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中，无论是存量的市场还是增量的市场，其有效价格机制运行不仅最为重要，而且它也容易相互传导。如果在增量的金融市场放开对价格严厉管制并形成有效的价格运行方式，或利率市场化，那么这种价格机制很快就传导到既有的金融市场中去。这样就对政府的价格严厉管制制度造成严重冲击，政府职能部门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的，对增量金融市场的管制就不能放开。这就使得金融市场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这种增量式的金融创新与改革，其实是颠倒了金融市场现实的逻辑关系。即当前非正规金融市场许多问题，无论是民间信贷市场高利贷盛行，还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非是非正规市场出现了问题，而是正规金融市场不成熟、市场化程度低及政府对正规金融市场管制过度的结果。如果正规金融市场的成熟度提高、市场化十分深入、价格机制能有效运行等，那么民间高利贷市场就会缩小，中小企业融资就不会那样困难了。因此，要解决国内金融市场诸多痼疾，就得从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入手，全面放松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各种管制，形成金融市场有效的价格运作机制。
另外，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下，由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信用进行全面的隐性担保，这就使得这种增量式的金融创新与改革过度地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的情形不可避免。不管批没批准，从各地方政府争先恐后地推出金融创新政策来看，每一个地方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中央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以便能够更有利地过度使用现有金融体系。如此，这些地方可以把使用现有金融体系的利益归自己或造就出地方业绩，而把这些行为可能付出的成本或风险转嫁到整个社会来承担。巨大潜在的金融风险也会在这过程中不断地积累与放大。因此，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对当前掀起的金融创新与改革潮应谨慎对待，而不是任其泛滥。
对于当前国内这股增量式的金融改革能够走多远是相当不确定的。因为它没有厘清当前国内金融改革实质，也没有触及到国内金融体系所面临的潜在风险，而仅是一种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之思路。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内金融改革不仅要将重大的制度改革作为重点，也应引导建立有效市场价格机制（即利率市场化及汇率市场化），更为关注系统性风险及区域性风险。这将是十八大后国内金融改革的核心。
十八大后，无论是从个人经历，还是个人专业分布、能力、眼界等方面来说，新的领导人对中国经济政策会有新思路。要讨论的问题还有许多，比如住房市场、贪污腐败、国有企业改革等都是需求讨论的。不过，这些问题的核心还是改革思路的重大调整，只要改革思路与方向正确，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将站在一个新的起点。
民众的集体偏好决定了未来10年的中国
李稻葵（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和发达国家社会财力的下降，不可避免的使发达国家更加集中于应对中国崛起的各种挑战，它们将在中东、非洲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国际问题进行适当地收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中国。未来十年将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出现根本调整的十年，而中国自己在未来十年内必须从根本上回答中国的发展模式将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在世界舞台这两个根本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处理好，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基础将会在未来十年内基本奠定。
未来10年很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重新崛起的最重要的10年。为什么？其原因是未来10年主导世界的发达国家将经历极为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的调整，与此同时，中国将在未来10年清晰地回答两个关键的问题：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将走向什么样的模式？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大国？
影响未来10年发达国家走向的最重要的事件仍然是2008年全面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恰恰相反，它的影响在不断地深化。这就好像一个罹患重病的患者，病毒正在不断地深入到机体内部，要恢复健康必须经历深刻的来自内部的修复。
具体说来，这场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出现了深刻的矛盾。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在他的《断层线：无形裂缝如何威胁全球经济》一书中讲到，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房贷市场的过度扩张，而房贷市场过度扩张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内部的裂痕，那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十几年内，美国政府试图用信用扩张的方式来弥补收入差距，其结果就是信用的泛滥和金融危机的爆发。
这场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还在不断地演变，其最主要的表象就是公共财政的危机。从欧洲到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仍然在不可持续的高位，政府的债务水平必须调整，否则将无法持续。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还是在于政府与公民的潜在的契约关系必须重组。政府从公民手中收多少税、向谁收税、以什么方式收税？政府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给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与福利补助？这些是极其难以调整的社会关系。这两件事，即政府如何收税与如何支出，涉及的本质是西方发达国家最核心的社会关系。如果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发达国家绝对不可能走出当前的危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这场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深刻的，将会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过程。未来10年发达国家的主要精力将会集中在这个方面，而这一过程将会是非常痛苦的，它将会引起发达国家政治能力的下降，对外控制力的下降和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相对下降。分析到此，我们必须要清醒地看到，发达国家这一系列调整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和发达国家社会财力的下降，不可避免的是发达国家更加集中于应对中国崛起的各种挑战，它们将在中东、非洲、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国际问题进行适当地收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中国。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将出现社会的震荡和精英阶层对自身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又反作用于中国，使得发达国家更愿意把中国作为对手来应对。对于这种复杂的、由于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结构调整带来的对华态度转变，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未来10年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中国必须在两个大问题上做出明确回答。中共十八大的报告给出了纲领性的答案，但是大量具体的制度安排必须要在实践中摸索。
未来10年中国必须回答的第一大问题是到底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怎样的。一种可能的模式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即以个人自由为主要追求目标、以政府分权和国家财力的相对微弱为标志的政治经济体制；另一类模式是新加坡式的，政府以公共产品和公共秩序为重要目标、以国家综合能力为主要考量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这两类体制是两个极端。中国的模式朝哪个方向发展，不同学派各有各的看法，争议分歧是空前巨大的。在这种学派争议之间，我们必须看到，事实上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群体，他们并没有参加讨论，可是他们在每日每时都在以行动参加这场讨论，这就是中国的公众。中国公众的集体偏好是什么呢？我们必须研究清楚，因为他们的偏好将通过每日每时的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影响决策者，从而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在我看来，中国民众的集体偏好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传统不同，也与瑞典、西欧大陆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的民众相比于西方国家更加注重于社会秩序，也更加注重国家整体实力和形象，他们会以手、以脚、甚至在互联网上的议论等各种方式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演变。作为一种客观的预计而非个人的立场，我认为10年后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相对固化的，目标模式相对明确的，偏向于新加坡式的，注重集体、社会公益、国家整体形象和实力的经济发展模式。
未来10年中国必须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到底中国应该以什么形象出现在世界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对此我们当前是没有明确答案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决策者们猝不及防地登上了国际舞台，但是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如何演出。对此，未来十年中国将需要给出明确答案。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必须以不同的方式、以各种行动来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国际政治传统并不是扩张型的，而是保守型的。所有中国对领土、岛屿的宣示权都是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所形成的，而当前的政府只是继承了这些宣示权，而没有新的对外扩张的要求。第二，中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提出一套自成体系的国际治理的理念，而非就事论事、一事一策，也不是在国际问题上完全以短期的策略平衡为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未来10年内在国际社会上不可避免地逐步会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比如说在碳排放、环保、国际援助、国际组织中的出资等方面。中国需要以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其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