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连续发生十数起劫案，吏捕逐一拘捕不得，便心疑王五所为，告刑部，令吏卒往捕。王五所居之处在宣武城外，数百兵卒围其宅。王五以二十余人持械守门内，竟然无人敢入，只是在宅外呼号示势而已。相持至晚间，吏卒悉散归，王五亦著号衣杂入人中。次日，王五到刑部自首。太守问之，王五曰：你以兵取我，我不从命。今兵退之，我来自首。太守问数月间劫案，是否尔党徒所为，王五侃侃而言，全无遁饰。太守廉其材勇义烈，欲成全之，故意说：我知道这些劫案与你无关，你一匹夫而广交游，酗酒纵搏，此决非善类，我抓你是以小惩大。令苔二十，逐出。后来太守升任河南南阳知府，因官资不继，借贷无得，无人愿同行护送，心情郁闷。一天王五求见，曰：蒙公再生恩，无以为报。今闻公出守南阳，路途劫匪充斥，非小人为卫，难免被劫。且知公资斧无所出，今携二百两银来为盘缠。太守推辞再三后，答应到任偿还。由是王五陪太守上路，行至卫辉，大雨连旬，黄河涨水无法渡，而盘费告罄。太守无法，谋之王五。王五说：区区小事，何足难倒王五。言毕，匹马佩刀绝尘而去。同行从者惊谓：王五又去行劫了。太守大骇，惶惶不可终日。晚王五归，解腰缠五百金置几上。太守板起面孔说：吾虽渴，决不饮盗泉一滴。你快走，毋污我。王五大笑说：你怀疑我打劫吗？我王五虽卑微，但区区五百金，难道还借不到吗？太守不信，请商人至，果出借据，太守始谢而受之。王五将太守送至南阳方返京师。
戊戌变法失败，王五到谭嗣同寓所，劝谭出奔，愿亲自护送。但谭死心已定，谢绝之。后来戊戌六君子弃首菜市口之后，王五私下结社，聚壮士数百人，欲建大事。不久，义和团起事，王五率众应之，后被八国联军所灭。按说小人不入史乘，大刀王五，以布衣据口碑而入史乘，实是世间少有之人。
但史料所记大刀王五之事极稀，只知其以义气为首，享誉京师，而其事迹乃众人口碑传之耳。
大刀王五，充其量是一布衣侠客罢了，却博得民间百姓口口相传，而那位护才的太守，即便史料再充实周密，也没有留下姓名，更不用说他还有什么轶事了。百姓衡量人自有自己的标准，这标准便是义气。对于朝廷来说，义气根本算不得什么，忠心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故王五得以在民间流传，而廉节如此的太守在庙堂之上却难得彰显。
再思之，那大刀王五为何不惧怕官军和太守，对于执掌着生杀大权的太守，王五无丝毫怯意，反而与之交上朋友，并以报恩的形式确立了两者的关系。太守在接受王五恩惠的同时，实际上承认了自己的弱势地位，而王五的强者形象和感觉也因此而诞生了。世间的评价即便以强弱之势论之，太守也不过是缈小的普通人，虽然身穿朝服，屁股下有那把椅子顶着。
由王五眼中看太守，那只不过是个无能的稻草人，鸟儿之所以不怕稻草人，是因为发现了普通苍蝇在它手臂上爬行。原本的弱者之所以可以不怕强者，是因为发现了强者的虚弱之处，而这一切，都与勇气无关。
庸人黄瑞兰
黄瑞兰何人？看过《走向共和》电视剧的人可能还会有印象，那人原来是李鸿章的一个亲兵，后来分管旅顺炮台弹药库，因贪污了购买弹药款而被杀头的小官吏。这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更准确点说，是个小人。许多人以为这是电视剧的虚构，其实历史上确有其人。
黄瑞兰，出身举人，是李鸿章的合肥老乡，淮军组建的那年投靠了李鸿章，为淮军记室，管着往来文书的收收发发。官至直隶候补道，大概相当于今日的巡视员之类。此人最大的特点是糊涂，不能做事。李鸿章对他的评语是："貌似质直，而举动任性，办事糊涂，文武将吏皆不愿与之共事，迹其语言狂妄，似有心疾者，其人实不堪任用。"（李鸿章奏稿）史料记载黄瑞兰共有三事：同治元年，调充上海前敌文案，前往招降太仓太平军，偾事被囚，待淮军攻克该城始救出。光绪五年，黄瑞兰由工部主事指捐道员到直隶，委办旅顺口工程，因办事不力被李鸿章撤去差使，赋闲在家。后来又赴京钻营，被保荐统带北洋水师赴闽，旋因李鸿章上奏，以不堪任用作罢。而电视剧中说黄曾做过李鸿章的亲兵，并在剿捻时服伺李鸿章，为其吮脓疗痈，黄李交情非同一般。这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历史。由于这个感人情节的创作，无形中拔高了李鸿章的思想境界，能够大义灭亲，使他由一个人人共知的卖国贼变成了高大全式的先进人物。文艺创作之妙笔生花术概见于此。
庸人一般有三个特点：首先是糊涂，脑子一盆浆糊。终日想事，不知做何，开口滔滔，离题万里，无事不能，终不成事，一生碌碌，却总是找不到北。由于糊涂，所思所想之事，均理不清线索，找不出头绪，办起事来只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常常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糊涂的人不能成事。
其次是钻营，由于凭本事没有饭吃，庸人就把精力用到了钻营上，靠钻营来弥补能力之不足。走门子，认老子，当孙子，只要能傍上一个大官就成。
那是淮南王得道，鸡犬升天。黄瑞兰就是凭藉在京城钻营的本事，被保荐统带北洋水师，足见钻营之得力。最后是任性，做不成事就乱来。随心所欲，指鹿为马，乱搞一气，是庸人混迹之特长。我做不了事就捣乱，让你也做不成事，使能人不彰其能，也衬得庸人不显其庸。办事糊涂，极力钻营，举动任性，是谓庸人三技。
凭心而论，要说脑瓜子不好使，也不是庸人的错，那是父母给的，原是怨不得人的。其实糊涂尚能自安，倒也省事。但是糊涂的人常常以为自己很聪明，于是乎，语言狂妄，拳脚大伸，哪吒闹海，率性施之，将水搅浑，浑水摸鱼。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点子多。这样一来，庸人参政，就不仅仅是可怕，而是害人了。
余常思，一个人格极为卑琐的小人，顶着一盆浆糊，又如何能爬得上仕途的高阶！由黄瑞兰的发迹史可知，庸人干政也是有手法的。其一是舍得花钱，"指捐道员"；二是善于钻营，获得"保荐"；三是努力攀缘，结党营私。仕途之道，并非净土，总会有些小人挤进权力中心。他们表面上装得老实忠厚，"貌似质直"，颇能迷惑一些人，阳面上的能耐不够，就在背地里干阴活，贴标语，造谣言，无事生非，打击忠贤，排斥异己。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汤。能有李鸿章这样识得庸人，将其剔除，"以不堪任用作罢"者，毕竟少数，更不用说那些远不如李鸿章者。故以庸治庸者，难矣；以能治庸者，险矣。今日，黄瑞兰以一个庸碌小人，在死后百年尚能被人记得，拥入大雅之堂，走进传媒，以自己的赴刑来为大人物如李鸿章者做拔高铺垫，在为别人敷粉的同时，也沾带些香气，足见庸碌小人随处可见，命运之长久。
古时，官位不能世袭，但爵位可以世袭；文人的身份不能传世，但文化的传统可以继承。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家族，世代延续着家族的文化传统，成为名震海内的豪门世族。"旧时王谢堂前燕"所说的王、谢二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王家影响至大，出过书法史上令人仰望的大家王羲之、王献之；谢家也出过诗歌史上卓有成就的谢灵运、谢眺。但是与王家比，谢家应算小字辈。谢家的骤起，源自"淝水之战"。当时指挥这场作战的，是谢灵运的曾叔祖父谢安。战争获胜后，谢安封为庐陵郡公，其子侄三人被封为县公，一门四公，荣宠之盛，谢家自此臻于鼎盛。可以说谢家为东晋王朝的生存，立下过不朽的功勋。但是当这个王朝濒于灭亡时，谢家却没有一个人像屈原那样为之殉身，甚至连一丝惋惜也没有。没有也就罢了，不幸的是谢家却背弃旧主，改投新庭。
谢氏家族
取代东晋王朝的是刘裕，丹徒京口里（今江苏镇江）人。传说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但已无从查考。不管怎样，到了他这一代，家道早已沦落得不成样子。父母早死，幼年孤苦，三十多岁了还在乡下种田，后来投靠了北府军刘牢之当兵，而这支队伍正是谢灵运的祖父谢玄创建的。故而，刘裕的身份有点近似谢家的家丁。谁料，就这么个泥腿子，仅用20年时间，居然龙登九五，成为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刘裕搞"禅代"时，便是谢灵运叔叔谢澹一手操办，把皇帝玺绶从司马德文的颈上取下，挂到刘裕的脖子上。谢灵运自然也是属于趋势的一派，为刘裕大唱颂歌，称之"宏功懋德，独绝古今"。
然而由刘宋新朝的权要眼中看去，谢灵运不过是个公子哥式的人物，充其量是个耍笔杆子的文人，自然不会授予什么实权。宋文帝对他"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谢灵运在朝颇不得志。之后宋文帝一纸诏命，又将其打发去永嘉（浙江温州）任太守。虽然后来唐代的柳宗元和宋代的苏东坡都担任过这一官职，并做出过一些政绩，但谢灵运对此官位却不屑一顾。因是名公子孙，才能又出众，谢灵运认为自己应当参与时政机要，如今远离了权力中心，其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于是上任不到一年便辞官而去，回到了会稽风景绮丽的东山，开始经营他的山庄。可是这种官宦人家的子弟，打出生便和政治结缘，在他们的基因里，对权力的热衷也许远远超过对山水的眷念。新皇帝刘义隆登基后，挑中了谢灵运，出任秘书监，主持《晋书》的编写。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臣的角色，谢灵运当然心不甘情不愿，遂两次辞官回家。谁想，谢氏家族的大户派头，惹恼了当地的地方官，后来他索性兴兵反叛，被斩首弃市。
谢家所处的时代，是个动荡混乱的年代。从淝水之战（383年）到谢眺之死（499年），谢家经历了东晋和南朝宋、齐三个王朝，十四个帝王。当年在东晋时，傲视一代的谢家，谁人比得了，现在一些下九流的人物，居然沐猴而冠，当了天子，连他大才子谢灵运也不得不俯首称臣，听候摆布，心中的不满之气自然难以平抑。谢灵运这种在显赫和富足的环境中养成的那种清高与狂傲，也许正是他最后倒霉的根本原因。
鲁迅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屈原究竟离开了什么，值得那样呼天抢地地悲号？是因为离开了权力，离开了权力的中枢。所以，中国的古典文学，大约可以称之为贬谪文学。如果只是发发牢骚，倒也无关宏局，但是超过了这个界限，可就危险了。谢灵运便是这样一个走向危途的人。这也难怪刘禹锡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功名社会中，富与贵本是一种对人的称量。当时，国家以功名别尊卑，财富并非是衡量人价值的尺度，所以富者未必尊。随着近代社会的来临，天下之势偏重于商，功名社会之尊便时有穷之，遂使富与贵联为一体，而功名日渐不彰。将精神化为物质，使复杂变为简单，此社会之进化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