白了就是只能自己好，见不得别人好。综上，笔者认为是“中国的崛起和日本不愿看到中国崛起”这一根本矛盾，造成了今天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责任主要不在中国。如果硬说中国也有责任，那就是中国的发展。如果这也成了罪过，就让人无话可说了。
当然，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美国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姑息纵容。二战后，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停止了对日本战犯的整肃，转而扶持日本反苏反华。美国还阴险地将中国钓鱼岛交由日本控制，从而埋下了日后中日争端的伏笔。对于二战后60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愈演愈烈的翻案行为，比如，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全面歪曲侵略历史，等等，美国一直作壁上观，默不作声。本来，以美国在二战中扮演的历史角色和美国的价值观而言，都不应该容忍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然而事实却是美国政府和学界持续的一片沉默，甚至是以幸灾乐祸的态度旁观着双方的争执。因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指向是中国而非美国（至少目前是这样），这恰好满足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心理和需要。对于中日之间这场是非善恶十分清楚的争执，美国居然采取如此暧昧的态度，十足地暴露了这个号称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根本价值观的国家的虚伪性。在美国所有的对外政策中，人们看到的只有利益，没有道义。至于那些挂在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权，仅仅是打扮自己的化妆品，或者仅仅是用于刁难指责别国的工具。日本右翼势力敢于如此猖獗地奉行敌对中国的政策，一方面出于打压中国的本意，以及仇视与恐惧中国相交织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也有美国在背后撑腰的缘故。
笔者以为，日本右翼势力蓄意恶化中日关系的动机，一是造成和加剧日本民间日益普遍的反华情绪，有利于为他们篡改和平宪法、成为新的攻击性军事大国扫除障碍；二是趁中国尚未完全崛起之前，全力将中国打压下去。因此，中国如果妥协退让，日本就可以借此捞取巨大的战略利益；而一旦中国针锋相对，酿成军事冲突，日本就利用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把山姆大叔也拉进来，从而达到削弱中国也削弱美国的目的。
现在，有些美国人也看出了日本右翼分子一箭双雕的用心，开始对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加大关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上，近来罕见地出现了批评日本的声音，有的观点甚至十分尖锐。布什总统在接受NHK（日本放送协会）记者采访时说：“看来我需要提醒我的亚洲朋友们，克服历史认识需要下大力气。但为了更光明的未来，克服过去十分必要。”美国联邦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也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异乎寻常地批评小泉的错误做法，并为此专门给日本驻美大使写了一封信，指出：“靖国神社是诱发太平洋战争的军国主义象征，日本政府人士反复参拜靖国神社令人遗憾。”布什在访华前夕，再次对中、日、韩三国记者表示希望中日改善关系。笔者以为，布什的话半真半假--半真，是说布什真的不希望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半假，是说美国并不希望中日关系有实质性改善。
中日关系紧张的限度是避免发生战争
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态度，涉及中日关系紧张的限度。如上文所述，中国奉行和平外交路线，并不愿意和日本交恶。换言之，中国在中日关系中总是和平的一方，不会主动挑起战火。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紧张的限度，既取决于日本，也取决于美国。虽然日本极右翼势力怀有战争野心，但日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胆量单独挑起中日军事冲突，因而想把美国拉下水来。
与日本不同，美国虽然不希望中日关系真正改善，却也不敢轻易和中国发生冲突，原因有三：一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并且是一个国力处于上升趋势的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历史上还有过和美国正面交战且并不吃亏的战绩（朝鲜战争），这让美国无论如何都不敢看轻中国。二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实施并不顺利。伊拉克战争在开始的军事层面上展示了美国的巨大威力，而在其后的政治层面上却暴露了美国力量的局限性。伊朗强硬派的上台，也使美国在中东面临新的严重挑战。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将是长期牵制美国的国际因素。三是，美国政府还存在着种种内政问题，国内矛盾十分突出，民众支持率显著下降。在上述三种背景和形势下，美国显然不愿意在东亚和中国发生冲突，至少是在近期。于是，就连美国最强硬的鹰派人物，如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沃尔福威茨等人，在中国问题上也变得和缓谨慎了一些。这和美国面临的中东形势不无关系，也和这些人物对中国逐步深入的了解不无关系，并和美国当前的内部矛盾不无关系。其中，前两个因素发挥作用的时间会相当长。美国之所以对“台独”势力一再提出警告，不允许他们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就是怕把美国拖下水。如今，美国开始对中日关系担心起来，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如果日本右翼势力过分刺激中国，就有可能导致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使美国陷入两难：和中国开战必将使美国蒙受重大战略性损害，不和中国开战又违背日美军事联盟的约定。这是美国力求避免的局面。近些年来，美国一方面在政治上力图稳定对华关系，一方面不让日、台出格，同时通过加强与日本、台湾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美军在东北亚的军事集结和前沿部署，让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如此一来海峡两岸相互牵制、日中两国互相牵制而又不至于酿成战争，自己则隔岸看戏，坐收渔利。这就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中国应以硬朗态度回应日本挑衅
那么，在这样的大格局下，中日关系会如何发展，中国方面应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呢？笔者以为，“中国的崛起和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将是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中日关系因日方的不友好而不可能在短期内有什么实质性改善。这是日本政治连续20多年右倾化的必然结果，并不出乎意料。在日本右翼势力奉行挑衅性反华政策的情势下，中国已处于退无可退、让无可让的局面。中国最佳的应对方略就是：放弃中日友好的不切实际的政策追求，而以现实、硬朗的态度回应日本的挑衅，同时又要力求避免发生大规模战争。
强硬回应日本的目的，是决不让其从反华政策中占到便宜、捞到好处，否则就会树立一个反面导向，等于鼓励日本右翼势力变本加厉地实施反华政策。以妥协退让或过分友好的姿态应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华挑衅，非但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事与愿违。历史上，中国在这方面有过很多教训。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不是中国造成的，也不是中国一厢情愿就能够改变的。以反华为重要特征的日本右倾化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趋势，并且还将发展下去，这不是中国单方面主张中日友好就能够改变的。笔者主张的强硬回应日本，具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
一方面，日本的挑衅性反华政策使中国别无选择。日本政府在所有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比如，东海划界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冲之鸟礁问题、安大线问题、历史认识问题，等等，都采取了咄咄逼人甚至是无理的挑衅政策。这些领域，要么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要么关乎领土领海的主权和核心利益，使得中国没有什么妥协退让的余地。
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市场日益增加的依赖性，也使得中国拥有足够的力量对日本的反华政策作出有力度的反应。经过20多年的迅猛发展，中国经济已经逐步成长和强大起来，造成中日经济关系的若干全新特征：
首先，对日贸易在中国总体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连续下降。虽然中日贸易发展速度不算慢，但由于中国总体对外贸易增长更快，结果导致对日贸易在中国总体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反而下降：1985年曾高达23.6％，1995年仍高达20.5％，2000年已降至17.5％，2003年更降至15.7％，其中对日出口更仅占中国出口总量的13.6％，排在美国和欧盟之后。
其次，日资在中国引进外资总量中的地位相对下降。2000、2001、2002和2003年度，日方统计的对华直接投资分别增长32.2％、43.6％、22.2％和65％。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总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更快增长，日资在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中的比重呈相对下降之势，比如在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日资所占比重在1990年达14.4％，到2002年已降至7.9％。
再次，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大幅缩减，2008年完全停止。作为日本对华政府开放援助主体的日元贷款，在2000年度曾一度达到2144亿日元，但随后即开始大幅度缩减，2003年度缩减为967亿日元，仅相当于2000年度的45.1％。现在，中国每年向日本返还贷款利息的数额已经超过了日元贷款的数额，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已微不足道，日本以此对中国施加压力已不能产生什么效果。
第四，中国经济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外力。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市场需求旺盛，日本对华出口增长达28.2％，在2002年日本出口总额增长的2.6个百分点中，竟有2.2个百分点是由对华出口增长贡献的，贡献率高达84.6％。若再考虑到日本对香港出口中向中国内地的转口部分，这一贡献率将更加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