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股狠劲,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徐向前回忆说,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且战役战斗中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均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撇把子、大刀和马尾手榴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条件下,我军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主要就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五百米不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下去,敌人倒下一大片,惊慌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我军的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又不实行近战歼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便是空谈。而要近战歼敌,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狠"字。两军对垒,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必须"狠"字当头,力争多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公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
这种狠的战斗作风是哪里来的,徐向前认为,它来源于红军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狠不起来的。
第二是硬。
徐向前认为,部队作战,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狠是狠,但砍完就"撒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一部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为什么必须要硬,要敢打硬仗,恶仗?徐向前具体分析了红军作战的条件,指出了这种作风对于红军的必然性。他说,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仗,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拣某一点或某一路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援敌的包围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追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拣省劲的仗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敢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避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认为,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外,部队在节骨眼上能不能过得硬,熬得住,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进一步分析说,部队作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固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较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障山阵地被援敌突进,已经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中,我军遭敌重兵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部队顶得住,冲得出,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精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几乎已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了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同我们打,你想消灭他,谈何容易!当然,这种硬,决不是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
如何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徐向前认为,关键在干部。他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
徐向前还生动地回忆他到鄂豫边区带兵时的情形,说:"我刚到鄂豫边区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枪嘟嘟嘟嘟一响,不少新兵赶紧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师政委李荣桂、参谋长刘英,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象许继慎、周维炯、蔡申熙、刘英等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作风,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是快。
徐向前认为,"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对于"快"在"走"中的作用,徐向前说,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迷藏"。那时部队行装简单,人人有副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命令一下,干粮袋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了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竭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得主动,走得隐蔽,走得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致胜的目的。徐向前还以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的长途转战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当时,前有敌堵,后有敌追,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我们翻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拼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了敌人,取得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对于"打",徐向前认为,我军更离不开快的特长。因为速战速决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中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阶段到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的战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从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概莫能外。这又是因为,持久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役战斗中和敌人长期对垒,持久消耗。对付敌人,我军一般是在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突然进击,争取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利落地解决战斗。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势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断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制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
徐向前举了鄂豫皖时期的两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快"之于作战的重要作用。商潢战役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急行军,抵豆腐店地区筑好工事,严阵以待。我们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取得了打援的主动地位,一举将数万敌军打得溃不成军。枣阳新集之战,我军丧失了几小时的时间,乌头观制高点被敌抢占,我们付了相当大的代价,亦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战时的快速作风,如何养成?徐向前认为,靠严格要求,点滴抓起,平素养成。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宿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树立指战员坚强的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拉拉,慢慢腾腾,马马虎虎,军队不像个军队的样子,习惯成自然,是要吃亏的。部队平时养成了快的作风,战时就能发挥作用。
第四是猛。
徐向前指出,部队进若锋芒,战若雷霆的勇猛作风,首先是一种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两军相遇勇者胜"。这是真理。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我军当时装备差,人数少,然而却迭摧强敌,屡战屡胜,道理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是大无畏的勇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从精神上压倒了敌人。部队打起仗来,眼睛都红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高喊着"杀"声,猛虎般地扑向敌人。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继续上;一次冲锋不成功,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往往被这种先声夺人的勇猛气势吓破胆,仓皇无主,不战自乱,以致完全失去抵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们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能俘获数倍于己的敌人,缴获一大堆武器弹药,原因就在这里。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一种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宛如行蛇利刃;追歼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得吐了血。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
但是,部队的这种勇猛作风,必须用当其时,用到点子上。他举例说,突破口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性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所以,要使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力量,归根结蒂,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如何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徐向前认为,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使部队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其次是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第五是活。
红四方面军的灵活机动性,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的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的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徐向前指出,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红四方面军在战争实践中之所以形成这种优良作风,是与徐向前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他是这一优良作风的实践者和培育者。当然,实践和培育这种作风的还有一批党领导下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徐向前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宝贵结晶。"
五、做"知兵之将"
1942年,徐向前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徐向前指出:"要想掌握现在的军事技术与复杂的军事组织,求得战争的胜利,没有精通军事的干部,没有集其一生精力求得精通军事的专门家,是不可能顺利的掌握近代的军事艺术的,也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近40年后,徐向前在答《军事学术》编辑部问时指出,军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熟练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的人,特别是干部。他说:"孙子讲"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就是讲指挥员的重要性。"
作为一名身经百战而又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徐向前一直把当好一名合格的指挥员作为重要的用兵方略。
干部要指挥部队,首先要有威信。而这种威信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这是徐向前的一个重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