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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隋唐(4)

隋文帝对选举制度也作了重大改革。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开皇中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里的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就是唐代制科的由来。还有词科也在这时出现了,如韦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以此推算,他十八岁时,正当开皇十六年。由此可见,明经、秀才、进士诸科都在开皇时设立了,而在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隋文帝的新政富有开创性,经唐朝发扬光大后,融入了中国封建政治的血脉之中。尤其是科举制度,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变迁发展,一直延续到清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个层面。这也成为隋文帝新政中最大的闪光点。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选举制度,它创立于隋,完备于唐,是继汉代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选举制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门阀世族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这一矛盾围绕选举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庶族地主为了加强中央对于选官的控制权力,冲破门阀世族的垄断,踏上仕途,在曹丕称帝以后,由吏部尚书陈群主持制定了九品中正制,即九品官人法,作为新的选举制度。在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对门阀世族的确有一定的限制。但在曹魏后期,特别是西晋以后,九品中正制逐渐被门阀世族所把持。到了东晋,门阀制度发展到高峰,门阀世族世代为官,几乎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几乎都由他们占据,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到东晋后期,世族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对门阀世族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多寒士掌机要;梁朝时发生的侯景之乱;北朝末年相继爆发的边地六镇、关陇、河北等地的抗暴斗争,都沉重打击了门阀世族势力。在这种形势下,北朝开始了对选举制度的改革。西魏、北周时,中央朝廷掌握的选举权力日益增大,这对于吸收有才干的人才到封建政权中来,从而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它为科举制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隋朝统一全国后,继承和发展了西魏、北周的政策,而且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选举官吏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的吏部。隋炀帝时创置了进士科,由此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

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比较完备的选举制度。

考生的来源有两种:一是生徒;二是乡贡。

生徒是指朝廷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其中国子学收高级官员(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员(七品以上)之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律学、书学、算学,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中央六学统属于国子监。朝廷设的学校还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和东宫的崇文馆,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员之子。在地方上,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生徒的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就是要求生徒熟记经文,考帖经;讲,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口试,要求生徒通经义,教师问其若干条经义,生徒则按条答复。学生考试合格后,便可以参加朝廷由尚书省的吏部(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举行的科举考试。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也就是那些没有上过学,通过自学成才的人,他们可以向所在州县报考,经考试及格,由乡贡到尚书省,参加吏部考试。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而且在不同的时期,科目的设置也不尽相同。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予、道举、制举、武举等。科举经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最初以秀才科为最高,但由于很快即被废止,所以在当时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许多名臣多是这两科出身。而在这两科中,又以进士科最为人推崇,而且也最难考,百人中仅取一二人,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后代沿袭科举制,实际上沿袭的就是进士科。唐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改易变动非常的频繁,其基本的规律是从较为简单到复杂严密,由不断变动到渐趋稳定,从不完善到日趋完善,逐渐形成为一种固定的且行之有效的选举制度。

唐代国家一级的科举考试称为省试,起初由尚书省的吏部掌管。唐高祖武德年间,由吏部的考功司长官考功郎中具体主持,唐太宗时改由其副长官考功员外郎主持,唐玄宗开元年间改由礼部主持。武则天还开创了殿试的先例,但与后世省试之外皇帝另行殿试的做法仍有区别,而且唐朝的殿试并不常有,到后代才真正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

省试的时候,考生们需自带水、炭、脂炬、餐具等,等候胥吏点名,方可依次进入贡院。考场内部都用荆席围隔,考生坐在廊下答题。试卷一般不糊名,日暮后烧尽两三支木烛,考生就必须要交卷了。考生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不会的题目,就在考卷上写“对未审”三字。考官批阅试卷时,对于回答正确的就批写一个“通”字,对于答错或未回答的问题,就批写一个“不”字。

唐代被举送参加省试的人,可称为“举人”,而应进士科考试的人,可以泛称“秀才”,这些称呼后世仍然沿用,但意义却同唐朝完全不同了。凡省试落第的考生,可以入国子监学习,准备再考。省试被录取称“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官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门生”。这些得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去举行宴会,称为“探花宴”,唐代着名诗人孟郊在其登第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进士们还要到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称“题名会”,又大宴于曲江亭上,谓之“曲江会”。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仪式活动,以显示其荣宠。

至此,科举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考中了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官,合格后才能授予官职。

唐代的科举制在隋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充实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科举制度,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建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一直被后世所沿袭,直到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才被正式废除,其间共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考试中,共计约产生了七百多名状元、近十一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者极少。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李渊晋阳起兵

大业末年,隋王朝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各地的割据势力竞起逐鹿,首先是借炀帝征伐高丽之机在扶风自立唐王的唐弼和延安郡的刘迦论,其后便是马邑的刘武周、朔方的梁师都、榆林的郭子和、武威的李轨和金城的薛举。起兵于晋阳的李渊集团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面对隋王朝摇摇欲坠的败局,李渊知炀帝的猜忌嗜杀,深恐自身难保,所以,在天下大乱之际,李渊也在秘密酝酿起兵反隋。

在隋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太原自北齐北周以来,就是天下精兵的所在。隋朝在太原仓储十分丰厚,有数以千万计的布帛,人力物力都是非常雄厚的。只是由于隋朝尚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可以控制,李渊只能按兵不动,以等待时机。不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晋阳令刘文静所分析的,由于当时炀帝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洛阳,牵制了隋军的主力,刘武周、梁师都纷纷建国称帝,群盗数万却无主统辖。此时举兵正合时宜。刘文静向李世民建议招集避盗人太原城的豪杰有十余万人,加上李渊自己的兵马数万人乘虚入关,号令天下,成就了帝业。刘文静的主张符合李世民的心意,二人利用晋阳宫监裴寂与李渊的旧交之谊,拉拢裴寂,让他将起兵的意图转告李渊。当时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讨伐突厥,炀帝以出兵讨击不利派人执李渊诣江都问罪,虽然几天之后诏使便宣布赦免李渊,但这些虚惊促使李渊决意起兵反隋。

首先,李渊让刘文静伪造敕书,发太原、西河,马邑等地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男子为兵,岁暮秘密集中到涿郡,再讨高丽。这一消息使人心惶恐,思乱者增多。随后又以讨伐刘武周为名,募集士卒,再派人到河东召建成、元吉及其家眷,又到长安召柴绍,并聚晋阳。李渊将召募来的士卒交给长孙顺德、刘弘基统帅。李渊的副将王威、高君雅对李渊的一系列举动心怀疑虑,恐其有异志,欲借晋祠祈雨之际,除掉李渊。五月,李渊利用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假称密状告发王威、高君雅勾结突厥谋反,早已准备好的刘弘基、长孙顺德立即将二人执系处死。至此,竖起了晋阳起兵的大旗。

太原起兵后,迫于突厥力量的强大,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结盟,一方面免遭突厥进攻的威胁;另一方面还可以借助突厥士马扩充实力。李渊采纳了他的建议,自为手启,卑辞厚礼,与突厥始毕可汗通好。又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并立代王侑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然后挥师南下,打下西河郡后开仓赈济,远近应募者也日渐增多,李渊命三军分置左右,通称为义士,建大将军府,任命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三统军;任命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统军。并任命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李渊亲率三万兵马七月初十军门誓师后南下攻隋,并沿汾水进军关中。师入崔鼠谷至贾胡堡,离霍邑五十里时,驻守的隋将宋老生有精兵两万,和屯驻河东的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连兵据险,企图阻遏唐军。时值阴雨连绵,道路难行,加上粮食匮乏,增援的突厥兵也没到达,又风闻突厥与刘武周欲袭晋阳,李渊举棋不定,欲回师晋阳,以图后举。世民与建成力主西进,主张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使李渊打消了退兵的念头。八月初,天气转晴,军粮也运到了,李渊便率军取道向霍邑进军。李渊亲率数十骑至霍邑东门外,然后派建成、世民各将数十骑逼城于东、南门诱敌,宋老生果然中计出战。李渊派人谎报宋老生已被斩,扰乱对方军心,宋老生入城不得,为刘弘基麾下所斩。唐军占领了霍邑。随后势如破竹,连下临汾、绛郡,至龙门,九月,进而进围河东。

在河东,由于屈突通婴城自守久攻不下。李渊以一小部分兵力继续围攻河东,主力则西渡黄河,进军关中,进驻朝邑长安宫后又兵分两路,以建成、刘文静率王长谐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以防备其他势力入关,另一路以世民率刘弘基等诸军数万人沿渭水北岸西进。至泾阳,收编稽胡刘鹞子义军。在雩县,有李渊从弟李神通和李渊女儿平阳公主起兵与李世民相呼应。沿路陆续有当地武装力量的归附,使主力迅速扩充,约期围攻长安。十月,李渊到长安附近,建成、世民合军达二十万,建成从东、南两面进攻,世民从西、北两面进攻长安。十一月攻克长安,长安留守隋将阴世师、京兆丞骨仪被执杀。唐军入城后,备法驾迎代王即帝位于天兴殿,是为隋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恭帝以李渊为假黄铖、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为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军国机务、文武设官、宪章赏罚都由相府处断。以建成为唐世子,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元吉为齐国公。次年,世民又徙封赵国公。

义宁二年(618)五月,炀帝在江都被杀,恭帝禅位于唐,李渊正式即位,国号唐,是为唐高祖,建都长安,改元武德,唐王朝由此而建立。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子。母亲是太穆顺圣皇后窦氏。隋代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出生于高祖在武功县的别墅里。传说当时有两条龙在别墅门外游戏,三天才离开。高祖到岐州任刺史,太宗当时四岁。有个书生自称擅长算命,晋见高祖说:“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见到太宗,说:“龙凤的姿貌,天庭隆起的仪表,年近二十,必定能济世安民。”高祖怕他把这话泄露出去,准备杀掉他,书生忽然不见了,于是取“济世安民”的意思作为名字。太宗年幼时聪明多智,见解深远,处事果断,不拘小节,当时人们都摸不透他。

大业末年,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围困,太宗应募前去救援,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部队。临出发时,对定兴说:“一定要携带旗鼓,用来虚设队伍,迷惑敌人。始毕可汗全国的军队,敢于来围困天子,一定以为国家仓促间派不出援兵。我方部署队伍,让数十里旗帜相连,夜晚则钲鼓声相应,敌人必定会以为救兵云集,望见我军的行尘而逃去。要不然,敌众我寡,敌人全军来战,我方一定支持不住。”定兴听从太宗的意见。部队在崞县宿营,突厥的侦察骑兵跑回去报告始毕说:隋朝的大军已到。突厥因此解围而去。高祖守太原的时候,太宗十八岁。有高阳盗贼首领魏刀儿,自己起个号叫历山飞,来攻太原,高祖袭击敌人,深入贼阵。太宗用轻骑兵突围进入贼阵,箭射贼兵,所到之处,敌皆倒退,于是把高祖从上万贼兵的围困中救出。这时正好遇上步兵开到,高祖与太宗又奋力进击,大破敌兵。

这时隋朝气数已尽,太宗暗中图谋起义,常屈己下人,舍财养客,群盗大侠,无不愿效死力。等到义军一起,便率兵夺取西河,攻下了它。拜右领军大都督,右三军都归他统领,封敦煌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