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张居正向这种根深蒂固的积习挑战，他制订了"考成法"。这个令无数官员头痛的"考成法"，说来也简单，就是建立三本账，一本类似于当今各机关的收发文簿，将各种公文登记造册，每月一清。另外二本，对公文中所要处理的事情，注明办理期限，一本交六科来检查执行，一本交内阁来督促检查，凡完成的予以注销，没有完成的层层追究，件件落实，月清年结，责任分明。所有官员，前案未结，不许升迁离职。这个看似简单的办法，对苟且成风的官场恶习，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使一贯死气沉沉的官场，多少被激活了些。因为，官僚就是这样，百姓的苦难死活，他们可以漠然置之，国家的安危存亡，他们可以视若无睹，但是事情一旦关系到个人的乌纱帽，他们就绝不会掉以轻心。作为个人向中国千年官僚群体开刀的，张居正是第一人。
不过在中国，改革家的下场大多不好。张居正当朝时，"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太热衷"，二是"太操切"。太热衷则不肯放弃权力，太操切则树敌必多。政治从来都是利益的角逐场，而不是道德的评判台，道德只不过是政治用以攻击对手的武器而已。张居正的忽起忽落正能帮助人们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政治这台大机器的隆隆运作机能。
冷眼看"曾、李"
近年，自历史传记体小说《曾国藩》开了先河以来，一时间近代历史人物的传记小说被炒得沸沸扬扬。李鸿章、左宗棠、谭嗣同、张謇、杨度等人的传记体小说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冒出来，在图书市场上风行一时。其实读者如果真指望从这些小说的描述中去了解历史人物的庐山真面目，那就有如雾里看花。因为史学界对这些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近年来虽着力较大，但研究还很不深入。同时随着大批新史料正在发掘整理，对这些人物的研究将会不断有新的认识。在史学界还未深入的领域，指望小说家的丰富想象来给世人描绘一幅风云人物的真实画像，又怎有可能！
以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同治中兴名臣和洋务巨擘为例，小说描写未必真切。曾国藩出道之时，正是清朝道光皇帝执政之时，这位皇帝特别讲究理学名教，以期呼唤官员良心，谨守祖宗旧制；而理学名教在曾国藩那里也是极为推崇的，作为立身处世之本，并大力宣扬。君臣理念上的一致，又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个契机，曾国藩由此踏上晚清重臣之途。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所崇尚的理念是被中国农民用乡土方式粗俗理解的基督教教义，面对西方思想的东来，曾国藩当时起的最大作用是以理学名教抵御"西力东渐"，他把保卫大清江山社稷与保护中国传统名教合二为一，并以此为号召，组织湘军成功地剿灭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曾国藩坚持以理学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树立了中国传统社会世人标榜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楷模。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后人眼中，曾国藩都是１９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位大儒，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道德理想的现实化身。在近代化思潮由大洋彼岸以拍岸惊涛之势在中土初起之时，他所起的作用是"振人心、保名教、护社稷"，正是从这方面考虑，所以对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残酷，时人因其中兴有功，且复兴儒学深孚朝野士人之心而不多加讨论。这里其实隐含了一个为世人所刻意忽视的文化悲剧：为了一个被自己和同类视为崇高的政治理想，而可以毫不珍视他人的生命和生活。这一文化悲剧在我们中国后来的历史中还不断重演，"文革"中那种为了血腥的政治理想而不惜千万人的生命的理念似乎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今天我们谈论曾国藩，其意义正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研究历史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凡对历史的所有兴趣都是由现实需要所引发的。曾国藩之所以在今天被人们如此青睐，背后隐藏的正是文革以来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陷入一种空前危机所产生的现实需求。原因很简单，曾国藩正是以其当时被视为崇高的道德形象才得"文正"这一最高谥号（有清一代，只有两人得此谥号）。
后人常将曾左并提，而其实这两人除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时表现一致之外，其余并无多少相似之处。如果说在面对西方列强力度一次比一次强大的挑战面前，曾国藩展示给世人的形象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道德理想楷模形象，所卫护的是中国理学名教，那么李鸿章则是作为一个实干家和不完整意义上的改革者，在中国近代史上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开创了将流氓无产者引入中国政治生活的先河。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国藩是中国１９世纪最后一个代表者，而李鸿章则是开创２０世纪中国的第一人，成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重要代表。
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是因为他兴办了许多事情，如开工厂、办新军和北洋水师，兴建铁路和邮电等事业，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在兴办工厂和组建军队的过程中，其资金并不来自于国库，而主要来自于厘金、捐项等被李鸿章及其亲信所把持的地方财政收入。李鸿章集团的骨干成员主要来自于军队将领和幕僚，李鸿章的淮军主要来自于游离于土地之外的游民。这标志着一大批没有经过科举制严格选拔、仅以军功起家，充满流氓无产者气息的人进入晚清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这从根本上撼动了中国自隋唐以来成为定制的干部选拔制度---科举制，从此结束了按儒家政治伦理来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为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生活的毫无政治原则及流氓无产者化开一代风气。推根溯源，导致清政府在1911年最后垮台的原因，则可以从财权、军权及用人之权的旁落找到源头。
和李鸿章洋务运动同时开始进行的日本明治维新使日本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而李鸿章的洋务新政至今还蒙着失败的耻辱，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淮系集团人员的素质充满着流氓无产者习气，根本不可能承担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社会的历史使命。最有悲剧意味的是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阶层。黄遵宪在悼念谭嗣同所写的一首诗，说明当时人根本认识不到晚清的腐朽。这首诗写道："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奁深韬付，留寄松阴后辈看。"其中的赞许，颇以中国维新人士优越于日本明治维新志士。
曾国藩、李鸿章虽已辞世近百年，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代表的曾国藩，因其代表的是一种旧的政治理念，这种旧价值理念已不可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认识１９世纪中国面临的巨大变局，在这种旧价值理念导引下的任何政治举措不可能将中国导入一个新时代。而李鸿章虽不追求任何价值理性，只有一种讲求实用的工具理性，所以虽然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但也不能站在时代之上，应付西方一次比一次力度更强的挑战。
纵观世界历史，每当一个新时代来临，总需要眼光博大的思想家和强有力的政治家来导引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前者代表一个民族的思想高度，决定这一民族能走多远；而后者则直接由政治操作层面上将思想家的理想付诸实践。中国的１９世纪最需要有时代眼光的政治家，而中国人民的不幸就在于这个时代没有产生政治强人和开一代新风的思想家。
一代帝师翁同
近日读谢俊美先生撰《翁同》一书，时有感慨凝滞胸臆。谢先生的溢美之词并不能使翁中堂光辉放大，反而使我透过华丽的辞藻看到了翁家世代的奴相。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
翁同，江苏常熟人，光绪帝师。翁家一门进士，两代帝师，其父翁心存乃是同治帝师。由是翁家享誉海内，常熟小城更是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官场诸人皆唯恐巴结不及，不意却有书呆子曾国藩于翁家权势炽热之时上奏清廷，以安徽巡抚用兵乖张，屡失城池，严参翁家长子翁同书。奏上，龙颜大怒，旨翁同书发配边疆，此事令翁心存痛心疾首。不久翁同由坊间探得，这份深深打动皇帝的奏折乃出自曾国藩幕中神笔李鸿章之手，于是暗暗记下了这个断送了自己哥哥前程的合肥小人。
多年的韬光养晦和苦心经营，翁同终于在光绪登基后实现了自己位极人臣的夙愿。官拜户部尚书，掌握了大清的财权。他上台后的一个重要措施，便是截住了李鸿章正在建设的北洋水师经费。所以自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后，清廷再也没有为之购买过一只战舰，以至这支初建时位列全球第六的海军舰队，到甲午战前已被日本追上，在实力上渐不如人。正是更多地考虑军事上的原因，李鸿章在甲午硝烟初起之时，并非想走入战争，无奈被好战的翁氏师徒赶进了火海。及至战败，光绪要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求和，李鸿章恳请皇帝令翁同前往，翁则以"微臣从未办过洋务"
之辞坚拒。作为主战派的首领，惹下的这场大乱，自己不去收拾，为保全名声，拍拍屁股走人，足见大清的江山社稷远没有自己的身价名节重要，这就是翁同的价值观。
在甲午战争时未能如愿一展宏图的翁同，终于等来了一次新的机遇。当戊戌年的变法热潮涌起时，翁同再次做了弄潮儿。他向光绪举荐康有为，说这个年轻后生"胜过老臣数倍"。被自己老师的极力推荐搞得将信将疑的光绪，怀着一颗好奇心接见了康有为，随之便被康有为的新学说所蛊惑、吸引，由是力荐康有为的翁同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改革派新党的领袖，可惜还未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被慈禧赶回原藉，"永不叙用"。不久，变法失败，光绪被囚瀛台，举国追杀康党。这时远在常熟赋闲的翁同仍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在日记中写道："设使老臣在位，决不让尔等（康梁）如此猖獗。"他完全忘记了自己举荐康有为之事，为了洗脱康党嫌疑，表现出了极为坚定的立场，在政治上与朝廷保持了一致。由此观之，如同墙头草一般的翁同虽可以做帝师，但不能为人师。
对比翁同龢，李鸿章则是另一种状态。在六君子被弃菜市口之后，慈禧召见李鸿章曰："有人参尔康党。"在一片白色恐怖的京城之中，这话由老佛爷慈禧口中说出，不啻晴天霹雳。然李鸿章却坦然面对说：康有为所做之事，乃臣数十年欲做而未成之事，如此说来，臣实是康党。那种环境中，胆敢在慈禧面前讲"臣实是康党"者，唯李鸿章一人。余常思：一个75岁高龄的老者，敢于不畏强权而犯上直言，骨头如此之硬，就人来说，可谓极品！
翁、李同为晚清重臣，生活于那多变的时代，一个为爱国的忠臣，一个成卖国之奸佞，百年风雨，大浪淘沙，又有谁解其中味。如同今日的树典型一般，忠奸之别，事在人为耳！翁同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名节，于江山社稷何益？李鸿章之所为，欲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最后落得个粉身碎骨，遗臭万年。用后人的眼睛看历史，自是先看到那些摇旗呐喊者，那是历史中最亮的斑点。其实，太阳底下影子最黑，倒是那些没有怎么晒过太阳的，或许还稍白一些。
海归艇长蔡廷干
蔡廷干（1861~1935年），字耀堂，广东香山县人。1873年，清政府选派第二批学生出洋时，蔡廷干被派往美国学习。归国后在福建水师任职。这在晚清封闭的社会中，算得上是一个少有的见过大世面的海归人士。李鸿章很器重他，将其奏调北洋水师，擢为都司，管带先进的"福龙"号鱼雷艇。
这是一艘北洋水师中最现代化、排水量最大、速度最快的鱼雷艇。新人开快车，美意自不待言。
1894年9月17日黄海大海战，蔡廷干率艇参战，适遇受重伤在逃的日舰"西京丸"。当时日本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正乘"西京丸"观战，因连中两弹，舵机损坏，仅凭人力舵勉强航行，加之后部进水，"西京丸"实际已无战斗力，只能任凭蔡廷干攻击。对这样一个死靶子，清军鱼雷艇连发两颗鱼雷，均未射中，使"西京丸"逃离战场。当时蔡廷干如能击沉此船，哪怕是撞沉"西京丸"，中日海战的天平将发生重大转变，桦山资纪也就不可能成为接收台湾的首要大员。
技艺未精而致战场失误，说到底是训练和作战经验的问题，而在刘公岛保卫战中临阵脱逃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了。1895年1月底，日军发动了对刘公岛北洋海军基地的进攻。双方苦战多日，互有伤亡，正处于相持的关键时刻。蔡廷干与王平等率15艘鱼雷艇和汽船逃跑，结果被日本海军围歼，蔡廷干等被俘。鱼雷艇队的临阵脱逃，弃岛而去，极大地动摇了军心，打乱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防御部署，使北洋海军的机动能力和战斗力大为减弱。如果没有蔡廷干等人的临阵脱逃，北洋水师的刘公岛保卫战本来可以坚持更长的时间以待援军，不致迅速崩溃，全军覆没。
这位由清政府花大把银子培养起来的海归艇长，不能说是一个不懂海战的外行人，然而却胆小如鼠，在战场上全无用处。今天，能把这一切全怪到清政府制度的腐败上吗？虽然这是我们目前分析评判历史的通用概念。与黄海海战中沉海而死的邓世昌相比，与那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出身的炮手王国成相比，清政府这笔出国培训费用花得实在太冤枉了。就这说来，"海龟"实在不如"土鳖"。
没有本事也就罢了，听从命运的摆布就是了。但没有本事的人又通常不愿听从摆布。甲午战后，蔡廷干因逃跑被俘，受清政府革职处分。但不久，他便投机钻营，加入了袁世凯的北洋幕府，被保以参将补用。辛亥革命前夕，调充海军军制司司长。1912年因佐袁有功，被任命为军事参议，旋受海军中将。1926年又被张作霖任为外交部总长，同年10月晋升海军上将。这个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逃兵，不仅逃过了战争的风险，逃过了清政府的惩罚，还逃过了社会舆论的遣责，并且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外交部长和海军上将。这种事情大概只有发生在那时的中国。熟知中国历史的人对于蔡廷干的升迁不会吃惊，但吃惊的是蔡廷干死后，由其后人所撰的《蔡耀堂行状》。这实际是为蔡廷干写的历史小传。这篇东西粉饰先人，曲改历史，混淆视听，达到惊人的程度。书中将蔡廷干黄海海战之作为，描绘成"与日舰西京丸激战三次，勇敢奋击，以少困众"，令敌"挢舌胆寒"。而在刘公岛保卫战中，他则是"为日军包围，全军覆没，先严义愤填膺，痛兹大难，遂投海殉节，漂泊半日不沉，为日舰捞救俘之以去，囚东京年余"。简直成了第二个邓世昌，不是民族英雄又是什么？这种把逃兵说成英雄，将无耻写成荣誉的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正面对的"历史"，你能相信它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