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宋，张炎《解连环》）仅这一点的相思，便可化做思念的大海，让那排山倒海的波涛卷来，把那痴想的人儿冲走，只落得一片白茫茫的岸滩真干净。
记得十年前，我和蒋庆参加了一次与北欧学者的交流，接待的是几位所谓"绿党"的成员。交谈中不知怎么扯到了社会的发展，洋人"欧洲中心论"的理念浅薄地写在了脸上，说：进步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蒋庆当即反驳：进步不是唯一的尺度，社会的发展还应该有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幸福。
幸福
《辞海》对"幸福"这样解释：幸福"是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从伦理上说，"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和道德的标准"。这里实际上讲了两个问题：前者所说的幸福，其实就是快乐；而后者所说的幸福则成为一种人生观，是一种理性的诉求。
人类用语言所最难以表述完美的那种情愫，可能就是幸福了。幸福是快乐吗？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快乐，终究是生理层面的，而幸福则是纯心理层面的东西，二者虽有联系，却又不能等同。如果说幸福是指一切福喜好事，那只能是浅薄小人的无知。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应是深入人心底的一种愉悦，是人在一个瞬间的时段所能感受到的最高精神享受，它既不是美，也不是快乐，而是人的心理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充分理解与认同，幸福与其说是一种欢愉的情感，不如说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幸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得到的，人们往往以为幸福是一种人生的目标，把幸福看做是未来式，总在不停地争取中，为获取幸福极尽努力。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幸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每时每刻。当我去医院看望已多日不能进食、枯瘦如柴的老友，心升怜悯则又漂出了一丝庆幸：我还能吃东西，我有多幸福。滚滚红尘，有多少人为了追求幸福而不懈努力，最终陷入名、权、利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真正的幸福恰恰就在出发的原点，而他们却坚信它在更远的地方。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幸福，不是看他拥有多少令人高兴的事情，而应看他是否正在为一些小事烦恼着。只有幸福的人，才会把那些不关痛痒的事情挂在心上，才会对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敏锐的感觉。而那些正经历着大灾大难的人，是无暇顾及这些小事的。那些正经历着幸福的人，只有在失去了幸福之后，才会发现它们曾经存在。所以，人应该学会从最平常的日子、最琐碎的事情中仔细地品尝幸福。
那些世代居住在大山深处、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绝大多数都天生就会跳舞，张口就会唱歌，他们的社会形态并不发达，且大多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地区，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非常丰富，他们的舞姿如行云，歌声如流水，那是由内心中流淌出来的欢乐。这种生活正是海德格尔向往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而今日繁华进步的大都市，不论你有多少年薪，都已经不可能奢望有这样梦境般的生活了。进步这把尺子就是这样驱赶走了人们曾经拥有过的幸福。一个人如果不能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不能为它们感到自豪，不能尝试体验那种朴实的幸福，纵然是现代化了、进步了，却又是谁的现代化和进步呢？常说人是根本，人失去了精神追求，现代化的意义又何在？
幸福，是一个永远难解的迷，是人心中一个诱人的笑靥。她让人向往她，为她而努力奋斗，却又不容易得到她。在得到了幸福的时候，人们可以感受它，却难以描绘它。当你真正抓住它的时候，它又会偷偷一笑，笑你已人生无多……
说"偏激"
偏激一词，未见于《辞海》和《词源》，可见是个新词，历史并不悠久。在意识形态定于一统之后，对于思想不合者，多用"偏激"一词概之，是谓不能坚持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认识上带有偏颇之见，无足可取，被视为偏激者，亦即早年错误思想之谓也。
人有思想原本是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每个人的生长环境、阅历不同，看问题的方法、思路就会有所不同，这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也正因为各自认识的不同，才会为领导者正确决策提供各种参照物和选择方案，对于不同的认识和看法的容忍和接纳，正是检验领导者胸襟和器局的一种标志。在今日，对于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已经不再用"错误思想"这一概念来批判了，这是历史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但是错误还是错误，不用"错误"就用"偏激"吧！换了个新名词，所概括的内容却没有变。但是细想去，"偏激"的概念还是颇值玩味的。
说人"偏激"，其实是把自己孤立起来的一种思想方法，一个人不能包容，于是形影相吊，环顾四周，非左即右。毛泽东强调百花齐放，并无偏激说"偏激"
之说。难道那些开得鲜艳一些的花，或是长得短小一些的草，就非左即右了？有了这种思想方法，很难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要么自己单干，要么搞运动整人。原本是自己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却说都是他人的错，且永不改悔！有了这种思想方法，如果再授以权柄，受祸害的就绝不是少数人了。
说人"偏激"，那是先把自己确立为永远正确的坐标，并以此为基准，然后再去修理别人。所有的人只要不合于我的认识，不能与我看齐的便是非左即右，便是认识偏激，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首先确定的目标来整齐他人，便是这种人的思想方法，其实一个人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既不能以自己曾经正确过而自命不凡，也不能以自己有过错误而萎靡不振，人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一贯正确了就停止了，无法前进。不能与时俱进，便会落后，一切都是辩证的。再说倘若有一天待自己转变了认识，是否自己也变得偏激了呢？非也。因为只有永远站在自认为正确的立场上，才会看得别人偏激，足见偏激的永远都是他人，而非自己。
说人"偏激"，只是器局狭隘之人的所为，因为狭隘，难容他人，为了排斥他人，以偏激为口实，拆墙撤梯，设置障碍。做人，比较的是胸襟坦荡；为官，比较的是器局大小。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一个器局狭隘之人，原不适合为众人首领，可以做些自己能做之事，最是妥当。但非要为官，器局限制，便不可能有大作为。说人偏激，体现的恰是自己的豆胆小量，不能容人者，难以成大事。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少，但真正能实践好的，自古以来稀少。因为人在官位，头脑会膨胀，器局伴随着头脑的不断膨胀而急剧收缩，只能日渐狭隘下去。
偏激，看似一句客观公正的评价，却包含着说话人丰富的内涵。但世人不会因某人被说"偏激"而不理睬，也不会因某人说人偏激而恭维。与正确是不用辩解的一样，被说偏激也不需辩解。让这个世界多一些不同的认识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大自然可以丰富多彩，而人类社会就只能有一种思想、一种认识。其实世上真正有价值的理念，最早大多来自"偏激"之见，当这种"偏激"冲破束缚之后，即会蜕变为了真理。由是看来，说别人认识偏激者，其实正是世上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人最自负的声音。
谈谈"既得利益集团"
近几年，"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概念渐渐地耳熟能详起来，出现在人们的言谈之中，出现在报章杂志中。人们不论知不知道这个概念，都已经在熟练地使用了，因为它的矛头所向，正是人们心中所要泄愤的对象。
今日的"既得利益集团"究竟指的是谁呢？它并非是指某个特定的个人或个别的团体，而是专指靠非正常手段获取利益的那个群体。在中国，主要为三类人：首先是那些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的部门和行业，其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其次是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造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的那些群体；最后是利用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的国家公职人员。所有这些群体和个人，他们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和国际惯例，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和创新，只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因此，他们成为今天人们愤恨的对象。
既得利益集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细分析，它彰显了中国的四大不公：首先，是资源配置不公，许多行业，民营经济进不去，只有国企长期获得垄断利润，其职工获得超额报酬。其次，是行政垄断。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铁路等行业，政府操控资源，通过行政手段获取垄断利润，然后将利润转换为个人收入。再次，是政府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入股煤矿及药品审批等环节，某些人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政府的特许、配额、许可证等，为其带来高收入。最后，这些非正常手段暴富的人，既不做慈善事业，鄙视穷人，又使财富不合理使用，如在赌场一掷万金，引起人们极大反感。据统计：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和烟草行业的职工有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工资及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又有数据显示，工行、建行、招行和浦发银行的员工成本占营业费用的比重超过50%。这些依靠垄断获得的高额收入已经引起人们的不满，更不要说还有些公职人员通过贪腐攫取的黑钱了。
在今日的发展中，之所以能产生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实现完全的竞争经济。企业的发展不是靠竞争，而是靠垄断和权势，少数人通过企业资本运营和国有资产转让的权利，通过MBO，使国资流入自己的腰包，迅速积累起大量资本。而今，既得利益集团不仅获得巨大社会财富，而且还掌握了部分社会主宰权，控制价格，并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例如房地产商，通过收买媒体、做广告、肆无忌惮地从消费者手中揽钱。当人们普遍呼吁应降低房价时，他们又团结一心，坚持到底，做"猪坚强"。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初衷决非是让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先富起来。正是产生了这样一个群体，才使许多人对改革发生了动摇，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对于今天至关重要。虽然这个群体暴发于经济改革时，却是根植于中国三十年来未能解决的政治体制之中。所以，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仅在经济上用劲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今天，已经成长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日益团结起来对抗各种改革，使改革事业功亏一篑。
在将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核心的问题是对政府无所不能的权利的制约，同时还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改革，例如设立人民基金，对高利润的国家垄断企业，不仅要征税，而且要有社会分红，以真正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内涵。
有感"孙子"
《孙子兵法》是研究战争的学问，自古至今被兵家奉为圭臬。今日研究《孙子》更是盛世一景，余自《孙子兵法》首届国际会即参与，后又参加了第三届和本次第六届国际会议。因是国际会议，来了不少洋人，有美、日、俄、法、瑞典等许多国家的研究者，还有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多人，皆组团而来，将一座美丽安静的山庄填塞得满满当当。开幕式上，来自北京的将军们坐满了主席台，倒把出钱资助这次会议的深圳一家企业老板撂到了最边边的角落。
说来也怪，企业家经商挣钱原是本业，不意竞也迷上了《孙子》，有钱人办事就是不一般，豪气、大方，变个法玩《孙子》，请百十个著名书法家，每人写一段孙子的语录，集录成《孙子百家书》，又请荣宝斋木版水印，做成一箱箱的礼品，据说一箱要五万元，须知这"百家书孙子"绝不是小钱可玩的把戏。
把玩《孙子》本是极雅的事，蚁附者多可以想象，来自各国各地的"学者"们，从各个方面谈论《孙子》，可谓南腔北调，五花八门，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新鲜实是新鲜，但味道总觉不正。会上有一老者言："孙子兵学不仅可以指导战争，而且可以用于经商、行政管理、体育、医学，甚至可以打太极拳，皆可受益无穷，实是一部宝书。"有一美国佬叫嚣："中国人就是好斗，愿意打仗，两千多年前就已如此，今日可想而知。"那厮也不想想，他们美国要是不想打仗，去伊拉克、阿富汗、越南干什么？战争是国家利益的追求，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利益在中东，便飞去了那里，而我们不认为自己的利益在国境以外，所以不存在突然打人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人触犯了我们的利益，我们也不会客气，你就是块石头，我就是只鸡蛋，老子撞你一身黄儿。其实吵也没什么好吵的，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真理总是掌握在学问深厚的专家手中，这大概不会有错。研究孙子，花费功夫，用尽心力，方有所成，诚不易也。有位老专家端坐着宣谈论文，声音浑厚有磁性，说："孙子是伟大的和平使者，这部兵法的要旨是以战止战，不是为了战争，而是要消灭战争，学习《孙子兵法》关键就在"不战"，要"慎战"，要用"外交"、"伐谋"等手段来达到和取代战争的目的。"实是高论。言者满嘴泡沫，听者一头雾水。余不解，不想打仗看《孙子》干什么！要治国可以看《论语》呀！不想打仗的人能赢得战争吗？还是什么"和平使者"！李鸿章去日本马关谈判，就是扮演的这种不想打仗的"和平使者"角色，结果则是丧权辱国。学者的研究和历史的现实隔得如此遥远，显得这般陌生，让人深深地领会了什么叫做"迂阔"。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只会放烟花，洋人学了去，造出了枪炮，打败了国人，又是赔款，又是割地。中国产生了伟大的《孙子兵法》，但孙子的子孙们却只会一味地讲和平，讲止战。而美国人把《孙子》学了去，打败了阿富汗，又赢了伊拉克，却又反过来说中国人好战是有历史渊源的。世间的一切竟是如此的荒诞。国人和洋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有点问题，国人的脑子进了水，洋人的嘴巴抹了油。
要说《孙子》的思想精髓应该是他的"全胜"战略思想，是告诉人们怎么把仗打赢。军人就是打仗的，和平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越位，事情就会搞得一团糟，这本是极浅显明白之事。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要害还是要"屈人之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还叫什么"孙子"。国家战略，在哲学层面上可以是和平的，在兵学层面上还是要讲求如何取胜。不然的话既然热爱和平，喜欢休闲，就不要看《孙子》，看《庄子》好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却被会议上的军民弄拧了。孙子成了"和平使者"，这似乎有点像美军在伊拉克所宣传的那样，滑稽可笑。愚人久之终愚已，现在只好解释说没办法才打仗，战争是不得已的事情。"没办法"是你笨，"不得已"是你被动，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看看这孙子国际会议的代表，有肩章灿灿的军官，有西装笔挺的洋人，更有佛门的袈裟和花枝招展的靓女。孙子是用于战场的兵法，历两千年不朽，今日移花接木，用于商场，商场如战场；用于官场，官场如战场；用于情场……游戏有规则，道德有底线，孙子是对付敌人的，将其用于其他方面，就会打穿底线，破坏规则！无所不能的理论，就会有无所不用的去处。今日的所谓孙子研究更像是个百老汇，演绎着和平都市的一片繁华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