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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宋朝(2)

北宋建国后,契丹一直是北宋的心腹大患。太平兴国七年(982),十二岁的辽圣宗即位,其母萧太后临朝称制,正是母寡子弱的时候,宋太宗便想趁此时机大举北伐。于是他派出了三路兵马,其中的西路便由潘美、杨业率领,潘美就是《杨家将》故事中的潘仁美。不过潘美可不像故事中说的是个大奸臣,而是宋初时的一位名将,为人平易近人,处事也十分谨慎。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唯独没有削夺潘美的兵权。这倒不是赵匡胤对他格外开恩,只是因为他每次赴镇,都把妻儿留在京城,太祖有人质在手,当然不怕他造反了,所以就可以保留兵权了。正因为潘美的谨慎,才使得他虽功高震主,却能长保平安。

这一次,潘美和杨业出兵北伐,他们出雁门,至寰州(今山西朔县东),与契丹兵一场恶战,迫使寰州刺史开城投降。接着,他们又攻下了朔州(今山西朔县)、应州(今山西应县)、云州(今山西大同),捷报频传。然而,不久就传来了宋朝东路军败退的消息,而中路军也已退回境内。西路军一时间成了契丹军集中兵力攻击的对象。而此时,宋太宗令潘美、杨业等护送云、朔、寰、应四州的百姓迁入宋朝境内。还没等他们行动,萧太后就亲率大军夺回了寰州。面对这种形势,杨业建议不要与契丹直接交锋,因为他们的任务只是迁移百姓,同时他详细地讲了如何使余下的三州百姓安然撤入宋朝境内的方法。但监军王侁对此却极力反对,主张直趋寰州与契丹军交战,但杨业认为这是必败之道,王侁一听,竟讥讽地说:“你不是号称杨无敌吗?怎么今天一反常态,不肯出战,是不是有别的打算啊?”杨业原本是北汉降将,王侁这番话分明是说他有二心。情急之下,杨业遂请求出战。临行前,杨业深知此一去凶多吉少,便对潘美倾诉自己对太宗的忠心,立誓要报答太宗的知遇之恩。接着他遥指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对潘美说:“这次出战,肯定是要失败的,你们可以在这里埋伏步兵,等我打到此处时,步兵齐出,说不定还有救。”潘美依计而行,和王侁率领士兵们在陈家谷口列阵以待。

辽军那边一听说是杨业出兵,哪敢轻敌,于是由耶律斜轸亲自迎敌,并把杨业引入了大将萧挞凛的埋伏圈。杨业再勇,毕竟寡不敌众,从天明战到了日落,只杀得人困马乏,血染征袍。忽然,他看到了陈家谷口,心中顿生希望。他知道那里有潘美的伏兵,于是有意放慢速度,诱敌进谷。耶律斜轸正想进谷,猛然醒悟,怀疑谷中有埋伏,但此时士兵们已如潮水般向谷内冲去,萧挞凛只得让耶律斜轸守住谷口,挡住后面的士兵,他自己率兵冲进了谷口。

满怀希望的杨业拍马进了谷,却发现谷内寂静无声,根本没有宋军的影子,心里凉了半截,杨业长叹一声,凄然地说:“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如此不讲信义,我杨业死不足惜,可这些将士难道也要白白地搭上性命吗?”于是他准备出谷后由自己引开敌人,让将士们抄小路去逃生,众人听了,十分伤感,忽然有一人问杨业:“元帅,您家里也有妻儿老小,有什么话要让我们带回去的吗?”杨业说:“我入宋以来,也没立什么功劳,哪能再以家人的事麻烦朝廷!儿孙自有儿孙福,我没什么可担忧的。只是请你们转告朝廷,说我杨业有负圣恩,不能再为朝廷出力了。”这番话令将士们热血奔涌,纷纷要求留下来与杨业同生共死,杨业再三相劝,众人却执意跟随。杨业深知契丹兵瞬息即至,于是他率众出谷,沿小路向南而去。不料行至狼牙村时,被辽军包围。杨业身边的百余名将士力战而死,杨业身负重伤,犹孤身奋战,最终被擒,绝食而死。

由此看来,杨业的死的确与潘美有关,但潘美也并不是存心要陷害杨业,只是因为他们在谷中埋伏了很久,不见杨业来,王侁以为杨业已击退辽兵,便急着去抢功。潘美虽是主帅,却也不敢得罪监军,只得撤出了谷。待听说杨业兵败,再返回去救援时,为时已晚。潘美因此被官降三级,王侁则被发配金州(今陕西安康)。

杨业共有七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儿子杨延玉与杨业一同战死。另外的六个儿子中,人们最熟悉的是杨延昭杨六郎,延昭本名延朗,据《宋史》记载,延昭实际上是杨业的长子,而并非行六。延昭智勇善战,驻守边防二十余年,治军严整,身先士卒,在士兵中颇有声望,契丹人也闻名丧胆。延昭生有三子,其中文广颇有乃父之风,在边境屡立战功。杨业的其他几个儿子也都被朝廷录用为官。

早在南宋时,就有人把杨家将编成了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为这个故事增加了不少虚构的人物,增加了诸多鲜活的生动情节,使杨家将成为了忠义的化身。

澶渊之盟

五代时,石敬瑭为做皇帝,向契丹称儿割地,拱手相送了燕云十六州的土地,使中原失去了屏障,由此埋下了战争的祸端。

早在宋朝建立之前,契丹就已建国,国号辽。宋朝建国以后,每代皇帝都念念不忘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宋太宗就曾两次大举攻辽。而辽朝则因为五代时周世宗曾夺走十六州的瀛州(今河北河间)和莫州(今河北任丘),故而以收复失地为名,不断南下。就这样,数十年来,宋辽战争不断。随着辽朝国力的增强,辽圣宗统和十七年(999)、十九年(1001)、二十年(1002)、二十一年(1003),辽军连续南下,宋军接连失败,令当时在位的宋真宗忧心忡忡。

就在真宗一筹莫展之际,他正确的用人策略使形势出现了转机。北宋景德元年(1004)七月,宰相李沆亡故,宰相位空缺,真宗选中了毕士安。按照宋制,宰相一般由三个人担任,至少也要由两个人担任。于是,真宗就让毕士安再推荐一个人,毕士安便向真宗推荐了年轻有为、慷慨忠义的寇准。他对真宗说:“如今边境多事,需要的就是这种不计个人得失、敢想敢干的人。”其实真宗早就想用寇准,但又觉得他太年轻,所以想让毕士安这样年高有德之人扶持一把,如今毕士安一番话正合真宗的心意,于是毕士安和寇准被同时任命为宰相。

寇准十九岁中进士,早在宋太宗在位时就得到重用,可惜他嫉恶如仇过于刚直的性格终不为太宗所容,被贬为知州。这一次真宗重新起用他,可以说是找到了扭转宋军败势的良方。

当寇准听说北部边境常有小股辽国士兵出没,便断定辽军要大举进攻,于是他告诉真宗要加紧练兵。果然不出寇准所料,闰九月十三日,辽圣宗、萧太后率大军倾国出动,气势汹汹开进宋朝边境,直抵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威胁宋朝都城开封。急报飞来,朝廷上下一片恐慌,真宗也是惊慌失措,唯有寇准镇定自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寇准的镇定可不是装出来的,因为他很清楚,各要塞已有重兵把守,而辽军多年兴兵,国力已弱,此时又孤军深入,必败无疑。而参知政事王钦若则不同意他的观点,反驳说:“去年四月,辽军南下,我们的部署和现在相同,怎么就打败了呢?何况上次来的只是辽的大将,而这次辽圣宗、萧太后亲自率军,这怎么能取胜呢?”寇准不想与他争辩,只说了一句:“我自有我的主意。”真宗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寇准的妙计,当晚就把寇准召了来询问对策。寇准说:“以往我军失败,都是因为士气不足,此次,臣请陛下御驾亲征,将士们必然士气大增,还愁不胜吗?”这条妙计可是真宗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没有当即答应寇准,而是又召见了毕士安,问他寇准的想法是否可行。毕士安当然是举双手赞成,这促使真宗下定决心亲至澶州。

这时,辽军与宋军已经开战了,寇准一方面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另一方面为真宗御驾亲征积极作着准备。辽军不断攻城,宋军坚守城池,几次交锋,辽军没占到一点儿便宜,反而接连损兵折将。萧太后见到战事不顺十分烦恼。这时,有一人借机劝说萧太后与宋朝罢兵结好。萧太后身边怎么会有人劝她与宋朝结好呢?这人可不是辽人,而是宋朝的降将,名叫王继忠,他曾是高阳关副都部署,在一次与辽作战时,被辽将活捉。萧太后觉得他是个人才,便厚待于他,他也就成了萧太后的亲信。但王继忠毕竟是宋人,看到家乡父老惨遭屠杀,于心怎忍,于是便提出了议和的想法。此时的萧太后年事已高,连日鞍马劳顿,已令她心力交瘁,何况又难操胜券,还不如罢兵议和呢。所以,王继忠一提出议和,可谓正中下怀,萧太后即刻令他修书一封转呈真宗。

真宗收到信后,先是怀疑对方议和是真是假,而后又提出要辽朝先派使者来求和,以避免他们提出割地的条件。而辽朝那边则提出要宋朝先派使者,双方各执己见,谈判还没开始就告吹了。

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宋军捷报频传,萧太后再次提出议和。而此时的真宗却在宋军连胜之时决定由宋朝先派使者,拱手把主动权让给了辽朝。

这时,真宗也已起程,向澶州进发。一路上,真宗胆战心惊,越临近澶州,离辽军也就越近,真宗开始后悔此行,再加上一些主张南下金陵避难的人的挑唆,真宗动摇了,心生返程的念头。但寇准等人力主继续向北进发,尽快赶到澶州。真宗无奈,只得前行。这一天,真宗在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的胁迫下,终于登上了澶州北城门楼,天子的黄龙旗在城门上迎风飘扬,城下的将士们群情振奋,山呼万岁。辽军见了这阵势,士气大减,而且在此之前,辽军的一员猛将萧挞凛被宋军射死,更使其锐气大挫。此时真宗似乎应乘胜退敌,但他还是希望议和以求暂安。

真宗派出的使者曹利用几经周折终于到了辽军营寨,但双方各执一词,谈判无果。辽又派使者见真宗,真宗对于辽提出的归还二州的要求当然不答应。已经是宋朝的土地了,怎么可以再割让给辽朝?不过,对于给辽金帛,他倒是很慷慨,只要每年不超百万就行。但寇准却不这么想,本来他是主张一分也不给,一定要一举击败辽朝,以绝后患,但真宗却想尽快停战,哪怕是只换得数十年安宁,也心满意足。寇准虽然无法说服真宗,但他还是警告曹利用,岁币不许超过三十万。正是有了寇准这句话,曹利用到了辽营后,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先是坚决拒绝归还土地的要求,而后又紧守三十万大关,最终与辽达成了每年向辽纳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共计三十万两的协议。同时辽圣宗又提出与宋朝结为兄弟之国的建议,从此罢战息兵。随即,宋辽据此订立了盟约,这就是“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使宋辽之争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但岁币却如同一副枷锁,使宋朝一步步走向了被动,以至贻害无穷。但在澶渊之盟订立后的数十年间,宋辽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中原与北部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民族融合。

王安石变法

北宋仁宗时期,“三冗”现象已十分严重,即冗官、冗兵、冗费,官僚集团日益庞大,军队数量急剧增加,致使朝廷财政负担加重,而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又将财政危机转嫁给了百姓,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庆历三年(1043),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以整顿吏治为重点,但仅一年多就在保守势力的诋毁下夭折了。不过,此后部分地区的改革依然在不断地尝试着,众多的改革主张层出不穷,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也在逐渐成熟。

王安石自幼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在他少年时就已小有名气。二十二岁时他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他初为官是淮南判官,按照惯例,他在外做满一年官后,就可回京城考馆职,接下来就可以留在京城步步高升了。但王安石却不那么想,他觉得做几年地方官员,可以更好地了解民情,更多地积累从政经验,于是他放弃了考馆职的机会,被改任鄞县知县。

在王安石做知县期间,他开始把他的变法思想付诸实践。在青黄不接时,他把仓库的积谷贷给百姓,等到收获了以后连本带息一起偿还。这样一来,不仅使仓库中的存粮得以不断更新,而且也使百姓逃脱了高利贷的盘剥,于国于民都十分有利。王安石做地方官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措施,所以很受百姓的爱戴。同时他的淡泊名利的心态也很得一些高官的赞赏,文彦博、欧阳修等都曾多次向皇帝推荐他,但王安石都婉言拒绝了,依然做他的地方官。王安石的这一举动反倒使他的声望越来越高。王安石无意于升迁,而朝廷却不断地给他加官,嘉佑五年(1060),王安石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是一个掌管国家钱谷的官,这个官职令王安石踌躇满志,决心不负众望大干一场,于是他向仁宗上了一道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大意就是要依靠皇帝来实行由上而下的变法改制,只有富国强兵,才能扭转目前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可以说,万言书集中反映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然而遗憾的是,这份万言书并没有引起仁宗的重视。不过,王安石的主张却得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的赏识。他就是后来的神宗赵顼。当时,赵顼还没有即位,他经常听到周围的人谈论王安石,尽管未见其人,却早已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了然于胸。

仁宗时,王安石抱负无法施展,以母丧为由离职而去。英宗即位后,再招王安石复职,被王安石拒绝。英宗病逝后,二十岁的赵顼即位,立刻起用他为江宁知府,几月后又升为翰林学士。神宗迫不及待地召见了王安石,与他一起议论治国之道,王安石再度提出了变法主张。

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间,有关理财、整军及对科举、学校制度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同时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作了修改,并对学校的教材、管理等作了新规定。

新法推行了十几年,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应该说实现了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初衷。特别是许多新法的颁行抑制了高官的某些特权和豪强的兼并,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但也正因为如此,变法触及了高官、豪强的根本利益,因此从变法之初,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就在不断地阻挠新法的推行,特别是对王安石的攻击更是如潮水般涌来。

神宗是新法的积极倡导者与支持者,因此他力排众议,坚决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许多反对新法的人都被赶出了朝廷。但是,既然是新法,就总会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缺陷终于让保守势力抓到了把柄。他们获悉青苗法在河北地区执行时强迫百姓借贷,于是便想从此打开缺口,击倒新法。但这一次新旧势力的对垒,最终还是在神宗的维护下,保住了新法。旧派人物罢官的罢官,辞职的辞职,司马光也被贬出了京城,旧派势力大减,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接下来,神宗下诏对奉行新法不力的官员或贬或撤,保证了新法的顺利执行。