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决服从党的绝对领导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斗争中,必须独立掌握一支人民军队,使之成为党从事革命斗争的工具。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人民军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一诞生便和党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置身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党的宗旨为宗旨,以党的任务为任务,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
作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向前长期领导军队,独当一面。如何建设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他军事实践中的重要部分,也成了他关于人民军队用兵之道的重要内容。
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上进行的。这种社会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采取一种分裂剥削政策。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各自在中国寻找一部分政治、军事势力作为自己的代表,疯狂地掠夺、剥削我国的资源和人民的血汗。他们像一群贪婪的野兽,分赃不均时就相互厮咬。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必然是封建割据、军阀混战。而广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使他们有了封建割据和混战的客观条件。这种军阀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谁的枪多,谁就称霸一方。正如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指出的:"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因此,中国存在着军阀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闹独立性等思想的深厚土壤。这些思想倾向也难免会反映到人民军队的建设中来。
正是由于中国这种特殊的国情,徐向前始终把坚决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作为一贯坚持的根本建军思想。徐向前认为,将部队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任务而斗争,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武装的鲜明标志,也是它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所在。他在总结人民军队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时指出:"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这种伟大的精神,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以革命的理想灌输到人民军队之中形成的。没有这一条,军队就没有理想,没有方向,没有精神支柱。因而也就不可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早在鄂豫边根据地时期,徐向前在他的军事实践中就十分强调这一问题。
前已述及,1929年11月20日,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2日,大会通过了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决议案》对红军组织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1.各级政治指导员对各级士兵委员会居于指导地位;
2.各级政治指导员须由革命委员会派遣,各级军官命令须由各级政治指导员签署,才能发生效力;
3.高级政治指导员非同志不能充当(这里的"同志"系共产党员的代称);
4.高级党委应规定全军党的工作路线,在士兵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使非党籍士兵群众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行动;
5.红军游击到各地时,其军事行动应由党委及该地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之。在地方党部和党委意见不同又不能取决于高级党部时,则仍采用党委的意见。
显然,这些规定,明确地规定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工作的作用。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决议案》还规定了红军士兵的教育问题,政治方面主要是:
1.加紧士兵对土地革命和阶级意识的养成和认识;
2.加紧士兵对群众组织的能力;
3.加强政治讨论;
4.组织士兵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
5.加强士兵的识字运动。
上述前三个方面,系对士兵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显而易见。组织士兵俱乐部和开展识字运动,是为了提高士兵的文化水平,活跃士兵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
应该看到,这个《决议案》产生于1929年12月初,与同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同时产生的。而且,《决议案》还对红军与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和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扩大红军、瓦解敌军、如何执行党的政策等,作了具体的规定。这说明,早在红军创建之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徐向前这些红军的领导人,就开始依据马列主义关于人民军队的基本原理,探索中国这种特殊国度里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虽然在探讨的深度上仍然存在着差别,但这种探索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根据这些思想,徐向前和其他红军领导人在部队中努力贯彻这一原则。他在回忆鄂豫边初期建军的情况时说:"军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搞党的工作。不论是师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要编到党小组,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学习党的决议、指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都建立了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不断得到加强。比如,建立和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举办党的骨干分子训练班;制定军、师、团各级政治机关的工作细则,并编印了《党员须知》、《支部组织及其工作》、《连指导员须知》等;支部建在《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9～90页。
连上,发展党员严格遵守入党条件,等。通过这些活动,使军队鲜明地坚持了她的党性原则。
正是由于四方面军在发展中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以革命精神灌输于部队的建设之中,从而使这支部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险阻、曲折,异乎寻常,简直超过了正常人的忍受力、负荷力。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红军走到哪里,敌人便追堵到哪里,根本不容你有立脚之地、喘息之机。红军走了打,打了走,边打边走,几乎无日不走,无日不战。部队在敌占区转战,人生地不熟,物资供应毫无保障,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药品没药品;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深涧激流,绝壁险滩,雪山草地,原始森林,无不留下红军的足迹,也吞噬掉不少同志的生命。内部的错误,更加剧了转战中的困难和危险。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军事指挥,曾使红一方面军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后,兵力损失过半,险些陷全军于覆灭的境地。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也使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碰壁,损耗了一半兵力。但是,不论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也好,恶劣的自然条件也好,党内的错误和分裂也好,都吓不倒红军指战员。红军不愧是英雄汉。所有的危难,都被党和红军的集体奋斗一一战胜了,克服了。蒋介石的短期内必将消灭红军的梦想,彻底破灭。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奠基西北,揭开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新篇章。而红军之所以能在人类军事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造这一独一无二的伟大奇迹,根本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红军有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
1936年7月,徐向前在向美国友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介绍红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时,概括了八条:(1)红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拥护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并且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而行动。
(2)红军来自农民和工人群众,而且有一部分来自白军的革命士兵和军官。(3)红军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4)红军有阶级觉悟。它的指挥员、战斗员有自我牺牲和斗争到底的精神。(5)红军代表群众的利益,得到群众的支持。(6)红军是中国彻底拯救民族的社会力量,它决心把这个使命坚持到底。(7)红军在斗争过程中,有改正任何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8)红军坚持真正的中国革命传统精神,并保持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这些要点,是徐向前建设红军的指导思想的缩影。贯穿其中的一条指导性线索,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领导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积极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他强调指出: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的。"如何克服部队中的不民主的现象及一切不良现象?主要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军队各级首长都必须知道,首长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针对某些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倾向,他说:"有些同志强调自己是首长,有些同志打下几个胜仗后,就老子天下第一,否定党的领导作用了。实际上如果没有党的保证,你一个旅长一个团长又有什么办法打胜仗?你打了胜仗,即算是在战斗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也只是起了一分子的作用,有什么了不起呢?"
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处理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问题。徐向前指出,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都是为着党的总任务服务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仅仅是在业务上有区别,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消灭敌人。军事政治二者不能分开,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任务也是一个总任务的两面。二者同样重要,不可偏废。军事干部认为是只管打仗,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政治工作干部认为只管政治工作,是单纯政治工作观点。军事工作没有搞好,是军事干部负主要责任;政治工作没有搞好,是政治干部负主要责任。如果部队不团结,会直接影响战斗力。因此军事干部必须懂得和参加政治工作;政治干部也必须同样懂得军事,部队如果打败仗,甚至接连打败仗,政治工作还有什么作用?如果政治干部打起仗来就躲在后面,还谈得上什么战时政治工作?这样的人,难怪人家说他是卖狗皮膏药。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磨擦,闹地位,争享受,争权柄,这都是不对的。现在全国最高的领导机关,是党中央。我们全晋冀鲁豫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中央局;军队中最高的领导机关,是党委会。加强党委会的工作及其领导作用,就可以解决军政的磨擦问题。党委会讨论决定后,军、政干部分工去做,为同一个任务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
徐向前还特别强调,军事工作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都应该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把自己看成是党的干部。他在讲到连队的军政干部时说:"连队的中心领导是支部。不管是军事工作干部或者政治工作干部,都必须服从支部领导,都须对连队党组织负责。支部是连队中党的最高组织。连长和指导员要定期向支部作报告,支部要定期检查连长和指导员的工作,把连队党的领导确确实实建立起来。这样就可以防止干部个人主义及一切坏倾向的发展,否则他对个人负责,不是对党负责,坏倾向就越发展越厉害。"
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工作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后来被林彪一伙搞得十分混乱,以致把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对立起来,表面上把政治工作捧到了天上,实际上把政治工作摔到了地下,严重地损害了党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形象。回过头来看看徐向前当年的这些论述,应该说是很深刻的。正是这些正确的思想和实践,丰富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形成了人民军队正确的建军原则和优良传统,从而使这支军队始终保持了她是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为着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而英勇奋斗。
二、团结,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对于武装集团来说,团结尤为重要。只有保持部队内部高度的团结统一,才能形成铁拳,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徐向前在他的军事实践中,始终把团结看成人民军队的生命。
徐向前强调团结,首先是和坚持坚决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相联系的。这就是军队首先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反对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抗日战争时期,有的军队领导干部对接受中共中央地方局的领导存在模糊认识,因而影响党和军队内部的团结。1942年11月,徐向前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发言指出,有人说西北局不能领导边区的军队,这就形成军队与党的不正确不正常的关系。他发问道:西北局是党中央决定成立的,西北局是不是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的领导者呢?是的,我们应当相信。
在团结问题上,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团结又是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地方政府是指革命根据地内建立的革命政权,如红军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政权。但是,有的军队干部不尊重地方政府,随便破坏政府的政策,不尊重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打骂政府工作人员。徐向前在一次讲话中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四团某营中,有一个副官包庇用法币的老百姓,违反政府法令,区长出面干涉,这是他的责任,应该干涉的。可是我们的副官却把区长在院子里打了一顿又打一顿。教导员在外面走过,泰然自若地过去,不管,不处罚副官。以后司令部派人查,查出来是包庇,于是给该副官判处徒刑三日。该团的干部都不满意,并说,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干了。大家起来威胁。军队对于政府法令可以随便破坏,自己营部的副官打区长,教导员在那里看着不管,上面查出来,还起来反抗,明明晓得是不对的,还来庇护。
对于这种影响军政团结的不良现象,徐向前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并以此教育部队认识军政团结的必要性。他说,从认识上说,这些同志是不了解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列宁说:革命就是为了夺取政权。我们的军队不仅要拿起武器把统治阶级推翻,夺取政权,而且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巩固政权。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夺取了政权就完了,夺取政权才是革命的真正开始。但是我们的同志就不了解这一点,不尊重我们的政权,不号召我们的军队起来拥护我们的政权。同时,有的同志不了解政府的法令就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政府颁布的法令也好,决议指示也好,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我们党的政策。它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们党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根据革命的需要,来规定具体政策的。政府是根据这些政策来规定它的法令和办法的。随便破坏政府的法令,就是不尊重政府。军队是最有组织的,行动是最一致的,领导也是最集中的。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用这个组织,用这个行动的一致,用军队严明的纪律,来帮助政府,拥护政府。
与军政关系紧密相联的是军民关系。中国工农红军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紧紧地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是这支军队建军之初就明确了的。但是,旧军队的军阀主义作风仍然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人民军队内部来,何况人民军队的一部分成员本来就来自旧军队。因此,教育广大干部战士从根本上认识军民团结的重要性,认识危害军民团结的严重性,成为徐向前管理军队、建设军队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