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深层次的改革，首先就得对现有的改革思维模式的反思或审视，就得重新认识当前的改革思维模式。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上，即建立在威权的领导及中央政府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在那种特殊时代与环境，邓小平以其智慧和勇气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禁区，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改革。但是这种改革路径随着中国改革深入，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大，改革的困难也会越来越大。当前中国改革不仅没有对现有改革路径进行反思，而且无论是改革的总体规划，还是当前十分盛行的所谓顶层设计，更是把这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发展到淋漓尽致。因此，全面反思当前中国的改革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这种改革路径进行调整或转型，则是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的第一要义。
因为，只有自下而上的改变路径，才能吸取现代社会文明的优秀成果与经验，才能够集思广益，把整个社会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才能设计出平衡各阶层利益关系制度与法律，才能让这样的法律制度来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衡等。这才是中国第二轮深层次改革的基础或起点。比如说，为何当前许多制度安排会造成利益激烈冲突，社会问题重重，就在于这些制度安排不是自下而上，通过公平公正的公共决策方式来进行，而是由少数精英来设计。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无法调动全国人民智慧与积极性，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反之成了少数精英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因此，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反思是未来深层次的重大制度改革第一要务。
其次，当前中国的深层次改革不仅来自既得利益各方面的巨大阻力，或反对改革，更为严重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利用其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如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资源把其既得利益法律化及制度化，从而让他们的不合理甚至是非法的利益披上合法性外衣。这种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一旦合法化及制度化，它将成为整个社会改革严重障碍，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会更加严重，从而使得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无以确立。
因此，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就得全面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就得重新界定现行的法律是从何而来？就得反思这些法律制度是不是平衡了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如果中国法律不再从公共决策方式来获得，而仅是出台少数部门、组织甚至于个人，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往往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把其利益制度化的工具。因此，当前中国深层次的改革就得重新反思当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与权力，就得重新审视当前法律制度确立的组织、程序与方式。中国法律制度的公共决策化应该成为未来中国改革深化的重点。
第三，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基本职能界定得十分清楚。比如确立制度、界定产权、保证合约的有效履行、保护弱势民众的财富不受侵害等。但是，中国政府职能则成了整个经济生活的主宰。它不仅持有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实质性资源，而且主宰了制度安排的制度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权力经济。中国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以权力而展开，以权力大小成了获利多少的工具。当前国内经济生活中，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社会流动性固化、国有企业垄断等现象都是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有关。因此，重新界定政府官员职能将是十八大后中国重大制度改革的难点。这些问题不解决，都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如何从制度上保证社会流动合理
一般来说，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是指整个社会人口结构不容易固化，而是以一种有效制度来保证它合理的流动。只有保持整个社会较高的流动性才能保证整个社会动态的机会平等，调动整个社会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全体国民的劳动力素质，并以此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近十年来，国内社会流动性的合理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阻碍，特别是户籍制度过度管制，它已经成当前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比如说，无论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还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社会都保持极高的流动性。
比如改革开放前20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各个阶层的居民出现较高的流动，不少农村居民通过高考制度纷纷跳过“龙门”。而正是这种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调动了全国人民的加大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随着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加快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比如，许多非精英人士不断地在寻找发展的新机会。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大量民营企业家的涌现、大量的农民子弟进入国家公务系统等都是这种合理的社会流动的结果。
但是，近10年来，整个社会流动性在逐渐下降。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甚至于“富三代”、“官三代”等都表示了人们对当前社会流动性固化的担心。更为严重的是“穷二代”、“穷三代”等现象的出现，不仅在于这些贫穷家庭生活状态在整个社会中的相比地位越来越低，社会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些社会底层的居民看不到其自身的前途或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其命运的希望，那么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会努力受教育与接受培训，更不会去寻找创业机会。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它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性固化，不仅在于当前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改革滞后，而且在于一些重大的社会制度改革进展缓慢。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了有几十年，市场经济也深入人心，但是以计划经济管理的户藉制度却严重滞后。可以说，如果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够冲破这种严重阻碍社会流动结构的固化模式，那么这种户籍制度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的制度障碍。因此，十八大后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仅要从根本上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口制度二元管理模式，而且要为整个社会流动合理创造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看到，在计划经济时代，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或非城镇户口有天壤之别。这种户籍制度不仅决定个人天生的职业安排，也决定了不同户籍所享受的悬殊巨大的权利。计划经济30年，政府就是通过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掠夺近30万亿财富来发展工业化及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条件，使得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制度上的身份较具有农民户口居民表现出天生的优越性。在那个时代，如何让一个农村户口转变为一个城市户口就成了农村居民天大的事情。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身份制为特征的二元户籍制度。
不过，在改革开放30年后，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深化，以身份制为特征的户口制度的影响与作用在逐渐弱化。特别是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随着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及大量劳动力向这些地区流动，那种不公平的户口制度更是作用越来越小。反而这些地区农村户口的含金量早就超过城市户口了。
就目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而言，看起来进展很快，并设定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路线图，将实行分类户口迁移政策，但是对当前可自由开放户口迁移的地方来说，许多农村居民对其户口迁移的意愿不会太高，而这些居民有意愿进入的地方又受到严格限制。在现有条件下，当前需求更多的户口迁移往往是农村居民及小城市居民向大中城市迁移，大中城市居民向全国特大城市居民的户口迁移。大中型以上城市户口制度改革开放是打破当前社会流动性固化最为重要的一方面。
因为，我们看到，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让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大量地向大中城市聚集，无论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还是资金流及思想流等都是如此，而且经济快速发展的程度也决定了这些地方现代文明发展的程度及人们在这些大中城市面对的机会更平等。在中国中等以下城市，不仅经济发展程度不够或落后、文明程度较低，而且现有的政治体制结构也决定了人们在这些中小城市不容易获得应有的公平的机会。在不少地方，裙带关系十分严重，一点点可发展的机会早就被这种严重的裙带关系独占。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中小城市居民向大中城市流动成了一种趋势。因此，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不仅要打破城乡之间农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身份歧视的户籍制度，更重要的是如何满足中小城市居民向大中城市大量流动的户籍问题。特别是当前大城市的户口仍然附着不少特别的权利时，户籍制度改革更是要打破这种限制人口流动的限制。
如果不打破这种限制，当前户籍制度不仅会使大中城市的户籍流动创造更多的寻租设租机会，导致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机制扭曲，而且也表明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方面是倾向于中小城市，或现在所说的城镇化。但是，从世界历史进程来说，现代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基本上都是先聚集在大城市开始，然后等这些大城市发展之后才逐渐向这些城市周边扩散，以此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如果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是限制在城镇化的取向上，希望创造中国城镇化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发展中国经济，这样做的后果可能如早年通过户籍制度制造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模式，同样可能造成中小城市，或小城市及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与大中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流动出现新的固化方式。
教育的机会平等是提高整个社会流动性的最为重要的渠道。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政府对教育的行政管制，从而使最好的教育越来越向大中城市城市聚集。如果户口改革开放仅限制在中小城市，或入学不能与户口脱钩，那么农村居民及中小城市居民希望享受教育的机会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从北京一些名牌大学调查的结果来看，农民及中小城市居民的子女进入这些大学人数所占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因此，政府的户籍制度不仅要求更为全面及范围更广泛的改革，而且更需要好的制度安排来帮助这些低阶层的居民获得教育平等的机会。因此，打破这种社会流动新的固化模式应该是十八大后政府重大制度改革要考虑的问题。
如何遏制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从伦敦街头骚乱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从普京第三次上任到奥朗德的上台，甚至于香港平民出身的特首梁振英胜出，我们应该感受到，这不仅在于各个国家及地区新的领导上任，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导人为何能够上任？他们代表谁的利益？他们上任之后，其经济政策将发生什么样变化？这些新出台的经济政策对国家经济或全球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可以说，这些国家胜选的领导人最为主要的是代表中低阶层民众的利益，是中低阶层民众的选票把他们推向国家的前台。因此，这些领导人上台，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公平与正义，就是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让广大民众分享整个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不是让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与掠夺。而各国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由此，一场强大的社会变革的冲击波正在形成，全球新社会主义思潮与力量正在崛起，一场世界性的社会变革也正在发生。
近二十年来，各国的金融资本与权力正在无限地快速扩张与膨胀，全球财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少数人集中，绝大多数人所持有财富的相对比重越来越少。比如2008年之前，华尔街大佬的年薪可以以亿元为单位计算，而一般民众的工资则不足其万分之一；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中国通过房地产市场及股市造就了近270万名百万美元富翁，造就近万名亿万元富翁，但是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改善。
为何全球金融业的管理层的年薪会那样高？为何中国金融业管理层及房地产企业高管年薪高出一般民众的几千倍甚至几万倍？是他们智慧超凡、工作努力、他们的工作更为艰苦？其实都不是。这种现象在全球泛滥，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的错误政策，在于政府把这种既得利益制度化的法律，在于各国政府人为信贷扩张导致的货币贬值，从而使得整个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华尔街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世界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因此，改变现行不公平的经济政策与制度，促使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这就是当前各国99%的民众发出的诉求。而民主社会正在通过选举的方式来反映绝大多数人这样诉求。我想中国政府也会回应99%以上民众的这种诉求。
就中国而言，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关系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也关系到其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大问题。而且社会的公平公正最基本方面就是居民收入分配公正性。因此，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尽管这几年，政府对此下的功夫不少，但仍然与民众期望相差很远。国内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为什么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会出现严重不公、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会越来越大？其问题根源在哪儿？中国收入分配调整或改革应该从何入手？
国民收入分配一直是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中心问题，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即国民收入在劳动、资本和税收间的分配）；二是国民收入在企业、居民和政府间的分配。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国民收入分配又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最后才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格局。
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一是1990年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及居民收入占比分别大幅下降；二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农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三是企业收入越来越向企业管理层集中（根据公开的资料，有些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工资总额占整个企业工资50%以上，是一般员工10倍以上，即这些公司成了少数公司管理层获利的工具）。收入分配主要是向企业管理层、政府倾斜。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及谈判能力弱，在于国有经济主导、企业管理层绝对权力、产业结构转型及垄断程度加深，及间接税负上升、隐性收入恶化等收入分配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